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叙事想象
在人类的交流中有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表达，投票者可以从中获得有关人类价值观的知识和信息，并对其敏感：选票应该尽可能反映出投票者有理智并能作出客观的判断。人们确实需要小说、戏剧、绘画和诗歌，“因为将会号召他们投票”。
亚力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
《第一修正案至上》（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世界公民需要懂得历史和社会现实。1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课程是如何满足这些要求的。但是有的人对生活了解很多，对自己的生活却知之甚少，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履行公民权。正如两千五百年前赫拉克利特所说，“知道很多事情并不一定就能了解”。马可·奥勒留坚持认为，要成为世界公民，我们不仅要积累知识，而且还必须培养善解人意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们做事的动机和所作的选择，不是把他们看作让人不能亲近的异类，而是认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共同的问题和可能性。宗教、性别、种族、阶层和国籍方面的差异使得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差异不仅影响到人们面临的选择，而且决定了他们的“内在”，他们的愿望、想法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此，文艺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培养想象力，这对公民权来说绝对必要。亚力山大·米克尔约翰是宪法方面杰出的学者，也是“审议式民主”方面的理论家，他在五十年前反驳一位反对者时就说过：正是因为将要号召美国人民进行投票，他们才需要文艺，而那位反对者则否认文艺与政治有关系。这并非是文艺重要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举足轻重的原因。文艺培养人的判断力，使人变得敏感，这两方面的能力可以而且应该在人们所作的选择中得以体现。某种程度上讲，所有方面的文艺都是如此。音乐、舞蹈、绘画以及雕塑和建筑——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周围的人都有影响。但是，培养世界公民的课程中，文学能够描述各色人等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贡献尤其突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The Poetics）第九章中所说，文学给我们展示的“并非已经发生的，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对可能性的预知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有价值。
为了理解文学是如何发展人的想象力，我们来看一看两部在时空上相去甚远的文学作品。两部作品都显著地促进了公民的理解力。
索福克勒斯于公元前409年在雅典民主危机的背景下完成的《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涉及的是如何恰当地对待一位遭社会遗弃的公民，他因疾病而毁容。特洛伊战争中，在前往特洛伊跟希腊人并肩作战途中，菲罗克忒忒斯误入一座神祠。他的脚被守护神祠的蟒蛇咬伤而溃烂，他剧痛难忍而大叫起来，扰乱了部队的宗教节庆。因此，部队司令将他遗弃在兰诺斯荒岛上，没有同伴，没有可用之物，只有他自己的弓和箭。十年后，他们明白：没有他的神奇之弓，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们折返，决心用一些谎言欺骗他投身战场。司令官奥德修斯对菲罗克忒忒斯个人毫无兴趣，只不过把他当作实现大计的工具。歌舞队中普通士兵则表达了不同的反应（169—176行）：
就我而言，我同情他。想想看
没有同胞陪伴，没有人关心
见不到友好的面容
潦倒不堪，一直孤单(https://www.daowen.com)
因恶疾而日渐虚弱
日常生活没有着落
这个可怜人是怎么幸存于世的啊？
歌舞队的士兵跟他们的首领不同，他们生动而满怀同情地想象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如何生活，想象他的孤寂、他的痛苦以及为生存下来所作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代替观众来想象，而观众整体上受到该剧的打动，开始想象这种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生活，这种生活富人们是不大理会的。于是，该剧整体上孕育了剧中角色所提及的富有同情的想象。在戏剧中，这种生动的想象促成了反对把菲罗克忒忒斯作为工具的政治决定，而且使观众相信：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道德上讲，这都是最有价值的结果。戏剧唤醒了观众心中的同情，通过向公众展示这种做法的益处，该戏剧体现出其自我价值，让公民权得到提升，使公众的选择更有见识。尽管大众的福祉不应该被忽略，但如果人类仅仅被看成是彼此达到目的之工具，那么也不能很好地为大众谋福利。
