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教学的目标和局限

讲授非西方文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唤醒好奇心并且开始对话。任何课程，无论设计得多么好，都不能告诉学生所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非西方世界的主要文化内容。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教育是大杂烩，学生对各种不同文化浅尝辄止，却对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深入了解。既然我们的高等院校是在美国，那么明智的做法是：我们的学生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生活领域着手并且以此为中心，他们将需要在这个领域中行为处事。这意味着，对于美国历史以及有关我们已经继承的复杂文化之主要来源而进行的研究，要把两者放在首要位置。当然，并非所有的来源都是来自西方，在西方文化方面进行的优秀教育将会使这种联系变得清晰可见。通过明智地与一种极为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和对比，往往也会阐明某种西方的观点。要想真正理解西方自由个人主义，需要明白可能有哪些替代它的选择；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明智地研究佛教伦理学来获得这种见识。对于有关西方文明的绝大部分普通课程来说，如果其中包括进行比较的内容，由教师所受的培训来决定课程的深度和性质，这些课程会更有启发性。对于更高级别的很多课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单是进行比较的部分往往就能阐明一系列问题。但是，问题还是存在，课程设置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鼓励开设完全专注于非西方文化的课程。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进行回答。高中对学生的培养极不稳定；大学老师需要不断地审核学生的程度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课程要求。1996年，一群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中有一半人报告说他们就读的高中缺乏有关非西方文化的教育；但是，另一半人报告说他们就读的高中在非西方文化方面的教育比西方文化要好。刻板的课程要求不适合这些参差不齐的学生；目前我们应该更倾向于灵活的体系，给学生建议，但是允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决定需要学什么。芝加哥大学采取的办法实现了这一点，该校开设了各种有关文明的核心课程，有的以西方为重点，有的以比较为重点，还有的主要以非西方为重点。但是，无论是通过课程要求还是进行相关指导，总体上的计划应该设立一些明确的目的，要求学生去完成。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对世界上主要的宗教有所了解。这个领域对于所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往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如果公民对伊斯兰教、印度教或佛教和儒家的传统一无所知，我们完全不能承担这样会造成的后果。可以通过开设有关世界文明的课程或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不管以什么形式，这应该是本科课程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所有的学生也都应该掌握一门外语，可以熟练地阅读报纸和简单的文学文本，听懂电台和电视的节目。在这种要求之下，应该很难在中学举行的成绩测试中名列前茅；中学很少像大学那样在文化方面有内容丰富的指导。即使涉及的是西班牙语或法语，而不是非西方文化的语言，语言学习对于学生理解跨文化所造成的问题比任何其他方面都要大。用一种外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跟看清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者的关系一样，都是很好的途径；它应该影响到所有的跨文化研究。(https://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看起来明智的做法，是要求学生深入学习某种非西方文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中通过规定修读一些课程，目的是跨越文化的界限进行对话和反思。每一门课程应该包括历史和文化的内容。超出这个范围的规定会很不明智，因为教师已经发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比较教学。这些方式往往以比较的视角关注单独某一系列的问题。修读罗尼·利特约翰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的学生一边上日语课，一边上其他的哲学课，对日本文化的某个重要方面形成丰富而复杂的评估。（利特约翰的结论是：这样的课程，仅限于某一文化的某一方面，“促使［学生］进一步学习该语言和文化，并设法了解人类的其他生活方式”。）索克埃尔和尼兰的学生学习非洲和中东关于女性身体的看法，同时也了解美国在这方面的看法。在圣母大学，一门叫作《工作人类学》的课程讨论东西方在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两个时期中有关生活活动的概念和做法。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中国文学专家李德瑞（Dore Levy）开设了一门叫作《故事和讲故事的人》，将几种非西方文化作品中的叙述方式进行比较，包括巴比伦、中国以及古典阿拉伯文化。同时，她的同事米拉·维斯瓦纳森（Meera Visvanathan）开设了一门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课程，极受欢迎。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那样，哈佛阿玛蒂亚·森的学生学会思考现代社会中东西方很多不同国家遭受的饥饿和饥荒问题。其他多种跨学科跨文化教学关注的则是艺术或音乐的范畴，或一系列经济问题。要确保学生接触到非西方文化，最好的办法是在整个课程中融入这样的学习，借重教师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虽然有学习非西方文化的规定，但不应该满足于范围极为狭隘的课程，这样的课程无助于深刻理解某种文化中人们讨论的更重大的问题；但是，选择得当的一系列重要人物或问题往往比广泛概览能够使探索更有针对性。对于了解的问题，老师的教学才最好，即使有些文本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在布朗大学，尽管核心课程要求被教师指导所代替，很大一部分学生还是选择修读一门有关非西方文化的课程，可供学生选择的这方面的优秀课程范围很广，从音乐到宗教研究、比较文学、人类学、历史以及政治学等各个科系都开设了相关课程。

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对自己的无知能像苏格拉底那样有自知之明——这种无知是既不了解其他文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这些学生听到有关文化差异的过分简单化的陈词滥调时，不会只看表面；他们会质疑、调查以及探索。因为他们对文化和方法上的问题有基本的了解，会有办法进一步进行质疑。他们会以适当的人性来处理不同之处，但是又有良好的知识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这样的品质对于公民来说至关重要，不可能单靠个人经验来发展。目前，我们在加强理解这一方面做得不够好，这种失败正对我们国家造成损害——包括商业、政治以及有关环境、农业和人权等方面急需的审议等各个方面。我们必须而且也能够通过通识教育促进理解；教育如果不接受这样的挑战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教育（培养真正自由且自治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