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猫》用汉语歌唱

英国《猫》用汉语歌唱

继《妈妈咪呀》（Mamma mia）之后，亚洲联创推出了第二部中文版音乐剧——《猫》（Cats），这是很有魄力的大手笔。

戏剧《猫》剧在世界上已经有14种语言的演出版本（中文版是第15种）。把外国戏剧译成本国语言演出，这在别的国家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一出洋腔洋调的外国音乐剧换用中文来演出，这在当下的中国恐怕有些吃力不讨好，没准儿还会招来非难——这是我最初的担忧。

外国音乐剧打造中文版，《妈妈咪呀》和《猫》并不是吃螃蟹者。早在1989年，中央歌剧院就推出过中文版的百老汇经典名剧《异想天开》（The Fantasticks）和《乐器推销员》（The Music Man）。1998年，成方圆、王刚还主演了中文版的《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除此之外，据我所知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央和地方的艺术院校也在小范围内演出过中文版的百老汇音乐剧，如上海戏剧学院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上演的西洋经典歌剧，如《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货郎与小姐》《青年近卫军》以及《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游吟诗人》片断等也都是用中文演唱的。许多老龄朋友至今还能用中文演唱《饮酒歌》和《哈瓦涅拉舞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人开始对用中文演唱外国歌曲持排斥的态度，似乎洋剧只能用洋文来唱。

美国迪士尼公司把动画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打进中国时，特地花了大价钱请了港台歌星用中文演唱了影片中的所有歌曲，不料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挞伐声一片（虽然挞伐者大多是年轻人）。但迪士尼不为所动，接踵而至的《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海洋总动员》（Finding Nemo）等，其中所有歌曲依旧坚持用中文演唱，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所播映的动画片，依旧坚守这一传统——全部（包括歌曲）中文版。

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外国人想把他们认为本国优秀的文艺作品介绍给中国，希望通过中文版让更广泛的中国人容易接受并喜欢上他们的这些文艺作品，而中国人（当然就是部分中国人）宁可听不懂也要欢迎“原汁原味”的外国戏而不愿接受中文版。

从这个背景上来说，《妈妈咪呀》和《猫》倾力推出中文版，其意义远远超出戏的本身。在此之前虽已有中文版《异想天开》《音乐之声》演出，但影响范围不大，而且当时还没有形成“洋剧必须用洋文演唱”的社会环境，因而也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妈妈咪呀》《猫》在国内外海选演员，海选剧本译者，在国内许多城市巡演，借重各种媒体宣传，造出很大的声势，这对于打破“洋剧只能用洋文演唱”的怪圈，让以后的外国经典歌剧和当代音乐剧的中文版演出能够更顺利地在中国剧坛上有一席立足之地，无疑是起到了披荆斩棘的作用，其功不可没。在中国的音乐剧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称道的记录。凭这一点，足以向他们致敬！

该剧《妈妈咪呀》的唱词是采用瑞典ABBA演唱组合的现成的热门歌曲，并不是专为该剧而作，歌词内容有些游离于剧情，相对来说，译配时的束缚和顾忌较少，译文有时为了配歌的需要，与原文有所出入并不影响人物和剧情。但《猫》剧就不同了。《猫》剧的歌词出自英国二十世纪现代派大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笔下。艾略特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文译者这就面临着两难选择：究竟以艾略特的原诗为重？还是以劳伊德·维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为重？如果以“诗”为重，忠实于艾略特原诗的行文风格、遣词造句、意象、典故和表述方式，那么翻译出来的歌词，中国观众是很难听明白的。这样的唱词会让剧场观众一头雾水。艾略特的诗歌作品现在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大家不妨翻阅一下便可知。

歌曲是一种瞬间的听觉艺术，演员一唱出口，必须在第一时间让受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不容停顿下来细细猜测琢磨，因此，如果以“剧”为重，译者就必然要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对于唱词进行二度创作。《猫》剧的中文译本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探索一个平衡点。

