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理性及其敌人
我们只有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思辨力强的人们，才是苏格拉底所指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他们明白合乎逻辑的论据与背离逻辑的论据之间有不同，能区分论据的逻辑形式及其前提的真实有效性二者的差别。逻辑推理，如同讲母语，是人类天生的能力；毋庸置疑，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能力之一。通过简单的例子来教小朋友，结果一再表明：他们很快就可以掌握逻辑的基本内容。但是，正如母语学习一样，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都需要老师的帮助。大多数学生在复杂的语境中，或者听到电视上的政治辩论，并不能立刻发现其逻辑错误。大多数人脑海里面萦绕着许多需要厘清的头绪，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有些观点是否有逻辑上的连贯性，也从来没有审视一下有些推断是否有充分依据。
的确，这正是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对民主作出贡献的重要方式。如果我们所要面对的只是人们的信仰，我们如何才能进步？让人们厘清他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检验自己的信念是否一致，自己的推断是否有依据，正如波历马各斯注意到他和父亲所共有的信仰并不一致因而有所进步。阅读《理想国》的学生应该看出苏格拉底如何说服波历马各斯看清不一致的地方，但同时他们也应该自己体会苏格拉底论辩的妙处，是否确实能由他的前提得出他的结论。柏拉图身为作者，克服了书面文字所固有的消极性，其主要办法是激发读者进行逻辑分析和批评。
逻辑分析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我们在政治上错误地对待彼此，往往是由于不当的论辩。我们的推理方式如下：“我所在的社区黑人罪犯的比例很高，这儿有一名黑人，所以他很可能是罪犯。”“所有的母亲是女性。这个人是女性。所以她会怀孕，然后辞职，所以我最好雇佣一名男性。”这些当然是没有依据的推理，但是我们一直是这样“想”的。逻辑分析会消除这些混淆。它揭开伪装成理性的偏见的面具。没有逻辑分析意味着失去了对抗滥用政治权力的最有力武器。尽管逻辑并不会让我们喜爱彼此，但是它可以让我们不再假装我们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给与他人同情。
而且，逻辑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批判地交换意见，检验彼此的推理，而不是唇枪舌剑。比利·塔克赞成死刑，当他得知有人会花一星期的时间思考反对死刑的理由，觉得很有启发。这给了他一种新思路来看待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他们并非对手，而是跟他一样思考的人们，然后他渐渐理解了他们的观点。同时，他也渐渐意识到很多新闻报道中的推理极不恰当。这种见识让他开始谨慎起来，这种谨慎又让他与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更富有成果。
苏格拉底的论辩在今天的校园里并非没有遭到反对。它面临两种类型的反对意见。第一是来自保守派的反对，他们怀疑苏格拉底对论辩的执著会颠覆传统价值观。在学院之外这种反对的声音更大，但我们在有些校园里也能听到。例如，在贝尔蒙特，甚至连哲学系的存在都一度成为争议的话题。学生因为选择了哲学专业而在贝尔蒙特遭到反对。他们的同学用“世俗人文主义”这样的词来表达对哲学推理的不信任，暗指修读哲学专业的学生肯定已经将浸礼会的信仰抛诸脑后。
正如学生他们自己感觉的那样，这是个错误的结论。无论我们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我们都是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我们应该一起进行审议。哲学教育在这种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依照自己恪守的理念作出个人自己的选择以及用苏格拉底的方式和同胞进行论辩，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确实，我们的民主与其他很多民主制度不同，我们小心保护个人的宗教自由，保护这些个人的选择不会受到公众的争议。要求宗教信徒在公众领域运用其他传统背景下的人们能理解的论辩方式，或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这绝非是对任何宗教传统有任何不敬。
然而，苏格拉底式目标面临的往往是一种不同的抵抗，对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相关的现实和推理等等提出各种质疑。即使逻辑本身也会受到攻击。经常有人说——不仅是那些固执或缺乏同情心的人，支持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拥护者也这么说——逻辑论辩不适用于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有些反对苏格拉底的左派认为，逻辑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批判的工具就起不了作用，次于牢固的权力现实。就这个意义上说，不值得在它身上花费时间或寄予希望。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就如特拉西马库斯的态度那样，可以轻易被反驳，只需展示一下在追求正义的斗争中理性可以并且已经发挥的作用，并指出：如果这只是一场权力的游戏，那么无权者永远是输家。理性有其特别的神圣之处，使之超越于权力的倾轧。只有当理性在社会上得到尊重，少数派才能让当权者倾听自己正当却不受欢迎的要求。在柏拉图形象的比喻中，理性是一根金色的绳索，有时候被贪婪、妒忌和恐惧等铁制的绳索所推动（操纵着想象中的人类木偶），但是有时候又占有优势，并且总是闪耀着自身神圣的光芒。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把偏见和理性区分开，怎么能够揭露出反对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以及宗教自由等论调的伪装。如果民主社会不能从整体上进行这种区分，那么即使能揭露这些反对论调的伪装也无济于事。特拉西马库斯式的犬儒主义是解决无权者持续受压迫问题的良方。
然而，有些反对苏格拉底的左派对逻辑有更为激烈的攻击：他们告诫说，逻辑论辩的中心形式不适合女性、少数民族或非西方人的头脑。尽管有时候提出这样观点的人不希望给予少数民族和女性同等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些观点却是以主张进步的方式提出的，因而他们在学院产生影响，就好像我们只有承认逻辑是家长制的或是殖民压迫的工具这一“事实”，才能帮助弱势群体取得进步。但是，我们只有假定某人有能力理解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内容和推断的基本形式，才是对此人的人性予以尊重。我们低估了此人的人性，除非我们使之逻辑思考的潜能变为现实。这样的批评很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非西方人逻辑传统的无知以及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逻辑思考力怀有高人一等的态度。24并没有合理的证据支持以上观点，号称自己主张进步的人如此声称，也并不会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https://www.daowen.com)
