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富有同情心的想象
公民想象力的基础必须从小开始着手。孩子们在接触故事、韵文和歌曲之时——尤其在他们所爱的成年人的陪伴下——引导他们敏锐地留意其他生命体的遭遇。这样，故事就可以开始让孩子们更清楚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命运，从情感上让他们相信这些命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让他看，让他感受人类的苦难”，卢梭是这样写他想象中的学生。“用每个人周围的危情来搅动他的想象力。让他看看周围所有这些深渊，然后他在听你描述的时候会因为害怕掉落深渊而紧紧抓住你。”7
对于大一些的孩子和年轻人，必须增加更复杂的文学作品。正是为了对年轻人施行道德教育，古雅典文化才格外看重悲剧。如果没有对公民和政治的关注，观赏悲剧并不能算作“美学体验”。公元前5世纪的悲剧节是公民节日，节日期间其他公民活动暂停，所有公民聚集到一起。通常，对戏剧的评价除了看其他方面的特点之外，还要看它们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关注。确实，保存在阿里斯托芬所著的《蛙》（Frogs）中的文学评论清楚地指出，采取什么形式的韵律、词汇和韵文本身就表达了一种道德含义，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么，悲剧想要提倡的公民教育又是怎样的呢？
悲剧让年轻公民了解人的一生中可能发生的坏事情，很快生活本身也能让他们了解到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悲剧向观众明白地展现了苦难的重要性及其背后的缘由；通过这种方式，戏剧的诗歌和视觉方面的资源拥有道德上的影响力。戏剧引导观众认同悲剧中的主人公，同时把主人公塑造成相对来说算好人的形象，他的不幸并非由于刻意的软弱，通过这些办法让观众对主人公的苦难产生同情，从而抓住他们的想象力。这种情感包含在戏剧的形式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所有人都共同面对着危险这一概念，观众的同情被放大。悲剧中尽是这样关于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和弱点，将人类生活跟其他众神和半神半人的生活进行对比。同时，它们使观众的想象从男性的战争世界转向女性的家庭世界。它们要求古代雅典将来的男性公民不仅认同他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成为的那些角色——乞丐、流亡者、将军、奴隶——而且某种意义上他不可能成为的角色，例如特洛伊人、波斯人和非洲人，或妻子、女儿和母亲。
戏剧通过这些手段对相似性和差异性都进行探究。年轻男性观众认同戏剧中的一位女性，会觉得自己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自己，也就是说，一位有道德重承诺讲理性的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认同，他发现自己的命运不会如此。例如，被人强暴而不得不怀上敌人的孩子；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抚育的孩子死去；被丈夫抛弃因而在社会上孤立无援。像他这样能言善道又有本事的人在面对灾难和羞辱之时表现得不像男人，要教育他反对这样的行为，而且要他把这件事当作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来考虑。这些戏剧远非没有政治立场的“名著”，而是直指关于战争中被俘者待遇的民主辩论。这些戏剧努力消除社会上形成的视而不见现象，使人们积极参与那些辩论。
文学并非单枪匹马地改变社会；我们知道，这些强有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有点激进的戏剧体验发生在一个对女性极度压抑的社会，即便按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关于他人的想法可能一时能理解却没有付诸行动，而习惯的力量以及确立的特权和习俗模式又是如此之强大。但是，艺术形式一度让观众认识到他们世界中那些被视而不见的人——至少这是社会正义的开始。
悲剧要求观众跨越文化差异和国界。另一方面，悲剧强调普遍性和抽象性，省略了日常公民生活的细节，而对阶层、权力、财富以及相关的思考和讲话方式进行明确的区分。因此，对于文学作为公民身份的载体这一现象感兴趣的后期民主思想家开始对小说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小说这种体裁跟现代民主同时兴起，并且对后者起到帮助作用。8读者在阅读现实主义小说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观看悲剧的观众所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做——而且更多。他们接受普通老百姓。他们不仅关心国王及其子嗣，也关心大卫·科波菲尔，他在一家工厂干活，痛苦不堪，饿着肚子从伦敦步行26公里前往坎特伯雷。用悲剧诗歌中所没有的生动细节让读者认识到贫苦生活的具体情况。