我有幸受聘担任中文版《猫》剧翻译的高级顾问，于是有机会了解了主办方完成《妈妈咪呀》和《猫》剧中文版的大致运作过程。脚本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多方征募的。应征的译者大多是得知消息后毛遂自荐的，其中还有港台人士，甚至有海外华人来稿。各人的译稿经过一番筛选，然后请一位精通英语的人（据说是一位曾留学英国的博士）把初步选定的中文译本译回英语去，最后再由英国制作方把关，审阅有哪些是与原文出入较大而必须修改的。

译配《猫》剧（其他任何音乐剧或歌剧悉同此理）有两个重要环节，概括地说：一个是“译”，即，把外国的语言文字恰到好处地转换成我们本国的母语；另一个是“配”，即，把译文恰到好处地配到剧中的音乐中去。

对于当今中国的英语水平，我是很有信心、没有悬念的。主办方送来的、初步选定的译稿，从文字转换角度来看，那几位译者翻译的都不错，看得出他们都有相当的外文素养和中文文学素养。但从“配歌”的角度来看，作为音乐剧的唱词，也就是说，要把译文配入音乐好唱，仅有外文和中文文学素养是不够的，还得具备音乐方面的素养。

业外人士大多对什么是“歌曲译配”不太了解，都以为只要把外文转换成中文，增减些字数以凑齐音符数，再押上韵脚，就大功告成了。其实，所指的“配歌”，除了上述各点以外，关键的关键，是要反复选择恰当的、符合旋律升降的词语，让每个词组的字调（汉语有四声，这是欧美语言所没有的）去凑合原曲的音调和节奏。打个比方，原曲好比一双已经制定的水晶靯，你只有上天入地去找到灰姑娘辛德瑞拉（找到符合音乐的词语）才能穿得上这双鞋。否则的话，唱词里就会出现“倒字”（借用中国戏曲的术语，是指四声错乱，字音颠倒的意思），唱来就别扭拗口，听来异腔怪调。歌曲译配的最高境界，是让人觉得劳伊德·维伯当初就是拿中文歌词谱上曲的。

这里试举一个小小的实例：老前辈猫Old Deuteronomy出场时，众猫远远看不清楚来的是谁，他们唱道：

Well of all thing can be really.

No,yes,Ho,Hi,On my eye

“不是，是的，嚯，嗨”原是表示众猫的七嘴八舌，各种情绪。但如果就这样直接配上歌曲演唱，观众就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了。

[谱例1]

听起来就像是“不是祸害”了。

众猫在介绍这位老前辈猫时还有这么几段唱词：

【原词】

【费元洪译文】(https://www.daowen.com)

我的译配词如下：

[谱例2]

剧中还有一个细节：最后一场，老前辈猫告诫人类如何与猫们相处，唱词的原译文如下：

戏剧的唱词是和动作、表情结合在一起的。排练时，发现唱词和动作脱了节，于是把这一句按照舞台动作改为“鞠躬，还要记得脱帽”。

最后一声“哦，猫咪”，在中文语境中实在不像是见面寒暄语，所以在后来的排练中曾改成“早安！”“你好！”最后落实为“久仰”！

里与“久仰”一词的确很传神，很到位，很符合中国人的礼仪习惯，却也留下了两个缺憾：一是这一段唱词，通押“齐韵”，到最末却突然脱了韵。二是“久仰”一词在这里与曲调结合呈现严重的“倒字”，唱出来成了“久央”，观众听得不知所云，因此，演员在唱到此处时不得不将原来按旋律的咏唱改变为按汉语语音的吟诵，这多少影响了音乐的完整性。这是两种不同语言和不同语音的无可奈何之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译稿。从“配歌”这一点来衡量，应征的译文中有几首，可明显看出译者不识谱，不懂音乐。他们只是数一数每一乐句有几个音符便填上几个汉字而已。因而唱词中“倒字”频出、轻重音紊乱。对这样的译文（哪怕文字译得很美）也只能割爱，或者推倒重译。

