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公民

每当人们问他来自哪里，他都会说：“我是世界公民。”

——第欧根尼·拉尔修，《犬儒学者第欧根尼的一生》（Diogenes Laertius，Life of Diogenes the Cynic）

安娜在中西部地区一所大型州立院校学的专业是政治学。她一毕业就从商，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工作12年后，她已经升职为中层管理者。公司某天派她前往新近开设的北京办事处。1她需要知道哪些知识，她先前所受的教育能否让她胜任新的角色？作为中层管理者，她跟中美两方的雇员一起工作，男女职员都有。她需要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工作（而不是假定只有一种方式）；她需要知道如何建立合作型网络，中美雇员之间合作时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误解。对中国的近况有所了解很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仍然对中国人的态度有影响。安娜还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最近出现的呼吁妇女回归家庭的政策，以及与之有关的让妇女先行下岗的做法。这意味着她必须了解儒家传统中以及当代中国环境下的性别关系。或许她应该了解一下美国学术界的妇女研究对中国大学的妇女研究运动产生的影响。当然她需要对人权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如何批评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才是合理或明智的。以后，安娜会遇到反非洲的种族主义问题，以及政府最近企图阻止HIV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移民入境。要处理好上述问题，她需要了解中国过去对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态度。这也意味着，即使她明白她所处的社会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也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只是稍稍作了些准备——上过一些关于世界历史的课程，但是没有哪门课程探讨文化多样性的普遍问题以及在多样性的环境下如何证明自己的道德评判有道理；没有哪门课程探讨人们对男女各自作用或家庭结构的不同理解；没有哪门课程探讨性行为的多元差异及其跟人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她震惊地发现，她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其他地方却一点不怪，而她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在其他地方却是怪事，她没有上过哪门课程让她对这种震惊做好心理准备。她想象自己可以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生活中，可是由于缺少实践而受阻。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费了一番功夫才在中国安顿下来，而公司对新环境的适应也并不一帆风顺。但是，她性格坚韧而且好奇心强，坚持留下来，对文化差异也有了很深的了解。她现在计划在北京生活，觉得这对公司也是重大的贡献。

在北京待了几年后，已经三十多岁的安娜两年前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她当时对中国的官僚作风已经深有了解，在克服一些障碍后，她很快在北京的一家孤儿院找到一名女婴。之后，她面临的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挑战。即便是日常生活最普通的活动中，文化差异都会让她的生活多姿多彩。她雇佣的中国保姆按照中国最常见的做法，把孩子的四肢用襁褓包得一动也不能动。通常，不管是面部表情还是言语上，保姆跟孩子都没什么交流，孩子想要什么就立刻给她，不鼓励她自己动手。安娜的本能做法则完全相反：她冲孩子微笑，鼓励她挥手，不停地跟她说话，希望她自主行动。保姆觉得安娜这种过度活跃的美国方式让人神经紧张；安娜则认为保姆妨碍了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安娜的母亲来访，被保姆的做法吓坏了，想搬来同住。但是此时的安娜对文化差异已经颇为了解，能够在母亲和保姆之间协调，想出一个大家都赞成的办法来带孩子。为此，她不得不努力思索，带孩子这样的小事没有普遍性，也没有自然而然这回事。但是，她得考虑自己跟保姆以及她母亲之间的共同需求和目标。她所受的大学教育可一点也没有教她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安娜是当今圣劳伦斯大学或是美国其他院校的学生，她可能会有更好的基础来扮演这种国际性角色。我们要想在商业上成功，并在新世纪里在有关人权、医疗和农业问题以及种族和性别关系等国际讨论中有所进展，那么美国公民就会越来越多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43岁的康妮·埃里斯（Connie Ellis）服务于伊利诺伊州锡卡莫尔（Sycamore）一家名为马里恩（Marion）的餐馆，正如她于1996年7月4日所说的那样，“你不能只囿于我们自己的国家——要放眼整个地球”。2我们必须教育人们成为世界公民，既感觉敏锐又善解人意。

每当人们问古希腊犬儒学者第欧根尼来自哪里，他都会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他的意思是不愿意仅仅用出身和所属群体来定义自己，而这两者是传统希腊男性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他坚持用更普遍的抱负和关心来定义自己。3斯多葛学派以他为榜样，更为全面地发展他那种世界公民（kosmopolites）的形象，认为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生活在两个社会里——一个是我们出生的社会，另一个是人类论辩和抱负的社会，后者才“真正伟大，真正普遍”。正是后者才是我们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最根本来源。对正义这样的基本道德价值观予以尊重，“我们应该将所有人视为自己的本国同胞和当地居民”。4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随后的哲学和政治传统，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他对这种态度予以改写，允许对自己所在的当地和群体有特殊的忠诚。斯多葛学派的观点通过托马斯·潘恩、亚当·斯密、伊曼纽尔·康德等人的著作对美国共和政体产生影响，这些人本身也影响了那些开国者。5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后来对爱默生和梭罗产生深远影响。

这种世界大同主义并不为西方传统所特有。例如，正是这种世界大同主义使印度哲学家兼诗人和教育领袖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作品变得生动。泰戈尔从古老的孟加拉传统中得出他自己的世界大同的看法，尽管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看法跟西方的世界大同主义融合在一起。6加纳哲学家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也赞许这种观点，谈到非洲人的身份问题时，他写道：“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特定情景中的人类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种，那么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7但是，对于在西方传统中长大的人们来说，很有帮助的一点是弄明白世界大同主义的根源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这些思想是民主公民权的重要源泉。如同苏格拉底开展批判性诘问的理想那样，这些思想应该成为今天高等教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