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

四、宋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

由前文探讨可知，魏晋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为丝竹为主、金石为辅的样态，具体可能有钟、磬、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九种乐器。唐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形态文献无具体记载，所载多为多部伎各乐部的乐器。虽然以理推之，唐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可能与它们类似，但实际情形不可详知。与前两者不同，宋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形态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且承载机构不同，其乐器组合亦不同。如教坊、法曲部、龟兹部和云韶部，《宋史·乐志》曰：

云韶部乐器，陈旸《乐书》亦有记载：“凡歌员三，笙、琵琶、筝、拍板员各四，方响员三，笛员七，觱篥员各二，杂剧员二十四，傀儡员八，每正月望夜及上巳端午观水嬉，命作乐宫中。冬至、元会、清明元社，宫中燕射用之，然杂奏胡俗之乐于宫廷。”[65]较之《宋史·乐志》少杖鼓、羯鼓、大鼓三种乐器，但《文献通考》所载与《宋史·乐志》同，曰：“云韶部者，……歌三人，杂剧二十四人，琵琶四人，笙四人，筝四人，板四人，方响三人，觱篥八人，笛七人，杖鼓七人，羯鼓二人，大鼓二人，傀儡八人……”[66]因此，本书仍以《宋史·乐志》记载为准。至于钧容直承载的大曲所用乐器，仍见于《文献通考》：“钧容直者，……加歌二人，杂剧四十人，板十人，琵琶七人，笙九人，筝九人，觱篥四十五人，笛三十五人，方响十一人，杖鼓三十四人，大鼓八人，羯鼓三人，唱诞十人，小乐器一人，排歌四十人，掌撰词一人。”[67]兹根据上述记载，制宋俗乐大曲乐器组合形态表如下：(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尚有一些考古出土的宋墓大曲壁画亦刻有乐器组合相关信息[68]，如河南禹县白沙镇颖东宋墓大曲壁画[69]、四川广元罗家桥村南宋墓大曲石刻两幅[70]、河北省井陉县柿庄六号宋墓大曲壁画[71]、山西平定姜家沟村宋墓大曲壁画两幅[72]。图中所刻大曲乐器组合情况见下表[73]：

由以上两表可得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文献所载为俗乐大曲在宫中表演时的乐器组合，共涉及乐器十六件，规模最大的是教坊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共有十一件乐器，最小的是法曲部和龟兹部，均有八件乐器；墓葬壁画所刻为俗乐大曲在宫廷之外的地方官府或民间表演时的乐器组合，共涉及乐器十二件，规模最大的是禹县白沙墓大曲壁画，共有八件乐器，最小的是广元罗家村墓（二）仅四件乐器。这表明，虽然俗乐大曲在宫廷内外均有传承，但其乐器组合形态的规模有大小之别，不论是所用乐器的总数，还是具体乐器组合，俗乐大曲在宫廷表演的规模均较宫廷之外为大。

第二，俗乐大曲在宫廷内外表演时共通的乐器有琵琶、笛、笙、觱篥、方响、拍板、大鼓、杖鼓，宫中独有的乐器有揩鼓、腰鼓、鸡楼鼓、鼗鼓，宫廷之外独有的乐器有三弦、排箫、手鼓、板鼓。由此可知，俗乐大曲在宫廷内外表演时的乐器组合在保持相通性、一致性的同时，亦有各自丰富性的存在。

第三，宫廷内部不同音乐机构承载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亦有区别，其中教坊、云韶部和钧容直三个机构乐器组合相近，打击乐器三至四件，余下均为弦管乐器；法曲部和龟兹部乐器组合特色很明显，法曲部继承了唐法部音乐的特色，除拍板为打击乐器外，余下均为弦管乐器，是以弦管为主的乐器组合；龟兹部与法曲部乐器组合正好相反，八件乐器中除觱篥和笛之外，余下均为打击乐器，是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乐器组合，其中羯鼓、揩鼓、腰鼓、鸡楼鼓均为龟兹地区特有的乐器，显现出浓郁的地方音乐特色。

第四，魏晋至唐，琵琶是俗乐大曲乐器组合中最为重要的乐器，然而，综观以上两表发现，不论宫廷内部各机构或是宫廷之外，觱篥已取代琵琶成为宋俗乐大曲最重要的乐器。除了广元罗家桥墓壁画中没有觱篥，余下见于记载的俗乐大曲的乐器组合，觱篥和拍板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两件乐器。拍板的使用是承魏晋、隋唐旧制，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74]，觱篥在乐器组合中地位的上升，则显现出宋代俗乐大曲乐器组合之新特色。张炎《词源》曰：“若曰法曲，则以倍四头管品之（即筚篥也），其声清越。大曲则以倍六头管品之，其声流美。”[75]吴自牧《梦粱录》将觱篥部列为教坊各乐部之首，曰：“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76]这正是觱篥在宋代被称之为“头管”的意义。

综上可知，宋俗乐大曲在宫廷内部各机构以及宫廷之外演奏时，其乐器组合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在保持以觱篥、拍板等几件主要乐器一致性的同时，显现出各自的特色。其中，觱篥在乐器组合中占有首要地位，是宋俗乐大曲与魏晋、唐俗乐大曲在乐器组合上之最大不同，这是宋俗乐大曲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