译者中有两位年轻的姑娘——贾懿和程何。令我惊讶的是：她们非常年轻，程何是大学四年级在读，贾懿稍年长几岁，曾赴英国留学；她们都是读理工科的，都不是文科生；她们能识谱，对音乐的感觉也不错；她们下过苦功，钻研过艾略特的作品，借鉴过《猫》剧的德文译本。

里与《妈妈咪呀》的中文译本，她们是主力，但那时她们译配歌曲仅跟着感觉走，以自己觉得唱来顺口为准。对歌曲翻译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她们不甚了然。我后来给她们俩讲解了汉语语音（四声）如何与旋律的高低相结合，以及歌曲翻译的一些技术问题，她们悟性很高，在这次《猫》剧的译配中，她们就自觉地、自如地运用翻译技巧避免“倒字”。她们甚至对我译配的《回忆》中有一句“崭新的生活”指出是“倒字”，建议改为“全新的生活”。因此，《猫》剧的中文译本，她们俩依旧担当主力，后生可畏。

里与《猫》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名曲是迷人猫格绿泽贝拉Grizabella唱的那首《回忆》（Memory）。我早在22年前（1991年），也就是《猫》剧首演后的第十年就已经译配了这首歌，在《歌曲》月刊上发表，并由毛阿敏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旋转舞台”演唱过。当时《猫》剧还没有在中国上演，但是广播电台三天两头在播放芭布拉·斯屈莱珊（Barbra Streisand）的演唱版本。我译配欧美流行歌曲，通常自由度较大，但译配《回忆》却比较拘谨，因为我知道歌剧、轻歌剧、音乐剧中的选曲，其歌词很可能与情节、与动作、与表情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没有条件观看现场，看不到演员的举手投足，也猜不透导演的舞台调度，译配是不敢轻易发挥的。

关于《回忆》，这次修改定稿的过程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小插曲。

比如，作为关键词的memory，在这首曲子里共出现5处。重复使用某一些词语，是流行歌曲常见的手法，可起到加深印象、强调词义的作用。但那些重复的词语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来看，有时候反而觉得单调枯燥。中国的古典诗词很讲究避免“同字相犯”——规避重复的词语是写诗必须遵守的规则。因此，我在译配《回忆》时，就根据不同的内容将memory分别译为“梦境”“回忆”“旧梦”“记忆”“回味”。

比如原文歌词：let the mem’ry live again.我的译配词是：“愿那旧梦再重温”。那位英语博士把我这句译文直译回英文：let me dream again.英方的导演罗宾森夫人（Jo-Anne Robinson）指出：“回忆”不是“做梦”。我向她解释了中国诗词的审美意趣和“同字相犯”的禁忌，告诉她，在汉语语境中，“梦”不光是睡眠时大脑皮质产生的幻象，有时还引申出其他的涵义，例如“回忆”“记忆”“思念”，甚至“理想”“追求”等等。中国诗词往往用不同的借代词来诠释同一个词义。罗宾森夫人接受了我的解释，表示理解。

又比如，《回忆》中另一句，原文是这样的：

Daylight，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我的译配词是“我要迎接旭日的东升”，那位英语博士把我这句译文直译回英文：

I want to welcome the rise of the sun

罗宾森夫人认为：welcome一词的情感色彩较弱，不足以体现迷人猫格绿泽贝拉渴望新生活的迫切心情。我对罗宾森夫人解释说：在汉语中，坐在家中等客人来，叫“等待”“期待”；客人来了，表示“欢迎”；跑出门外去就叫“迎接”，“迎接”正是迫不及待的意思。汉语的“迎接”不等同于welcome。罗宾森夫人说：OK。

《回忆》中有一个词的翻译，是审稿时争议最激烈的，那就是touch me。这里的touch并不是一般性的“碰触”的意思，而是一种表示情爱的肢体语言。在欧美的流行歌曲中，touch me常和love me，kiss me，hold me等词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无法译成汉语唱词的，偏偏这一词又处在全曲的高潮。网上曾有人把它译为“靠近我”，我认为，一则，原曲此处只有两个音，多了一个汉字，多少有损于节奏的均衡感；另一点，“靠近我”一词也过于疏远，远不是迷人猫所盼望的，倒还不如“拥抱我”之类较贴近原意。

