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置中的同情心：是政治立场吗？
如果说文学想象使同情心得以发展，而同情心又对公民责任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讲授某些文学作品，它们能促进我们所想要和需要的那种具有同情心的理解。这意味着包括抒发某些社会群体心声的作品，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他们，例如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少数族裔和其他种族、女性以及同性恋者。
里诺的学生埃里克·查莫斯有一份英语课阅读作业要求思考一个男同性恋者的经历，并以他的身份写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让那个人的心声由他嘴里吐露出来。他回忆说：“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他很快解释道：“我只会东扯西拉。”这位在其他情况下咄咄逼人而且性子很急的年轻人极其自信，甚至有些固执，这时却显得有一点困惑，没有把握。他承认，这个“古怪”的作业有其意义——因为“我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完成这项作业就“像去理解他们的信仰体系”。应该培养这种惠特曼式的体验，去感受和吐露心声。这跟苏格拉底式质疑自身价值观的活动以及斯多葛学派提倡成为世界公民的准则紧密相关，但是，只有那些以极为具体的方式激发人们想象力的作品，包括让人震动不安的作品，才能使之变得可能。
要培养真正有苏格拉底精神的学生，我们必须鼓励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不仅要共鸣和体会，而且要提出批判性问题。这意味着，对于熟悉的文本所采取的态度并不像我们有时对美术作品那样超然。这种更为批判的态度根源于西方，根源于悲剧节的古希腊传统，在当时观赏一件艺术作品跟有关基本公民价值观的论辩和审议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在当今的几件评论作品中再现并加以生动地描述——其中就有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杰出作品《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11布斯根据自己阅读古希腊文本的体验，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比喻来形容读者跟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他写道，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学作品是读者选择与之一起渡过一段时光的朋友。现在的问题是，这段友谊对我的思维有何影响？这位新朋友要我注意什么，渴望什么，关心什么呢？他/她又促使我如何去看待同胞？布斯认为，有些小说提倡对人类采取廉价的犬儒主义，让我们看不起同胞。有些小说让我们得到的是煽情的愉悦和兴奋，这有损于人性尊严。相反，另外一些小说展示的则可以称之为对灵魂的尊重12——通过在文本中描绘各种人类目标和动机，也通过展示角色之间的互动来实现。
布斯明确表示，批判的态度与对该作品的投入完美相融；他认为，投入和体验是进行批判式评估的前提和基础，理想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在和其他人进行对话时坚持这种批判式评估，而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会予以补充或提出质疑。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联合转向”（co-duction），以强调其共同之处和相对特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得以领悟我们成为了怎样的人。这种领悟对于理解文学体验的性质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很有启发。布斯认为课堂是进行这种批判式活动的典范所在。
我们需要铭记布斯闻名于世的特别之处：在叙述者或角色与“隐含的作者”之间，在文本整体中体现的生命感。哪怕作品中富有同情心值得钦佩的角色不多甚至没有，也仍然会通过文本整体构建的互动在读者心中激起同情和尊重（反过来，这些人物跟现实中的作者都不相同，后者的种种特质都没有在文本中得以体现）。
布斯把文学作品比作朋友，对这个比喻进行思考让我们明白同情体验更深的层次。当我们仔细阅读小说时，往往会受文本的引导对各种人物产生同情，但是文本也常常会引导我们关注某些类型的人物，对其他类型则不予注意，这让我们的同情有所不均。绝大多数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偏见和盲点，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是没有。对中产阶级女性高度同情的小说（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就会对工人阶级视而不见。赏识工人阶级奋斗的小说——某种程度上，狄更斯的小说就是这样——就会对很多女性的生活和经历不那么关注。如果我们在阅读和讲授这些小说时，秉持的是同等关注和尊重的民主理想，可能会觉得这些作品不完整甚至有缺陷。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对于同情该如何分配和关注，那么富有同情的阅读和批判的阅读应该并驾齐驱。人们在提出这些批判性问题时就会对文本有所了解，以新的敏锐视角看清其内部结构，使自己跟文本的关系更为精准。