但是逻辑论辩的目的何在？苏格拉底论辩并非为了好玩；他有一项任务：找到一种没有偏见的客观描述，可以经受得起批判的检验。反对苏格拉底的后现代派进一步恶毒的说法是：苏格拉底论辩的普通目标——真理和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声称，追求这些目标只不过是为追求权力和私利而作的伪装。
将这些观点中似乎可信的部分和那些天真而危险的部分区分开来，这很重要。我们应该承认，声称追求真理和客观推理的人们并非总是言行一致（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是指有合理的基础）。无论有意或无意，人们往往以追求真理作为掩护去追逐私利或维护为人所接受的习惯——正如苏格拉底经常揭露伪论辩而揭示的那样。然而，这种有缺陷的探究方式对于追求真理本身并没有多大作用。
我们也应该同意以下说法：对真理和知识进行现代分析给一种传统观念带来严重疑虑，这种传统观念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自己的思维就可以了解到世间万物的存在方式。量子力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技术性工作使很多哲学家赞同康德的观点，人类对世界有所认知并真正能对之进行描述，完全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概念和智力。即使是进行观察，似乎也是以理论为指导，运用的概念源自我们自己脑海中的范畴（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这些观点已经确立；有些人仍然维护受攻击的“现实的”画面）。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强烈反对：有些哲学家赞成康德的看法，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将某一种概念视为最接近现实的形式；有些人则认为适当的概念有很多种，判断其是否正确的标准极为严格；还有人采取更为灵活的多元主义。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奎因（W.V.O.Quine），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25大概除了罗蒂外，所有人都仍然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论辩来确定那些声称客观而没有偏见的主张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进一步同意以下观点：在评估某种说法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在形成所包括的概念过程中，社会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上述提到的哲学家注重于分析科学知识和语言典故，并没有怎么考虑政治对追求知识的影响。因此，他们并不总能注意到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对权力的热望会影响基本的道德和社会阶层的分类。柏拉图笔下的人物特拉西马库斯和卡利克勒斯（Callicles）已经明白这一点，他们指出有权势的集团可以如何频繁地定义道德准则，以便让他们自己永远享有优势地位——例如，在“正义”的定义中包括听从统治者，这样被统治者就会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尽管大家对福柯的著述颇有微词，认为它历史不完整，概念不清晰等等，但是它包括了重要的见解，是“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哲学界里唯一真正重要的著作。
那么，我们应该同意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近来强调的几个重要的看法。追求真理是一项人类的活动，在这个人类时常贪婪追求权力的世界里运用人类的才能来进行。但是我们不应该同意的是：这些事实逐渐破坏了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康德学派的观点——以及它的现代传人，例如普特曼、奎因和戴维森，并非猛烈攻击真理和理性，而是对这些目标进行全新的阐释。承认语言和人类思维的贡献，就会使纯朴的经验主义失去效力，但却让苏格拉底站住了脚。我们不需要放弃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用有细微差别的方式理解这些目标，考虑一下我们的范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苏格拉底自己对于超越人类经验的真理并不感兴趣，然而他认为追求道德伦理对于完善人性极其重要。在道德哲学领域，康德和其他美国实用主义者对真理进行的非超验式探索已经有所进展。
意识到权力和利益在概念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会因此让我们对摆脱偏见感到绝望：这只不过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把合法和非法的利益区别开来，甚至在探寻某个概念的其他方面时也该如此。这种区分使苏格拉底式的生活更加复杂，但并不会使它不可实现。26
那么，对今天的学术界极为有害的趋势是放弃追求真理和客观性，就好像这些目标再也不能对我们起指导作用。这种对真理的反驳并不是最近才有，例如，我们在特拉西马库斯和古希腊怀疑论的著述中都曾见过。27但是这些反驳是诡辩，原本很有希望在校园实施苏格拉底的目标，由于这些诡辩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用咄咄逼人的论辩来证明他们更为极端的结论。他们甚至解决不了物理和语言方面的专业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谈论这些事情时必需要面对的。因此，他们在哲学领域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而对这些事情的有细微差别的描述则数量颇多。如果某人一直在钻研奎因、普特曼和戴维森，那么德里达关于真理的思想就不值得学习。然而，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他们影响颇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著述并不像哲学家的专业书籍那般难以接近），使学生们认为那些知情人对苏格拉底及其目标不屑一顾。这是为何我们应该在本科课程中开设哲学课的进一步原因：因为这个领域能给其他领域的辩论提供洞察力，并以真正苏格拉底的方式揭开流行权威的伪装。对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和目标进行批判性的诘问，这本身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方式；我们必须继续下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苏格拉底的理想，厘清事物本质，并找到一个可以经得起批判性审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