读者的了解也涉及相同性和差异性。人们阅读有关阶级差别的小说（例如狄更斯的小说），一方面会了解各个角色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抱负、希望和苦难。但是，环境会在很多方面使贫苦阶层的角色跟中产阶层读者的生活大不相同。这个阶层的读者对这些不同之处予以评价，思考它们对于想要过上富有充足生活的渴望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也注意到内心世界的不同，看到人类共同目标和因环境而产生的异质性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阶级、种族、族群、性别以及国籍方面的差异都对人们的各种可能性有影响，而且左右了人们对这些可能性的看法。例如艾里森笔下的隐形人拒绝别人轻易说出“我们皆兄弟”这样的同情，因为他的内心世界让读者觉得黑暗可怕，来自温馨家庭有安全感的孩子却渐渐产生残暴而消极的情绪。这样，我们开始明白种族主义对思维和情感的渗透有多深。例如，想一想这个场景：叙述者从哈莱姆街头小贩那买来一个红薯。他的种种情感，例如想家、高兴和被承认，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对于某件在他所受的教育中应该为黑人文化感到自豪的事情，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喜悦，白人中产阶级读者可能不能认同这种体验。但是，这种不认同推动了一种更深入更中肯的同情，人们看到先前成长过程中没有被种族主义扭曲的人后来却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人们开始认为这种受压抑影响的经历“可能会发生”在自己或我们所爱的人身上。
这种复杂的解读艺术正是斯多葛学派所要求的，他们要求世界公民对跟自己不同的人予以感同身受的理解。9但是，这种想法需要以具体的民主方式来发展，作为多元民主社会中思维和判断的重要部分，而多元民主社会又是更为复杂的世界中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特殊帮助的文学人物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他认为文学大师对于民主公民教育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这样写道：“他们的总统都不会像诗歌那样经常成为他们共同的公断者。”10他接下去说，文学艺术能发展理解和判断能力，两者是民主的核心，尤其包括能够“看到男性和女性身上的永恒”，理解他们的抱负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而不是“把男人和女人看作虚幻或卑微”，或仅仅只是统计数据。惠特曼说的很清楚，他关于民主诗歌的想法是他自己从古雅典思想翻译过来，针对现代美国的情况。在《展览会之歌》（Song of the Exposition）中，他想象古希腊诗歌中的缪斯移居新大陆，激发了他的诗歌灵感，美国各色人种和对机器的热爱让人吃惊，但她并“没有被吓到”。
惠特曼认为，诗人可以“看到永恒”的能力很重要，尤其当我们接触的是社会并不总是尊重其人性的群体：女性和少数族群、同性恋者、穷人和无权者。在他看来，文学大师的很大部分社会作用是通过描绘所有被遗弃和受压迫的人所作的奋斗，促使我们对他们予以同情和理解。“我证明他值得同情”，诗人宣布（《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22.461-24.5）：
通过我，听到很多原本沉默的声音，
那些世代为囚为奴之人的声音，
那些去世之人、绝望之人、偷盗之人以及矮小之人的声音，
……(https://www.daowen.com)
通过我，听到原本被禁止的声音，
原本被掩盖的欲望之声由我来揭示，
原本不雅的声音由于我的澄清而改善……
炫目的朝霞倏忽之间让我窒息，
除非我可以总是即刻将朝霞传递出去。
这首诗事实上成为受压抑的人们的心声，代表他们说话，看到了民主的希望。我们没能看到与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人也是血肉之躯，这是惠特曼关注的重点，后来的艾里森也是如此；他的诗歌，就像艾里森的小说，是一种工具，对人们予以认可，把他们都包括进来。他所要求的想象力促进对他人的意见和权利的尊重，提醒我们其他人既有其能动作用又具有复杂性，并非仅仅是个物体，或只是被动地接受救济金和赔偿。同时，也促使人们对需求和不利情况有直观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使原先对正义的抽象渴望具有了实质内容。
美国的情况跟雅典一样，文学想象激发的同情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这一事实不应该使我们否认它的道德价值。如果我们遵循惠特曼的思想，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文学研究当作公民教育课程的核心部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开发的是解读的艺术，而这对于公民的参与和意识至关重要。
关于叙事想象，马可·奥勒留还有进一步的断言。他认为这有助于消除报应的愤怒。他是指，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为什么某人要以某种可能激起他人愤怒的方式来行事，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倾向于将此人妖魔化，认为他（她）纯粹是魔鬼或异类。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行为，能够像优秀的小说家那样提出问题并试着对自己描绘一下此人的心理，这种活动本身就可以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很容易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如何运作，能够跟自己说说究竟什么事情让你对父母或爱人或孩子感到生气，这有助于我们避免自私的报复。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能力有着同样显著的作用——尤其当我们接触跟我们不同的人们时，很容易就把他们当作异类来看待，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有心理和历史的复杂性，而他们没有。