以这种公民的评价式方法进行阅读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有意义。这种方式探究的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如何构建友谊和（或）社会，引导我们对文本进行讨论，从道德和社会层面对文本构建的各种社会予以评价。韦恩·布斯采取的这种方式，就像上述加以辩护的那种方式——也像上一辈的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的那样——是自由的民主的，并且坚信所有公民都值得尊重，某些基本的自由权利值得我们最坚决的拥护。
但是，保守的批评家们最近指责说，提倡这种阅读方式是不正当而且反文学的做法，对于人文传统来说是异数。13举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乔治·威尔（George Will）最近在名为“文学政治”（Literary Politics）的专栏中提到“对文学的政治反应替代了美学”，认为这种方式的“目的是通过质疑那些孕育了西方文明的著作和思想而使西方文明丧失其合法地位”。14
当乔治·威尔将美学与政治对比的时候，不知道他脑海中想的是哪一种美学概念。这里所提的关于同情和社会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时髦话题。事实上，这些问题跟文学诠释一样历史悠久。单单是古希腊，就可以在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作品中发现这些问题。所有这些作品都问我们，文学如何塑造年轻公民的角色？其形式和结构对道德有何影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西方美学传统中关于文学的突出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提得好，就不会忽略文本的文学体裁。事实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美学的巨大贡献之一是：关于文学体裁本身如何表达一种内容，认为什么事情值得认真对待以及世界是什么样的，两人对此都进行了精细地描述。
如果有人说这些问题跟美学无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要对这种说法予以严肃的支持，只能说美学在西方传统中历史相对狭隘而短暂，即是康德派和后康德派的形式主义传统，其观点是：恰当的美学态度应该从所有的实用兴趣中萃取而来。康德自己关于这个话题的看法很复杂，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他声称美是无关利害的欢愉，这肯定让很多人以为他敦促我们观赏艺术时根本不要理会任何实际问题，包括很普通的问题，比如什么值得关注、什么是正义和善行。最近，形式主义美学家，如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的作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和罗杰·弗莱（Roger Fry），他们提倡真正的美学反应应该具有这种超脱的特点。15美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深陷浓雾的人们往往不能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浓雾，因为他们一心关注的是自己的平安。16只有当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和幸福暂时抛诸脑海，留心周围纯粹的色彩和形状，才会真正进行审美。乔治·威尔需要维护这一主张，让自己的说法讲得通。至于其他更普通的美学观点，政治批评是美学关注的重要部分。
这种现实主义观点是否胜任美学观点？它当然有其直觉的吸引力。看起来似乎真是这样：如果我关心的是如何走出浓雾，那么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场浓雾的形状、色彩和形式有很多特点。同样地，如果我正在看艾里森的小说作为如何促进种族和谐的指导，或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作为劳动改革的蓝图，我就会忽略很多内容。艾里森形容他的小说是“装载着希望、理解和乐趣的救生筏”；忽略乐趣的人也失去了理解和希望的重要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狄更斯的小说结构或艾里森的语言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不具有深刻意义，目的是构建某种类型的社会并且承认人类世界的某些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和热爱。(https://www.daowen.com)
西方传统中的绝大多数伟大的美学理论家最终否决了这种极端的现实主义观点。众人之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黑格尔、尼采、托尔斯泰，以及当今的杰出理论家，如亚瑟·丹托（Arthur Danto）、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理查德·魏赫姆（Richard Wollheim）。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建立起文学经典的标准，而保守的理论家则加以维护：因为这些思想家认为自己对希腊和罗马的关注是“政治立场”的一部分，以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而提倡更加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的观点。
