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相对主义以及身份认同政治
在当今的政治批评中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担忧，会是什么呢？有些政治批评家比韦恩·布斯和莱昂内尔·特里林更激进，而有些则更保守，这并不会造成担忧。如果所有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会很单调乏味；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一样，批评从热烈的辩论中获益良多。对于某首诗歌中的反讽，学生如果只听到文雅的说法，完全没有历史或道德层面的考虑，相形之下，不如聆听对立观点的辩论更有益。
很多当代批评家拥护从法国后现代哲学而来的道德相对主义，否认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这最终也不会造成严重担忧。人们当然会不同意这些批评家的结论，挑他们论点的毛病。整体而言，对于思考真理和客观性的哲学家来说，即使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以其他的理由为相对主义的各种说法作辩护，他们的论点也不太能打动人。要对这些问题做全面的评估，需要费劲地去了解来自各个领域的论点，往往本质上很专业，有物理的、数学的以及语言的。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哲学辩论和关于文学理论的相关辩论之间游走之时，任何学者都会禁不住注意到诡辩和论辩的复杂性之间的差别（文学并非唯一在概念清晰方面犯错的领域：经济学家谈论价值时，他们同样可能会支持某种天真的经不起哲学检验的相对主义）。我们应该在关于相对主义的文学讨论中更严格地进行哲学要求，否则有可能会流于肤浅和琐碎。
但是，更严格的哲学要求并不是说对相对主义者的立场应该被忽略或不予考虑。人文课堂上应该在相对主义者和各种反相对主义者之间进行热烈的辩论，如同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那样。这样一场关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的辩论，如果级别很高，可以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各种选择的理解。
就文学教学中存在的哲学缺陷进行这样的反思，意味着如果文学教学真正变成苏格拉底式的，而且更关注自我批评的论辩和哲学的贡献，那么可以更好地培养世界公民。对于在教员的工作和本科教学中促进这种严谨，圣劳伦斯哲学系的格兰特·康韦尔和英语系的伊娃·斯托达德着手的跨学科教学是尤其有效的办法。任何文学课堂上讨论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看法或予以举例，都应该对有关各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正反两方的论点进行基本的分析。在跨学科对话和辩论的气氛之下最容易做到这一点，在有关各种问题（从伦理学到科学哲学）的课程上，教文学的老师可以观察哲学家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而哲学家则了解到文学解读的讨论中涉及的微妙问题。我们新近开始对理论关注的文学系将会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对这些问题产生大量不利的哲学，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跨学科对话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最佳办法。
在当今校园，关于文学的跨学科对话有各种形式。很多关于《世界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入门课程使哲学家和文学界学者汇聚到一起讨论主要的文学文本。如果对教师予以支持，让他们有时间进行课程开发，老师们可以互相交流，把各自学科的资源引入到共同的阅读材料中，只有这样，这些课程才能最为成功。教师也常常集体讲授更高级别的课程，将不同学科的视角融为一体。最后，教师可以参加课堂之外的跨学科对话，其方式对课堂教学也有影响。在圣劳伦斯，跨学科教师研讨会广泛关注相对主义的理论问题，对每位教师本部门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都有影响。这样的做法需要有力的支持，不这样做的话，很多本科生带到课堂上的肤浅的相对主义得不到检验，而世界公民的目标也可以说没能实现。
然而，当今文学教学中真正造成严重担忧的不是有缺陷但很容易就可以进行批评的论辩，而是一种盛行的对待文学的方式，它质疑是否可能有那种能让人置身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同情心，也质疑是否存在作为该同情心基础的人类共同的需要和兴趣。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跟身份认同政治的精神深度对立，后者认为一个人主要从属于所在的当地群体，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还是以性取向或性别划分的群体。当今学术界大部分文学教学从身份认同政治的精神那里得到启发。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标签下——这一称号可以指对人类多元性和文化复杂性予以适当的承认——有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反人文主义观点，以不加批判的方式庆祝差异的存在，而对于能让人置身所属自己群体之外的共同兴趣和理解，甚至对话和辩论，都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世界公民概念之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中，将《隐形人》这样的作品增加到课程中，其道德上的论据将是艾里森自己的理由：我们国家历史上对种族问题很迟钝，这部作品有助于全体公民更清楚地理解种族问题。