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文化研究
噢，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会碰上……但是，当两个巨人面对面时，尽管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却没有东西方之分，没有边界、种族、门第之见！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东西方之歌》（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在纳什维尔的贝尔蒙特大学，学生在修读罗尼·利特约翰开设的《高阶道德理论》课时，发现该课程的重点是日本的道德理论和实践。学生学着分析与西方概念中的正义、爱情以及关怀等有关的日本观念，之后要求他们写文章评价以下这种主张是否正当：“日本的道德实践中把维持关系看作道德实践的首要目标，而西方文明则强调为此目的而遵守抽象的规则并坚持履行职责。”1
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史蒂芬·索克埃尔（Stephen Salkever）和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学家迈克·尼兰（Michael Nylan）讲授一门《比较政治哲学》课程，研究苏格拉底和孔子。他们关注的是两位学者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挑战传统文化，对德行提出新的问题，使人们对历史悠久的观念是否妥当产生了疑问。他们让学生注意两位教育家各自用什么样的策略来掩饰自己哲学纲领的革新特质——苏格拉底自言无知，孔子号称遵循传统。“目的是为了既革新而又保守，宣告众人而又不言之过多”，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两位教育家的基本目标。”全班同学就两位思想家关于荣誉和勇敢这两种传统观念所作的评论进行讨论。
在芝加哥大学，学生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同情和仁慈》这一课程中与来访的神学院教师保罗·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交流，后者刚刚就印度佛教关于同情的观点给他们上过课。格里菲斯讨论了几个通常翻译为“同情”的不同术语，解释说：很难将佛教的观点跟卢梭和亚当·斯密等思想家关于同情的看法相比较，后两者是该课程的重点。佛家观点跟西方观点不同，它极为反对个人的概念，拒绝让个人生活轨迹出现不同，要求我们对此能够忍受。学生们向格里菲斯请教，这种道德观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正如卢梭的观点似乎支持）政治平等的要求。
美国的大学生正在学习更多的非西方文化。曾经只关注“西方传统”的课程最近已经努力加进比较课程以及专门以“东方”文化为题的课程，学科领域广泛，包括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经济学、宗教、音乐学和文学。即使是仍以“西方”为重点的课程，往往也包含了比较的视角。如今很多人有疑问：是否有很好的理由进行这样的改变。他们担心，淡化我们的重点之后，我们培养的学生将不再能理解自己的传统。这种担心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应该确保新增加的知识不会导致另一方面的无知。但是，公民要想适应这个复杂而互信依赖的世界，就有必要学习范围更广的新知识。若想很好地解决困扰我们的经济、政治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不了解另一半世界的传统，否则代价惨痛。
鲁德亚德·吉卜林宣称“东方”和“西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不可能跨越鸿沟了解彼此——他认为，除非是在军事对峙和准军事对峙的特殊情形中，他（天真地）认为共同的（男人的）人性中的某些特质变得十分清晰，不管来自哪里，男人就是男人。我们生活的世界跟吉卜林的时代不同，“东方”和“西方”经常交汇，而且必须如此，必须了解彼此，而不是彼此抵触。无论我们谈论的是跨国公司、全球农业发展、保护濒危动物、宗教宽容、女性的福祉，或仅仅是谈论如何有效率地运作一间公司，我们日益发现需要懂得对很多文化进行比较才能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在商业、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跟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很多项目，跟他们一起工作。我们需要想办法跨越吉卜林认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吉卜林显然认为：强劲的男子气概是通用语言，可以使“种族”和“出身”变得无关紧要，而我们却再也不能有这样的假设，这一事实让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我们明白，关于和平与战争以及男子气概和攻击性的适当标准，不同的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且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确实，在美国我们现在身处很多外国文化之中。曾经离我们很遥远的宗教实践和宗教信仰现在对我们的商业活动、法律以及我们对宗教定义的理解都有影响。了解伊斯兰教、佛家、印度教以及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和宗教实践，这不仅是进行国际商业活动和政治辩论的重要前提，往往也是必需拥有的知识，才可以跟邻里交谈，知道如何就有关移民和多元性的措施进行投票，思考佛教徒囚犯要求圣典以及祈祷式所涉及的法律问题，2好好考虑如何抚养领养的华裔儿童，以及理解作家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为何会面临死刑令。
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非西方文化——首要的理由是为了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能胜任公民的角色进行审议。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使得这种学习极具价值。它将增强我们身为美国人的自我认识。我们意识到本国有很多西方和非西方的传统相互交织，将会对这个具有多元性的国家有更好的了解。通过跟其他方式和行为作比较，我们也会理解我们美国人起源中特别西化的那一面，更确切地说，是“西方传统”。就像约翰·瑟尔（John Searle）认为地那样，“通识教育最能让人得到解放的效果之一是：人们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他人中间可能存在的一种生活和情感的方式。”3
