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译配的声调感
歌曲译配的声调感
歌曲是音乐和语言结合的艺术品种，二者不可或缺。从一定意义上说，歌曲就是语言的音乐化表现形式。没有由文字语言提供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象，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音乐；反过来，音乐又深化了文字语言的内涵，增强其感染力，并把诉之于视觉的文字语言转化为听觉的艺术形象。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在汉语中，与音乐有着密切关联的，是韵律、声律和节律这三个方面。前后二者，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在这一章里，我们专门来讨论声律，也就是讨论汉语的“声调”（或称“字调”）与旋律线条怎样般配的问题。
字调是汉语的独特的语音现象
目前我们统一使用的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普通话的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种，这是世界各国语言所没有的独特现象。西方语言由音节构成，只有重轻音之分而没有四声。西方作曲家为外文歌词谱曲时，只需考虑歌词的轻重构成的节律，而无需考虑歌词的字调。而中国作曲家为中文歌词谱曲时，不仅要顾及歌词的节律（句读），而且还必须顾及汉语歌词高低升降的声调。
例如瞿希贤的一首创作歌曲《拂晓的灯光》：
曲调和歌词四声结合得严丝合缝，这种情况，我们通常称之为“正字”（这一术语来自“字正腔圆”）。按中国戏曲和曲艺的提法：谱曲必须要做到“按字行腔”。曲和词的完美结合，对于生动地表达词意，加强歌曲的美感，让受众（听者）准确无误地听明白词义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与此相反，旋律线条（音高和进行）与歌词的声调不相匹配，这就出现“倒字”现象。
比如：“开门扫地”，普通话正确的读音是kāi mén săo dì,“风云雨露”读音是fēng yún yǔ lù ，如果我们字调颠倒一下，改读成kài měn sáo dī 和fèng yǔn yú lū ，恐怕谁也听不明白了。歌曲中，如果曲调和字调不相般配，无疑是曲调给唱词标上了错误的声调符号，这就是“倒字”了。
歌曲创作中也不乏“倒字”现象。为说清这一问题，先看几个常被用来示众的例子：
“灯塔”和“舵手”的声调都是由高向低，而曲调d1→a1五度上行大跳，恰恰与字调颠倒。于是听起来，“你是灯塔”变成了“你是等他”；“你是舵手”变成了“你是多瘦”，不知所云了。
再看：
“归来”的声调是由高向低，而曲调是五度和六度上行，也是“倒字”，听来就像是“鬼来吧，鬼来哟”。
“农夫”二字都是平声，声调高低相近，而曲调从c2→c1八度跳进下行，使“农夫”形成了“倒字”，听来十分别扭。
上述这些“倒字”的例子说明作曲家只顾着旋律自身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逻辑，而在局部上忽略了照顾歌词语言的声调规律。
写作歌曲，作曲家虽然必须“按字行腔”依循着歌词的语调和声调，毕竟还有相对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灵活处理手下的歌词。但译配歌曲，情况完全不一样，拿在我们手里的是已经定型的成品，曲调和旋律已不容半点变更。我们译配时，只能让我们的歌词译文的语调和声调去“迁就”原曲，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我前面一再打过的譬喻：创作歌曲是先有词，然后作曲家为之谱上曲，好比有了“脚”，然后定制尺码合脚的“鞋”。而译配歌曲恰恰相反，曲子已经摆在那儿了，我们必须为“鞋”寻找合适的“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译配歌曲，“音”字当先。
假设有这么一段“外国”歌曲的旋律：
歌词的“译文”假设是：“人说陕西好风光”。我们把它配入上述的曲调，唱出来分明就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歌曲又不能加注，演唱也不可能先作一声明：我们唱的是“陕西（shăanxi）”而不是“山西（shānxi）”。
现在再改配一下，听听是什么效果：
演唱听来依旧是“山西”，而不是“陕西”。我们再换一个方案：
这似乎比前面两种方案稍改善一些。如果觉得字调与曲调仍不够贴切的话，那么可能就要把这句“译文”设法移到以后的歌词中来表达这一层意思了。
上面是一首中国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可见，作曲家谱的曲与歌词的语调和声调结合得十分密切：这一旋律，配以“山西”，则是“字正”；而配以“陕西”就成了“倒字”。如果原词本来应该是“人说陕西好风光”的话，也许作曲家会谱成：