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人们如何以贝尔和布洛建议的方式来欣赏一幅莫奈的油画——尽管我怀疑这种方式如果忽略了莫奈如何表现欢愉、宁静，甚至是某种理想的社会，那么还是否是最有益处的方式。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以那种方式去倾听马勒（Mahler）的交响乐会有何意义——尽管如果拒绝跟随音乐去感受同情、厌恶、绝望以及胜利的喜悦，人们似乎会错失很多内容，而且也会冒犯马勒对自己的见解，马勒似乎认为自己成果非凡（他在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如何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意义等问题，并努力构建一个富有同情心而没有等级之分的社会）。至少，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一些现代编舞者指导的舞蹈是可能的——尽管我想人们会错失很多种族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例如玛莎·葛莱姆（Martha Graham）对神话、性欲以及伦理冲突所进行的叙事式探寻。
但是，以超然的方式来阅读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或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几乎不可能看得懂。如果读者本身没有一些明确的政治和道德上的兴趣，就不可能依照文本的意图对角色和他们的幸福予以关注——例如，读者对工人的公正待遇以及教育改革感兴趣。狄更斯和艾略特都向读者提到这些方面的话题。为建立一个社会世界以及对之进行批判思考的审议社会而付出的努力使阅读体验如此具有吸引力而且是当务之急。
在文学批评近年来的历史中有一段短暂的时期里似乎可以而且也希望暂时搁置这样的关注。这段时期所谓的新批评繁荣起来，新批评派认为（简而言之）：人们读到一首诗的时候不应该把外在的东西带到阅读当中——例如历史和社会背景，自己关于生活的困惑以及如何生活。17让人毫不吃惊的是，这场运动中最好的作品是抒情诗，而即使在这个领域也有些前后矛盾——因为批评家的确容许自己问一下，比如某个词在1786年是什么意思，而且也容许自己知道直到1925年这个词才有另外某种意思。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是胡言乱语。人类正常的关注，例如爱情与死亡，意义与空虚悄悄重现，其他背景元素也是如此。的确，最终还是声称：文学讽刺和错综复杂有其政治意义。但是，这场运动中即使最有弹性的版本也没有对包括社会层面的复杂叙事作品给予公正的评判。因此，一直以来这个领域中的有些精英份子对此持反对态度，其中包括英国道德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和美国社会思想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两人都有其政治立场。特里林在《自由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中清楚地表明自己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并且精彩地论辩说：小说这一体裁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体现，因为它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隐私。他把对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进行的批评跟自己所作的一般社会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自由想象》中，关于詹姆士的文章和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文章并排而列。
韦恩·布斯以及很多其他当代的批评家，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女性批评家，他们正在做的是将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并且通过提出更为细微的问题而使这种方式更为复杂：文学作品如何构建渴望和思想，如何促使想象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变得活跃。这种批判性的态度有时让批评家对著名的文学作品很苛刻。因此，韦恩·布斯认为拉伯雷（Rebelais）的作品显示了一种对女性轻蔑和无情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某些角色本身所固有的，而且是作品整体及其幽默的内在部分。因为没有同感，布斯认为拉伯雷很讨厌，而且宣布自己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后者的作品，觉得它带有残酷的意味，因而再也不能真正欣赏其中的幽默。因此，他可能不太会讲授和推荐拉伯雷的作品，尽管在自己的书中他确实还是继续以批判的态度“讲授”这些作品。
另一方面，出于要有同感的考虑更是往往会导致阅读更多传统上要看的著作，批评家想找出反映被噤声的人们生活体验的作品，发现很多先前被忽略的强大作品。这种类型的批评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年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弗兰克（Judith Frank）写的《等候室里》（In the Waiting Room）。弗兰克是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的学者，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她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描述自己讲授女性作家所写的不太熟悉的作品。