唐代成熟的礼乐制度

李唐王朝虽以武功夺天下，但却非常重视文治。唐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2]因此，唐王朝历代帝王、朝臣均非常重视制礼作乐，希望通过完备的礼乐制度实现仁治天下、万民亲和之局面。譬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谓诸臣曰：“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3]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行唐礼及郊庙新乐诏曰：“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固以同节同和，无声无体，非饰玉帛之容，岂崇钟鼓之奏。日来月往，朴散淳离，淫慝以兴，流湎忘本。……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郑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乎人心，稽之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修叙；施之律吕，金石于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行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阙后昆。”[4]据《通典》卷四一《礼一》记载，唐代有孔颖达、褚亮、虞世南、陆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颜师古等数十位朝臣、文士参与修订礼制。[5]正是由于王侯将相、文士名贤们寄希望于礼乐制度发挥移风易俗、安邦定国之用，唐王朝才多次修订礼典，创制礼乐，如此，促进了唐代礼乐制度发展的成熟。

唐代礼乐制度从最初沿袭隋礼至《大唐开元礼》问世，其间经历了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三次大规模修订。《新唐书·礼乐志》《通典·礼典》和《旧唐书·礼仪志》对此均有记载，以《旧唐书》记载为详，其曰：

由上可知，除高祖时期“国初草昧，未暇详定”外，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均对创建礼乐制度非常重视。其中，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所修《大唐开元礼》集前代礼典之大成，其对五礼仪式用乐之名目、器物之陈设、仪仗之排列、舆服之形制、祈祝之文辞载之靡细。故杜佑在《通典》中叹曰：“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7]宋人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赞曰：“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8]如此盛赞之词，正表明唐代礼乐制度之完备，礼乐发展之兴盛。

从整个中国礼乐制度发展看，唐代礼乐制度有更重要的意义。项阳认为，中国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以《周礼》为本、依“五礼”的演化脉络，中国礼乐制度发展从整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两周为礼乐制度确立期，汉魏、南北朝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隋唐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宋元以降直至清代为礼乐制度的延续发展，随着封建社会解体直至消亡期”。[9]所谓“隋唐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表明中国礼乐制度在李唐王朝进入了重新整合和规范的样态。从“乐”层面看，重新整合和规范意味着国家在发扬西周以降礼乐大曲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借鉴俗乐大曲的元素创制出新的礼乐大曲形态，这是唐代礼乐制度在整个中国礼乐制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终唐之世，从“十二和乐”、鼓吹乐等礼乐的创制、实施，到《大唐开元礼》等礼典著述的编修结集，大唐礼乐焕然大备、蔚为大观！正是唐代成熟的礼乐制度，丰富的礼乐文化，促进了唐代礼乐大曲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