有一件事实最能说明字调和曲调的关系了。香港流行歌曲往往有所谓“国语”和粤语两种歌词版本，这两种版本的内容完全不同。因为普通话的读音和声调与粤语完全不同，如果用粤语去唱普通话版本，或者，用普通话去唱粤语版本，就会出现大量的“倒字”现象，同时原本工整的韵脚也变得韵脚错乱。从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当用另一种字调的语言去顶替原存的语言必定要动大手术。
译文的字调受旋律的制约
前面谈的是创作歌曲，而翻译歌曲，却是曲调在先，配词在后，因此在翻译歌曲中，“倒字”现象尤其严重。比如俄罗斯民歌《草原》（Степь да степь кругом）：
这里“我的马”是“倒字”，听来就成了“请把我的妈，交给我爸爸”。但这首歌篇幅短小，每段歌词只有4句，每一句只允许5个字，对于配歌来说，几乎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曾经一度把“请把我的马”改为“把我这匹马”，使听者至少不会把“马”误判作“妈”，但仍没能解决“倒字”这一致命伤。
后来我把这一段歌词重新译配，变换了语序，这才最终解决了“马”的倒字问题：
创作歌曲是“量体裁衣”，但译配歌曲，现成的、已定型的衣服就由不得我们了。这就是译配歌曲的难处。(https://www.daowen.com)
汉语中有不少同音（或近似音）而不同字调的词汇，如：平常——品尝、后退——后腿、乡愁——香臭、犹豫——忧郁、痛苦——恸哭、信服——幸福、愁眉——丑美、身影——声音——呻吟、寻思——寻死、频繁——平凡、包围——保卫、轻信——清醒、相守——享受、轨迹——诡计、叙旧——酗酒、亲手——禽兽，等等。这些词汇，在说话或朗诵时，由于有语调和声调，人们完全能够分辨，绝不会听错。但是用来配入现成的曲调中，如果不注意字调与旋律的般配，就相当于旋律为你的译文标上了错误的声调符号，于是就会产生歧义，令人觉得不知所云。例如：
听来就成了“把我生命里．．．．．．”
听起来就成了“香臭的滋味”“想吐的芬芳”。
听来就成了“包围城市乡村”，如果改配为“捍卫城市乡村”，既符合“字正”，又不至于令人误解。
这里“眼泪”和“眼睛”都是“倒字”，如果改配为“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就是“正字”了。
“如果”的字调由高向低，而旋律走向相反，改配为“假如”，就是“正字”了。
“假如”的字调由低向高，而旋律走向相反，“假如”改配为“如果”字就正了。
“眼泪”和“泪水”，“假如”和“如果”，含义相同，字调不同，彼此可因不同需要取代。但这种方便转换的情况较少，绝大多数情况为寻找含义相同（或相近）而声调却不同的、有时连带还需顾及韵脚和气口的词汇，往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
我译配一首歌曲得花10个小时以上，而这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至少三分之二的功夫都花在为“鞋”找合适的“脚”——让配上的译文尽量与旋律线的走向吻合，尽量避免出现倒字。
举一首美国流行歌曲《当身边有你在》（Sometimes When We Touch）的译配为例，其中有一句：
just beginning译成“刚刚开始”，在散文翻译或诗的翻译中，都不成问题，但在歌曲译配中，这里的曲调g1→c2呈四度上行，而“开始”的声调由高向低，形成了严重的“倒字”。流行歌曲，其音乐和口语结合得较为密切，如果出现严重的“倒字”现象，会令人格外难以接受。为了这一小小的地方，这首歌搁了一个多月，直到想出了解决的方案，最后改为：“我只是刚刚起步……”，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倒字”化作“正字”。
再看一首俄苏歌曲《同班同学》（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
原词中，座位应是“第四排”，但“第四排”配入曲调形成“倒字”，所以改配“第五排”，这样就“字正”了。这是一首怀旧歌曲：主人公已成家立业，重访母校，看到当年坐过的课桌椅，回忆起当年的同班同学。座位“第×排”只不过是个勾起回忆的、以景抒情的情感代码，并无具体所指，译成“第1排”或“第11排”都丝毫不损害原作所要表达的一切。
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拉脱维亚的一首歌曲《大师》（Маэстро）：主人公是位女性演奏家，她每次总坐在第八排观赏她所崇拜的大师的演出，如今她也成为成熟的演奏家登台演出，而她暗恋着的大师正坐在第八排看着她。这里的“第八排”同样也是一种情感代码，并无具体所指。这首翻译歌曲在录音制唱片时，我要求歌手改唱：“我在第六排，在第六排，我的大师啊，你可明白？”但是歌曲谱在正式发表时，却维持原状，“我在第八排，在第八排……”。我怕遭到指责：翻译家连“第八排”这么个简单的字都会误译成“第六排”！