我们也会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如何误解了其他人。我们跟非西方社会的关系往往由于殖民统治而得以调解，通常伴随着因为宗教优越感而洋洋自得的态度。我们对神秘的东方“他人”有一种浪漫的向往，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对“东方”的污蔑，认为它不理性、迷信而且没有道德原则，这两方面都源自我们的假设：认为西方价值观是道德和文化的标准。无论一位思想家是反叛地赞扬“东方”在精神方面和性爱方面都很富足，还是更为传统地因其神秘和无道德而诋毁它，都倾向于以某种模糊表达的西方中产阶级基督教精神作为衡量标准，这种倾向使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真正想法变得不清不楚。当然，跟这种过度简单化相关的事实是：西方殖民列国在政治上统治了印度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且急切地证明他们那样做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更加了解非西方文化，部分原因是：我们这样做，可以了解先辈们牵涉其中的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过失。对历史秉持这种批评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中止对非西方文化的做法和信念的批评，或是把它们描绘成没有压制和歪曲。这确实意味着去理解我们跟其他文化的关系中自己过分简单化以及回避他人和自我回避的态度。
目前为止，对于培养能跟遥远文化进行良好交流的公民，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我们国家地域辽阔，跟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相隔遥远，使我们很容易就忘了自己是这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很容易使美国人以为不需要了解其他国家。英语是经济、科技和世界商业活动中的首要语言，这一突出地位很容易使美国人以为学会另一门语言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跟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尤为封闭无知，欧洲人至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各种西方文化。但是，对于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这样支配着世界上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宗教，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都所知甚少。对于其他国家怎么看待工作、商业活动、家庭以及道德，我们的了解实在太少。这种无知已经导致道德和政治上的过失，缺少人性的敏感，甚至连绝对的常识都没有。它还导致了商业上的失误，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可以做得更好，本可以避免这种失误（想一下那位女商人安娜，她去北京开设办事处时发现自己准备不足）。要改变这种危害到我们未来的形势，需要依靠我们的高等院校。它们必须努力扩展课程设置；但是它们必须同时充分满足当今公民的需要。
学习非西方文化极具挑战性。文化并非铁板一块或静态不变。它们包括很多部分；它们包括冲突和宗教；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并吸收新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来自其他文化。因此，当我们在课程设置中加进其他文化研究之时，会出现很多难题，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我们决定在一门关于比较哲学的课程中讲授“中国价值观”，那么我们该研究什么呢？儒家传统？马克思对传统的批评？对儒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持批评态度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者的价值观？她们往往借助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著的《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该书二十世纪初被译为中文。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开设该课程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不提这些问题。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我们必须铭记：即便“儒家传统”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索克埃尔和尼兰提醒学生注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古代中国（古希腊）“传统”，其中大部分其实是具有颠覆性的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为，他们跟周围社会进行论辩。同样的，格里菲斯告诫学生要意识到佛教对人们日常思考和提及自己的方式造成的急剧挑战。如果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佛教在印度就是人们日常思考和行为的方式，就会大大夸大印度跟我们之间行为方式的不同。4非西方文化是复杂的混合体，往往吸收了原先属于外国文化的元素。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是如此，研究这些文化的目的之一是了解我们有多少东西是从它们那里得来。5文化影响并不只是单向流动，甚至主要都不是如此。
鉴于这些复杂性以及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跟我们经常互动的那些文化，需要学术上的指导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想成为有见识而灵敏的公民而需要了解的一切，不能只依靠个人经验来传达。但是，这种指导只有解决好跨文化难题，才会有所帮助。一旦我们更详细地阐述这些难题，更清楚地了解在接触外国文化时由于没有指导而产生的过失，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指导办法可能产生良好效果，促使公民得到启蒙，而这是公民所迫切需要的。6我们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高等院校要在良好开局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为什么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