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和好奇心

孩子和父母一起讲故事的时候，孩子同时在学习道德能力。即使像“一闪一闪小星星，我多想知道你是什么呀！”这样一首简单的童谣也可以让孩子觉得惊奇——一种搀杂着好奇和敬畏的神秘感。5孩子对小星星好奇。如此这般，他们学会想象，天空中一个东西里面有自己的世界，有点神秘，还有点像人类的世界。他们学会将生命、情感和思想归因于某个内在不为人知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老练，学会倾听和讲述有关动物和人类的故事。他们试图解释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行为，上述故事跟他们的这些尝试相互影响。如果孩子被剥夺了这些故事，也就剥夺了某种看待其他人的方式。因为人们的内心，如同星星的内部一样，不是开放给人参观的。必须要好奇才能知道。如果不用讲故事这样的办法来促进想象力的训练，就无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面前这些物事跟我一样有情感、感觉和思想。

讲故事这种活动的确让孩子懂得，他们自己身上所有的希望、恐惧、情爱和愤怒在跟我们相像的人身上也有。但是讲故事所涉及的好奇也清楚地表明每个人了解他人的方式有其局限。“我多想知道你是谁呀”，童谣里这样唱到。这句简单的歌词承认了我们对恐惧、情爱、同情、愤怒缺少足够的理解，对小星星或任何其他生物或人也都是如此。事实上，擅长讲故事的孩子很快就知道，故事中的人往往比现实中的人容易理解，正如普鲁斯特（Proust）在《追忆似水年华》（The Past Recaptured）中所说，现实中的人往往是“我们再怎么体贴也无法了解的人”，他们从外部起就自我封闭，哪怕是敏感的想象力也无法穿透。对父母好奇的孩子很快就知道有这样的障碍，同样地，孩子也明白父母不需要知道孩子脑中的一切想法。因此，通过讲故事养成这种好奇心的习惯，认为其他人广博精深，跟我们自身有质的差别，其不为人知的部分值得我们尊重。

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叙事想象是道德互动的重要准备。感同身受和推测猜想的习惯产生了某种公民类型和某种社会类型：这种公民和社会培养出的人们关心彼此的需要，并且明白环境如何影响那些需要，同时尊重独立性和隐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想象不仅激发人们对角色命运的认真关注，而且给那些角色赋予了丰富而并非一览无遗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学会尊重内心世界中隐藏的内容，并且认识到：这种尊重对于界定生物具有完全的人性非常重要。文学理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把小说读者的想象称为“自由想象”，6他指的正是这种对内心意识的尊重——意思是，引导小说读者重视幸福的物质条件，同时尊重人的自由。

孩子长大后，这些文学剧本中的道德和社会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千差万别，于是他们逐渐明白如何在他人和自己身上看到希望和恐惧、幸福和悲伤——这些无处不在，而且无需丰富经验也能理解——不仅如此，还有更复杂的特质，例如勇气、自制、尊严、坚韧以及公正。这些概念对孩子来说很抽象；但是，要想在人们的自我发展过程中以及跟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完全明白这些概念的意思，需要在故事中学习它们的动态变化。

孩子理解了想象中的这些复杂事实，变得富有同情心。有同情心是由于意识到另外一个跟自己有些方面类似的人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或不幸，而这并非或不完全是他（她）自己的错。正如很多道德传统强调的那样——在西方和非西方哲学中不断地对同情心进行分析，这是很不平常的——这要求人们尽可能精确地评估不幸有多严重——通常跟受害人看法一致，但有时跟受害人自己的判断有所不同。亚当·斯密指出，失去思考能力的人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的东西是否重大，这是旁观者的重要依据，以此来评估其在失主生活中的作用。反过来，这要求一套极为复杂的道德能力，包括能够替那个人设身处地地去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同身受”），而且能够抽离出来置身事外地反思那个人自己作判断时是否充分了解情况。

同情心还需要另一样东西：觉得自己会遭遇不幸。要予人以同情，我自己必须愿意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受苦的人可能是我。如果我认为自己比普通人强很多，没有什么坏事会落到我头上，那么我就不会那么想了。有些宗教传统中描述的上帝的同情心，也有例外；但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卢梭这样的哲学家已经下过断言：如果不完美的人们要对他人的苦难予以同情，那么他们需要相信他们自己可能会遭受类似的痛苦，这种说法似乎是可信的。在他们看来，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情心往往会让人们对受害人慷慨相助，人们会想：“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而我会希望人们这么对我。”(https://www.daowen.com)

这样来理解同情心的话，它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大家都很脆弱。确实，人类贫苦而不完整，在很多方面要依靠环境，无法掌控自己的幸福。就像卢梭在《爱弥儿》（Emile）中认为的那样，人们只有能逼真地想象自己受难痛苦，才会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在对他人的苦难表达同情之时，人们明白：自己富足或有权势，并不能使自己脱离贫苦人类的范畴。该传统认为，这样的提醒很可能使人们更加对弱者行善。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菲罗克忒忒斯寻求帮助时，提醒士兵们他们自己也可能遭遇他这样的不幸。士兵们能够想象他的困境，所以接受了他的提醒。

因此，社会成员由于有类似的弱点和需求以及取得成就的能力而唇齿相依，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利。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所说，文学“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他的意思是更有利于促进人类整体的理解——正是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普遍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同情心要求划清界限：哪些算作我的同胞，跟我同命运？人们也许有高尚的情操，却仍然对跟自己同一个世界的很多人视而不见，觉得他们的前途与己无关。卢梭认为，好的教育让人了解命运所有的兴衰沉浮，使得人们很难对穷人、病人、奴隶或下层阶级的人视而不见。显然，假设环境有变，我有可能成为那些人之一。类似地，国籍的界限在思想中也可以被超越，例如，意识到战时常见的危险之一就是亡国。种族、性别以及性取向方面的界限则被历史证明比较顽固：男人变成女人，白人变成黑人，甚至异性恋变成同性恋，这些情形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更紧迫的任务是通过小说训练想象力来培养同情心的基础——如果人们在现实中不能改变自己的种族，可以想象一下身为其他种族的人如何生活，并接近不同种族或不同性取向的人，想象一下若是自己所爱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会怎么样。

卢梭认为人们只是由于环境而彼此不同：内心处的渴望、目标和情感是相同的。但事实上，我们通过想象所看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本质上并非皆兄弟，环境的压迫会形成渴望、情感和抱负。有些角色觉得像我们，而有些则拒绝轻易地认同。但这样的不认同也可以是理解的源泉。不管认不认同，我们了解到生活对人们有怎样的影响。社会如果想要鼓励对所有成员公平对待，就有足够的理由鼓励富有同情心的想象，这种想象跨越了，或试图跨越社会的界限。而这意味着要关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