汉语中的四声，其本身就已包含着音乐上的旋律因素。必须澄清的是：单独的一个单字，无论属于四声中的哪一声，把它配入曲调中7个音级的任何一个音，都无所谓“正字”或“倒字”。只有若干字连缀成唱词，与前后相邻的单字互相制约并与曲调相配对，才会形成“正字”或“倒字”现象。
歌词以怎样字调组合才能和一定的曲调音高和走向相匹配呢？“乱点鸳鸯谱”是难以让“鸾凤和鸣”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门当户对”呢？下面试以双字组合为例（多字组合同理）列出大致的配音规律：
旋律走向
上行
下行
同音进行
相般配的双字组声调
阳平—阴平，阳平—去声，上声—平声，
上声—去声，去声—阴平
阴平—阳平，阴平—去声，阳平—上声，
阳平—上声，去声—阳平，去声—上声，同声词
同声词或其他声调都可，但在句末宜用
平声或去声，不宜用上声。
“正字”是常态，“倒字”是非常态。字调抑扬顿挫应当和曲调的高低升降紧密相配，但又不是绝对的。创作歌曲，有时根据内容的要求、表达和创造音乐形象的要求，或者音乐情绪和感情的需要以及适应旋律发展的自然趋势，也不完全受字调的束缚，在某些场合，“正字”和“倒字”二者有时是参差地结合在一起的。
翻译歌曲同样如此。翻译歌曲更受到原文内容和用语等多方面的制约，要求译文的字调与原曲的旋律走向完完全全地密合也是不切实际的。
据我的实践的体会，在下述一些情况下，对“正字”的要求较为严格，而在另一些场合，对于“倒字”可以稍稍宽容：
1.流行歌曲（通俗歌曲）、说唱风格的歌曲、吟诵性的歌曲、歌剧的宣叙调等，这类与口语结合较为紧密、语调感较强的作品，对“正字”的要求从严；
2.歌曲的主题句、高潮句、关键词以及结尾句，从严；
3.位处于弱拍的语助词、虚词、轻读字或单个字可以从宽；
4.节奏短急紧密、旋律呈平稳进行或级进进行的；或者节奏舒缓、拖腔抒情的，可以从宽；
5.前后紧挨着的两个音，音程幅度较大，呈上、下行跳进的，则对“正字”的要求从严；
6.单个字，即：不是双字词组或4字成语的，也从宽；
7.歌词中，时有某些词语反复咏唱，只要其中有一次以上是“正字”，其他“倒字”也就从宽处理，如《卡门》中的《哈瓦涅拉舞曲》，其中第2和第5个“爱情”是“正字”，其余3个均为“倒字”。
8.分节歌（一段旋律，两段以上的词）中，绝大多数部分应该尽量做到“正字”，则个别地方“倒字”可宽大处理。
总而言之，歌曲译配的质量，除了考察它对内容的恰到好处的传达，考察它对文学语言、对节律和韵律的恰到好处的把握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就看译配者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好“正字”和“倒字”的问题。我们说，一首翻译歌曲听来觉得“怪怪的”，多半是因为“倒字”严重；我们说，一首翻译歌曲“琅琅上口”，不仅是因为选用了发声响亮的词语，而且必定是出色地处理好了词曲的“门当户对”，也就是为已定型的“鞋”找到了最合适的“脚”。
我译一首歌，每每要花上10多个小时，是因为大部分精力都投放在让译文的字调的高低升降和旋律的上下起伏妥帖地结合上。有人认为我的歌曲翻译“自由度较大”，这“较大”的原因也因为是在竭力避免“倒字”，扶持“正字”。
“正字”和“倒字”是歌曲翻译中最令人头痛的难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倒字”是最能见歌曲翻译家功力的试金石；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倒字”是评判配歌优劣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因为“倒字”现象是歌曲译配技巧中最常见的、不易克服的病症。
下面，举一个典型的、满是“倒字”的翻译歌曲的例子（用方括号托着的是“倒字”）：
这首译文从文字翻译的角度来评判，应属上乘之作；然而从歌曲译配的角度来评判，则是失败之作。同一篇译文，得到两个迥然不同的结论，就因为那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体裁。
一首翻译歌曲如果满篇“倒字”，唱着别扭，听着怪异，那么，即使译文译得再漂亮，韵脚押得再工整，我也认为不足取。当然，你干脆只“译”不“配”，只把它作为纯歌词的译文，又作别论。
最后，我不厌其烦地再提醒一遍：歌曲译配的质量，就看译配者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好“正字”和“倒字”的问题——这是评判配歌优劣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原为《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六章《歌曲翻译中的声调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