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开创了一个传统，人们反思为何对有些事情没能理解和察觉。书中的主人公形容自己是“隐形的”，因为在整个小说中他所遇到的人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跟种族歧视有关的陈旧形象：是贫苦受辱的黑人男孩，像野兽一样在通电的垫子上抓起硬币；是好学生，受到庇护人的信任而充当司机，同时要倾听庇护人跟他倾诉自己的负疚和焦虑；是具有煽动性的活动家，给城市革命运动助一臂之力；是暴力的强奸犯，符合女性的想象，因为女性从小被灌输的就是黑人具有这种形象——他总是在他人的生活中扮演角色。当他充当委派给自己的角色时“无比受人喜爱和感激”。同时，“其他人则都沉迷于梦幻世界里”——在那里，他们只看到自己脑中创造的事物，而从不会看到站在他们眼前的那个人。“你多年来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是突然你发现自己跟空气一样透明。”通过隐形“构建起他们内心的眼睛，他们透过肉身的眼睛用内心的眼睛来看待现实”。2
艾里森描述的荒诞的超现实世界跟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的古典时代很不一样。但是，它关注的问题有紧密联系：社会阶层和不公正、操作和利用，以及尤其是在同胞公民眼中看不到似的透明。跟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隐形人》对这种把同胞公民当隐形人的做法进行探究，并予以严厉指责。这本书跟那部戏剧一样，促使读者在那些视而不见的角色之外去了解和感知更多内容。“被人视而不见，当作不存在，可以说声音空洞，我还能做什么呢？在你眼睛略过时试图告诉你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3该书谴责的是那些道德上失败的读者，并以上述方式调动他们内心的眼睛，尽管该书并不认为大大增强同胞之爱就可以轻易使得眼中有彼此。
艾里森明确地将小说家的造诣跟民主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他在引言中写道：通过描绘被人视而不见和避免被人视而不见，以及公平和不公平，小说“可以成为装载着希望、理解和乐趣的救生筏，在我们民族追求民主的彷徨过程中碰到障碍和漩涡时，帮助我们浮在水面”。他继续写道，这并非小说的唯一目标，但却是一个恰当而紧迫的目标。因为民主不仅要求有制度和程序，还要求有独特的远见卓识，使得“我笔下的角色及碰巧读到该角色经历的人们所共有的人性不会被我们民族所否认。”4该小说对陈旧形象尖锐地讽刺，精彩地运用形象和象征（例如，白漆工厂里面奇奇怪怪梦幻般的连续场景描述），以及希望破灭时的辛酸时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上述目的。
正如艾里森所说，培养公民的想象力不是文学的唯一作用，却是其重要的作用。叙事艺术能够让我们了解不同的生活，不仅仅是游客到此一游，而是参与其中，感同身受地理解，因为社会视某些人为隐形而感到愤怒。我们渐渐明白，对于那些跟我们共同拥有一些目标和任务的人们，环境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且我们看到，环境不仅影响到人们可能采取的行动，而且影响到他们的抱负和渴望，希望和恐惧。所有这些似乎跟我们身为公民要作的决定息息相关。例如，跟种族有关的老套想法会对自尊、成就和热爱有负面影响，理解了这一点能使我们在跟平权行动和教育有关的问题上作出更为明智的判断。
高等教育应该在很多不同方面提高学生的文学意识。而文学确实在培养世界公民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问一问如何尽可能好地履行这一职能，这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培养学生对不同的人们能了解和同情，我们的学术机构应该提倡哪些文学作品，又该如何讲授这些作品。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时发现：实现世界公民之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文学教育，把新作品加入到众所周知的西方文学“真经”中，并且以审议和批判的精神来考虑标准文本。
经常有这样的主张：认为以“政治立场”来看待文学是不恰当的。然而，如果不拥护一种枯燥乏味的极端美学形式主义，很难证明这种主张有道理。西方美学传统在其历史中始终高度关注个性和社会。在当代“文化战争”中，维护该传统的做法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