我在译配时颇费一番心思。最后采取了变通补充的译法，把这一句译成：“来吧，你的爱抚和温存……”。

接下去的步骤轮到那位英语博士，他把“来吧”译成come here，这自然是不错的，但英方却误读了。他们提出：touch me和come here在含义上、在情感色彩上完全不同。我向他们解释了touch me之不可译，汉语语境和英语语境的差异，并且说明“来吧”在汉语中并不一定是“从那里到这里”的意思，有时是表示“做某事或某一动作”。比如“咱们来唱歌”并不是come here and sing together，而是let’s sing。“来吧”用在高潮乐句中，在汉语语境中最能体现出迷人猫渴望爱抚和温存的强烈感情。

罗宾森夫人欣然接受了，但英方的音乐总监夏普尔先生（Fiz Shapur）还纠结在come here上面。他认为演员唱“来吧”come here是引不起内心那种激情的，他建议，如果touch me无法用汉语表达的话，干脆这一句就唱英文。罗宾森夫人当即表示反对，她认为全剧都用中文演唱，就这一句却用英文，大大不妥。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导演和演员到排练场上去决定究竟采用英文还是中文。罗宾森夫人说：“今天下午就要正式开排了，不能再拖延了，你是专家，你做决定”。我说：“既然如此，就唱中文词！”

远在“好，就这么定了！”罗宾森夫人说。

远在伦敦的劳伊德·维伯2012年7月为中文版《猫》的上演特意写了一段话：“对我而言真的是很荣幸，因为《猫》是我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作品。”

中文版《猫》剧目前已经巡演了好几个城市，反响不错。对于中文译本，互联网上虽然也有拒斥之声，但声势远不如当年对动画片《狮子王》的挞伐。显然中文版已经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组知名人士的观后感。作家王蒙先生说：“汉语唱着没有别扭的感觉，让人感觉还挺顺，翻译得也好，主题歌翻译得真好，是非常成功的。”戏剧教育家徐晓钟先生说：“我觉得，翻译基本上是不错的，把歌词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有很大难度，感觉到翻译者注意到了歌词的节奏，文字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是统一的。当然，有些字的音韵还可以调整。”

当然，这些认可的话也含有“客气”的成分。我觉得，《猫》的中文译本还留有不少遗憾之处，是可以再精益求精，做得更完美的。

写于2013年1月21日

附文

田总：

您好！观摩了两场以后，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您说的有些唱词听不清，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演唱，而不是唱词。判断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唱词有问题，那最多是个别地方听不清楚，不会有这么大面积的盲区。

判断的理由之二：如果唱词有问题，那就应该是任何角色身上都可能发生“听不清”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英雄猫自始自终的全部唱段我们听得非常清楚；摇滚猫的自我吹嘘的唱段虽然带有港味，某些词句也有些含糊，但他在其他场合的叙述性唱段都是口齿清晰。还有，性感猫的一些演唱也听得分明。而小猫的不多的几句唱词，我们几乎一句也没有听出来，其原因包括音量小，声音没有穿透力，被音乐压住等。此外，两只小偷猫的唱词也多半听不清楚。

北京人，不必学，天生都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进了戏剧学院，他们仍然还得受严格的语音训练和发声训练。音乐学院也是如此，除了学习发声方法与技巧之外，学习咬字吐字也是一门重要课程。唱戏曲和唱民歌还得讲究字正腔圆。于是我们见到：在舞台上的话剧演员说话有共鸣，声音有穿透力，无论语速多快，他们都能把每一个字清晰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从戏剧学院出来的话剧演员可以去演电影、电视剧，而没有受过语音训练的影视演员要在舞台上演话剧，那可就让观众的耳朵为难了。这个例子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会说话会唱歌，未必就能在舞台上说得清楚、唱得明白——这是两码事。我觉得我们的某些演员在语音发声方面的基本功还有欠缺，得请王作欣老师多加点拨和训练。