相反，身份认同政治概念之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中，支持《隐形人》的理由将会是因为它确认了非洲裔美国学生的经历。艾里森给自己设立的任务是“对身份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某个人所遭遇的困境之中隐藏的人类普遍现象予以揭示”，而这一观点否认了该任务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这些对文学的不同辩护与不同的民主概念相联系。世界公民的观点坚持认为：全体公民都需要理解这种他们必需学会适应的差别；该观点认为公民正在努力越过界限进行审议进而实现理解。它所联系的民主辩论的概念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审议。相反，身份认同政治的观点则把公民描绘成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谋求权力的交易之地，而对于差别，认为需要确认而不是去理解。因为当今学术界身份认同政治盛行而责备文学界专家，这似乎确实有点困难，这些学者只反映了一种文化观点，这种观点有其他更为有力的来源。对于政治文化的理性问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长期以来强有力地推动着这样的一种看法：民主只不过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交易之地，而不会理性地审议公众共同的目标和目的。比起法国文学理论，经济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而且无处不在，保守主义批评家攻击现代语言协会，但是当市场经济学家提出这些反对世界性的观点时，他们却并不轻易批评这些观点之更为强劲的来源。并非后现代主义者而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谈到有关价值的问题，“人们最终只能战斗”。18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有害无益。无论在哪里，世界公民都应该大力批评这样的观点，坚信它们会导致有关民主的看法贫乏枯竭。
文学界的身份认同政治造成的后果中尤其有害的是：学生和学者都相信只有某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才能很好地写出，或读懂，该群体的经历。只有女性作家才理解女性的经历；只有非洲裔美国作家才理解黑人的经历。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是真的，因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往往确实知道自己生活中其他人所不知道的内容，这一点很难否认。任何个人或群体在自我认识方面都不是完美的，有时一位洞察力强的旁观者会观察到当局者所没看到的东西。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群体的情况，最好还是从该群体成员所著的佳作着手。然而，我们必须坚持认为，这么做可以增进我们自己的理解——这是在课程中包括这些作品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想象中都不能跨越群体的界限，那么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中学到任何东西。
如果文学解读倡导的只是过分简单化的信息——我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它确实太肤浅。对于什么是“本质”，经历和文化对其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如果我们反思一下，阅读一下，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文学对公民来说迫切重要，现实生活所不能充分培养的同情心在文学中得到伸展。正是文学中的政治希望使我们在保持自身的同时进入到另一个的生活，揭示出此人的生活和思想跟自己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深刻的差别，使它们能够被理解，或至少更易于理解。对于批评的任何态度，如果否认了那种可能性，似乎就是否认了文学体验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福祉的可能性。无论何地，我们都应该积极反对这样的观点，坚持让世界公民（而非身份认同政治）概念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课堂教学的基础。
文学对人类生活贡献良多，而本科课程当然应该反映这种多元性。但是文学应该对公民生活所作的巨大贡献是：能够从我们往往迟钝麻木的想象力中费劲地获得对其他人的认可，不仅在具体的情景中，甚至连思想和情感，他们都跟我们不同。艾里森是这样说的：一部小说会有助于“消除这个国家否认普遍人性的倾向，而这种普遍人性为我书中的角色和碰巧读到他的经历的那些读者所共有”。19这种贡献使文学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先前的人文科系因为想象力和感受力方面的缺陷而有瑕疵，我们正努力建设学术界，使之消除这种缺陷，并且没有任何群体会像艾里森所说的那样被视而不见。其方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立场；任何社会中，坚决认为所有人拥有同等价值的主张总是激进的，尽管人们会口口声声支持这种理想，却总会找出各种办法来回避实践这一理想。当前这种立场是激进的，如同在以等级制度和社会阶层为基础的罗马时代，苏格拉底的世界公民思想是激进的，如同全世界急于否认我们在目的王国或天国共同拥有的成员身份，而基督教热爱自己邻里的想法是激进的。我们应该维护这种激进的立场，唯独它配得上我们民主的概念，能够指引民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