她指出，这些作品关注的是女性人生的枯荣沉浮，其方式是同时期男性作家的作品所无可比拟的，这一点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事实上，其中三部作品涉及乳腺癌——一部是范妮·伯尼（Fanny Burney）日记里记录自己接受乳房切除术，“在18世纪施行手术的麻醉剂只不过是甜酒”。教完这三部涉及乳腺癌的作品之后，弗兰克在接下来的那个学期中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她对自己的放射治疗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不带感情色彩却强劲有力，她聪明地以此为背景来应对课程方面的争议，这一妙招很形象地提醒她的读者以下的事实：究竟是什么让文学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对此，这种以历史和道德为背景的批评作出了回答。“……毕竟，那不就是，”她问道，“很多人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该做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予支持，加深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拓宽我们认为可以思考和感受的范围？”她让我们反问自己，对于一位指定了这三部非标准作品的老师，为何会怀疑她有“政治立场”：承认女性身体及其遭受的疾病，这是有政治色彩的？而对此予以否认就跟政治没关系？是不是只要让我们对原先没有承认的东西予以关注，这种批评就是关乎政治的，而反之则无关政治？
将经典之外的著作包括进来，并审视这些作品中如何构建渴望和认可，这样做并不一定会像乔治·威尔所担心地那样使“西方文明非法化”。弗兰克这样说道：
尽管威尔描绘了这么一幅当代学术界的画面，我却并没有因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没有谈到乳腺癌而跟同事抱怨，也没有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没有用诗歌的语言描绘乳腺癌而认为他们是差劲的作家，进而要求系里用有关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和奥特利·罗德（Audre Lorde）的课程来替代他们。相反，我跟很多同事一样，经典的和非经典的课程一起教。例如，包括笛福、理查森（Richardson）、菲尔丁（Fielding）、斯莫利特（Smollett）和斯特恩（Sterne），同时也有埃奇沃思以及伯尼。威尔担心西方文明会彻底遭到破坏，我想，这是因为对经典的修订表明经典不过是一种社会惯例，搀杂了人类利益，并非不证自明。
如果文学反映了人类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对于我们觉得自己是谁以及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将对此作出回应，并进一步予以发展。
一旦我们开始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文学，我们会注意到其他情况：新批评派决定不关注文学作品中涉及社会和历史的方面，这本身是有政治意味的行为，是寂静主义的行为。弗兰克求助于从伦理的层面来解读标准文本，以此为解读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作辩护，将它跟所处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当时就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有关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弗兰克是这样说的，“不管《鲁宾逊漂流记》中的历史背景是如何虚构而来，你都很难将它忽略”。刻意地继续无视这些问题，并认为该作品是飘忽的虚构，这揭示了某种态度，这种态度超然于人类具体的问题之外。布鲁姆伯利形式主义者的这种超然态度乍一看似乎无关政治，其实不然。确实，如果人们研究贝尔、弗莱以及布鲁姆伯利其他成员的著作，似乎很显然：他们的态度跟布鲁姆伯利自己复杂的政治立场有紧密联系，在跟性有关的问题上态度激进，而在跟品位和教育有关的问题上则显得贵族化。他们的观点是：培养精致超然的美学反应，并予以维护，可以使他们超越平常的道德判断（因而可以保护非传统的性生活模式），忽略改革派提出的关注大众教育的建议，而是注重培养小范围的精英朋友圈子（跟布鲁姆伯利的这种理想紧密相关的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蔑视，而且往往是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关于族群和种族的偏见。这些偏见也深深影响着新批评派）。当然，为什么在文学课上不应该涉及布鲁姆伯利的政治态度或新批评派的相关看法，这是没有理由的。包含了分歧和差异的课程是一个对立观点互动的过程，我们所有人可以从中获得最大裨益。哪怕是在一堂课上谈到一部作品，我们也应该找出各种看法进行对比。不同的课堂可能会千差万别，因为他们所鼓励的办法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层面。要意识到的重点是：就算我们假装其中没有政治层面，也并不能就此避免它；目前我们所作的，是将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作品）中的意义和紧迫性大部分抽走。这种就艺术的道德内容进行的坦率辩论在哲学界和文学界是西方传统的主要内容。没有理由不应该继续让文学教学在更为真正的意义上遵循苏格拉底的方式。增加新的文学作品会增强我们对历史和人类的理解。对更多的范本予以批判的检验会获得新的见解——（正如《鲁宾逊漂流记》的情况那样）往往通过揭示文本中某种不安或批评，而在道德上更超然的批评则可能错过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