咬字吐字和发声方法是让观众听得清楚唱词的一个关键。例如：摇滚猫里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能让我改变”多次出现，但除了最后一次口齿清楚，前面各次听到的只是“呜噜呜噜改变”。恰恰就是这一句是他唱段里最关键的一句，演员必须花些功夫把它唱得十分清晰，无论它有多快的速度。

汉语和外语不同。汉语有四声，而外语只有轻重音节，因此在演唱汉语歌词时，局部地方难免会有四声与音乐旋律不够融洽的地方，这就需要演唱者在演唱时作适当的微调。

我觉得，剧院猫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对不少的关键词或者语音和曲调有裂痕之处采用吟诵的办法，使观众能够完全听清楚。这样的处理是对头的。

但是有些地方，显然是汉语歌词出了问题。比如最后一曲，有一句唱词“再说声久仰”。原文的意思是“你鞠躬脱帽，用这种方式和他打招呼：哦，猫！”。贾懿、程何的译配词是“再说一声早安”。“早安”一词表达上是优是劣，且当别论，但它确与曲调结合得十分贴切。而现在改为“久仰”（我相信不是她们自己改的，既不押韵又是倒字，她们不至于犯这样低级错误），意思也许不错，但与音乐一结合，形成了倒字，听起来就成了“再说一声久央！”难怪所有人都听不懂了。“久仰”用在这里，既不押韵又是倒字，而且又是在结束乐句上，演唱者甚至无法进行语音微调，这里，除了撤换“久仰”，别无它法。

合唱不容易听清，这种现象并不是《猫》独有的，合唱音乐会也大多如此。《猫》一开头的唱词听不清，这多少影响了观众欣赏的兴致。但不是说合唱一定听不清，比如贵族猫和女声的对唱合唱，又比如海盗的合唱也都可以听清八九。由此可见，第一场的唱词（其中有不少是单独唱）必须再好好打磨一番。应该会有改善。同样地，火车猫的演唱也需好好打理。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有好几位演员在唱到句尾最后一个词时，往往就收声了，成了一组残缺的词，叫观众怎么能听得懂呢。这一点一定要加以纠正的。

顺便带一句：刘扬唱的《回忆》，激情有余，沧桑感不足。同时，唱前半首时，咬字和吐字还得打磨。

以上是我的一些观感。下面再谈谈猫的名字。

艾略特给每一只猫都取了一个“个性化”的名字，而且都与角色的内容有关。比如，领袖猫Deuteronomy，以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为名，火车猫Skimbleshands,“飞毛腿”的意思，迷人猫Grizabella是“美丽的格莉莎”，等等。都含有一定的隐喻，就好像我国的“黑旋风李逵”“及时雨宋江”等一样。这类诨名无疑是人物的标签，因为林黛玉不会用诨名“黑旋风”的。

由于中国人文化习惯，大家实在记不住长长的外国姓名。许多人对俄国小说望而生畏，往往由于书中那些难以记住的名字、父名和姓。《猫》第一次登陆中国的时候，不知哪位聪明人给那些猫们取名“领袖猫”“魅力猫”“神秘猫”等等，着实高明。电影《变形金刚》也给了众多的机器人取个明白易记的诨名：“擎天柱”“霸天虎”等等。而我们的《猫》居然没有采用这样的有利因素，真是大大的失策。我在你们刚开始筹划《猫》的文本翻译就已经提出过，当你们约我译配领袖猫的唱段时我又提了一次，全剧最后定稿那一天，我再提了一次，可惜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现在，那些难念的英文名字夹杂在中文唱词中间，观众分辨不出夹杂在汉语歌词中的“叽哩咕噜”是什么意思，这样既起不了“人物介绍”和“隐喻”的作用，又大大地影响了观众的收听效果。整场戏看完，我相信，连学过外语的人都未必讲得出几个角色的名字。若不是舞台两侧的字幕提供了猫们的诨名。观众们散场恐怕连一个角色也记不起来。

当然，现在再提这个意见已属多余。把唱词中那些外文名字撤换为时已晚，只留得无可奈何的遗憾了。

写于2012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