这一点本身一再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社会把愤怒发泄到角色身上。在理查德·赖特的小说《土生子》中，新闻报道将接受审批的刑事被告人别格·托马斯妖魔化，读者将这种妖魔化的描绘与后来自己所了解的复杂人物相对照。同样地，在福斯特（E.M.Forster）死后出版的小说《莫里斯》（Maurice）中，大多数角色对同性恋都是妖魔化的老套看法，读者将这些妖魔化的看法跟莫里斯本人的内心世界对照，开始了解他梦想有人陪伴，热切渴望被人爱。惠特曼坚持认为，文学理解是一种充满想象和富有感情的感受力，对于想要妖魔化某个群体的人来说，这似乎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对于看起来陌生可怕的人，在脑海中承认他们的存在，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回应的能力，这跟很多文化中自给自足的陈规格格不入。
惠特曼坚持倾听受排斥人群的心声，进一步建议：要想让文学发挥其民生功能，必须允许并且鼓励它打破我们的平静生活。如果我们很容易就跟角色认同，鼓励人们这么做就没有太多道德价值；这种体验也会很容易就退化成洋洋自得地一味让我们自己的同情心泛滥。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中对观众的考验是看到剧中人物觉得恶心的场面时不会畏缩：流脓、咒骂以及菲罗克忒忒斯浑身是伤。惠特曼的《土生子》中对观众的考验以前和现在都是对一名暴力罪犯的深入了解，他杀死自己的情人贝茜，比杀死一只老鼠还随意。同样地，《隐形人》中的考验是体会一下被人视而不见是什么滋味，或是被当作各种低贱的人——这对可能阅读该小说的读者又是一次困难的体验。
这些作品使用的都是传统的文学语言，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它们虽然主题很激进却相对来说仍然很容易就被文学界所接受。但是，还是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当文学艺术容许被排斥的群体以他们真正的方式来讲话，使用非文学的并且会让我们情感上受震动的日常语言，这样才能最充分地完成惠特曼提倡的对被排斥人群予以认可的使命。1994年，英国最著名的文学奖——布克文学奖（Booker Prize）——授予给詹姆斯·寇曼（James Kelman）的《晚了，太晚了》（How Late It Was How Late），该小说的内容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工人阶级的生活。小说以主人公的思维活动为背景，全文使用该角色现实中会用的苏格兰工人阶级土话，该角色在思维和讲话时可能会用的所有用词都包括进来。该奖项引发一些骚动，因为很多文化评论家强烈反对将这么具有权威的文学奖颁发给一部这样的作品，里面光是fuck这个词就用了四千多次。面对争议，寇曼在采访中以惠特曼的方式给自己的作品辩护。他说，他所处的社会仍然高度看重阶层，工人阶级的声音逐渐在“英国文学”中被排斥。过去几代人以来，至少从狄更斯开始，已经出现将工人阶级包括进来的做法，工人阶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是他们的声音得首先被文学话语的中产阶级标准所同化。这种方式使得真正的工人阶级被人看不见。
艺术的重要作用是对传统的智慧和价值观提出质疑。文学作品采取的苏格拉底方式是让我们直面——而且暂时成为——我们通常不想遇到的那些人。冒犯本身并不具有文学价值，但是一部作品所具有的冒犯性会是其公民价值的一部分。应该将这些观点铭记于心，以衡量是否要在课程设置中包括让人感到不安的新作品。如果我们确实在考虑这些作品，那么我们应该铭记：很难事先或很快就知道哪些非传统的作品或部分作品会对某个群体的形势有持久的影响力，而哪些作品只是让人震惊一下罢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恐惧和盲区，阻碍了我们对有些同胞予以认可，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我们的反应是极不可靠的，会让我们把最终证明有真正价值的东西误以为只是一时让人震惊罢了（举个例子，赖特的《土生子》中有一个重要场景当时被删除了。在该场景中，别格和他的朋友在电影院里看见一个白种女人的形象时进行自慰。这一幕在1940年太让人震惊，因而在出版时被删掉，直到1993年该小说再版的时候才被保留。现在看来，这一幕对于小说的叙事发展以及探寻别格的想象和渴望的社会因素非常重要）。当文学作品关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所处时代的争议问题时，得承认我们自己并不能可靠地判断其有无价值，我们无需为此就否认关于文学价值确实有站得住脚的标准。因此，我们应该确保文艺有机会探索更广阔的领域，而且无论我们自己是否相信那些有争议的作品有没有长远的价值，都应该确保大学老师有权利在课堂上探讨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