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礼乐大曲的承载机构

太常寺职掌宫中郊庙、祭祀礼乐诸事，是秦置奉常以降之传统，赵宋王朝大体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宋初太常寺虽设有卿、少卿等乐官职衔，但实际职掌礼乐诸事者为太常礼院、太常礼仪院。

《宋史·职官志》载：

《宋会要辑稿》载：(https://www.daowen.com)

由材料可知，太常礼院与太常礼仪院虽为太常寺下属机构，但却在实际层面职掌礼乐诸事。换言之，太常寺的礼乐职能在宋初被太常礼院和太常礼仪院架空，太常卿、少卿等乐官徒有官职之名，无职能之实。《宋史·职官志》曰：“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79]又《文献通考·职官九》云：“宋初虽有九卿，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80]可知，太常礼院与太常礼仪院职掌礼乐实权的现象，是宋初官职建制总体特征在乐官层面的具体体现。既然太常礼院与太常礼仪院具有职掌礼乐实权，则其为礼乐大曲承载机构无疑。这是北宋初年礼乐大曲承载机构情况。

随着太常礼仪院、太常礼院相继被废置以及“元丰改制”官制革新运动的施行，太常寺才正其名义，始专其职，成为职掌礼乐的实权机构。当然，太常寺的礼乐职能具体由太乐局、鼓吹局[81]两个礼乐机构实现。《宋会要辑稿》曰：“太常寺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判寺，官一人或二人，以诸司三品以上充。又有太祝、奉礼郎掌奉祭祀郊社，令掌坐斋郎、协律郎，领大乐局、鼓吹等院。”[82]又《宋史·职官志》云：“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二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一人。”[83]由于鼓吹局专掌卤簿仪仗用乐，因此，真正职掌祭祀性雅乐大曲的机构是太乐局。此后，不论太乐局隶属于大晟府还是太常寺，其作为承载雅乐大曲直接机构和执行机构的性质均未有改变。

崇宁四年（1105年），国家在太常之外另设礼乐机构大晟府，[84]太常寺的礼乐职能再次被架空，本隶属于太常寺的太乐局、鼓吹局等音乐机构及其所承载的音乐悉数转由大晟府全权统辖。《文献通考》曰：“宋制，太乐局令一人，丞一人，……徽宗时置大晟府，……所典六案，曰太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乐，曰知杂，曰掌法”，“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崇宁后，隶大晟府”。[85]至此，大晟府典乐，太常寺掌礼，它们各司其职，互不相兼。《宋史·乐志》云：“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86]太常因“元丰改制”确立起来的礼乐职能随之被解构。只是大晟府作为独立于太常之外的礼乐机构存续时间并不长，至宣和七年（1125年）被废置[87]，仅二十载。其后，至南宋灭亡，国家在太常之外不再复设他种礼乐机构，太常寺在此百余年间其礼乐机构的性质、掌国家礼乐的职能均未改变，太乐局重又回归太常统辖，成为雅乐大曲的直接承载机构。

宋代礼乐大曲有雅乐大曲和宴飨礼乐大曲之分，雅乐大曲由太乐局职掌，宴飨礼乐大曲则由教坊承载，这是与唐代太常兼掌雅乐大曲和宴飨礼乐大曲不同之处。前文所引宋太宗所制十八首大曲相关材料，《宋史·乐志》将其列于“教坊”条下叙述，已是明证；在其之前云：“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雲长寿乐》鼓吹曲，以奏御焉。”[88]可进一步明确宴飨礼乐大曲由教坊承载之事实。同书又云：“若《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诸曲多秘。而《平晋普天乐》者，平河东回所制，《万国朝天乐》者，又明年所制，每宴享常用之。”[89]这些礼乐大曲虽然宴飨常用之，但因内容或歌颂本朝文治武功，或盛赞太祖美德，非寻常宴飨场合为用，故云“诸曲多秘”。正因于此，文献对其记载甚少，我们亦难以对这些礼乐大曲做进一步探讨。

至于宋宴飨礼乐大曲的承载机构“教坊”更为具体的研究，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