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裔美国人研究
在此，黑人的渴望必须得到尊重：他们丰富而深刻的痛苦体验，内心世界不为人知的宝藏，对自然的奇特观点，这些会给世界带来新的视角，使得他们的喜好、生活以及行为成为人们心头的珍爱。
——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黑人的灵魂》
（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的“关于黑人的训练”
（Of the Training of Black Men）
在亚特兰大的墨哈斯学院，阿尔杰农·坎贝尔（Algernon Campbell）是英语专业大四的学生，他语速很快，精力旺盛，十分活跃。他以前上的中学以白人为主，从来没有任何关于种族的讨论。他说，没人懂这个话题，当然他自己也不懂，他只是想合群。到了墨哈斯之后，他发现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可以一直探讨这些问题，而不必担心种族主义以及合群的问题。他可以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种族认同的作用，这将有助于他了解自己。坎贝尔为墨哈斯感到极为自豪，而且也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
1992年春天，布朗大学的阿尔文·詹姆森（Alvin Jameson）讨论自己为何突然对哲学不起劲了。他是一名来自中上阶层的非洲裔美国学生——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穿着一件安多佛（Andover）汗衫——他在我为本科生开设的哲学和小说课上表现非常出色，按时完成了一篇关于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精彩文章，于是我允许他参加面向研究生的同主题讲座。但是他整个学期很少出席，即使出席也似乎是半梦半醒。他现在告诉我，他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日益担忧。他加入了一个黑人兄弟会。那些兄弟给布置入会任务，使他整晚都不能睡觉，此外还向他施压，让他不用关心哲学和文学。他已经不打算念哲学的研究生了。
1994年3月，前亚特兰大市长安德鲁·扬访问位于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州大学，当时恰逢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课程在为成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而奔走游说。在面向修读非洲裔美国研究的学生演讲时，扬对这种变化予以反对。“我有个女儿的专业是黑人研究，而我竭尽全力让她放弃这个专业。如果大家花钱来接受教育，应该让老师讲授那些你不能自学的东西。应把时间花在数学、金融、会计学以及科学等学科上。”
1994年12月，我与我指导的一名新生安吉拉·考夫曼（Angela Kaufmann）进行交流。她选择布朗大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课程的多样性；她在第一学期选择了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科系开设的一门课程。她喜欢阅读，但是作为班上唯一的白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日益觉得很不自在。该课程的老师是一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人，她上周满怀同情地讨论有关种族记忆的理论，暗指跟某一特定的种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不能理解该种族所受的痛苦。安吉拉反问，自己的亲人在大屠杀中遇害，这样还不能理解种族主义造成的痛苦？她说，问完这个问题后，课堂一片沉寂。(https://www.daowen.com)
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是哈佛大学哲学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对群体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阿皮亚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在伦敦接受教育的律师，后来成为加纳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布赖恩斯顿（Bryanston）和剑桥受教育，是模态逻辑方面的专家，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关于自己的黑白两种血统以及两种民族身份，他口若悬河，主张人们可以对某个特定的民族或群体高度忠诚，同时不忘记自己对“人类未来”的重要道德忠诚。阿皮亚的父亲去世时留给孩子们一封信，提醒他们要铭记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他敦促说，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应该反思世界是否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好。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黑人学生群体邀请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的同事哈立德·穆罕默德（Khalid Muhammed）前来公开演讲。穆罕默德因其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奴隶贸易负责的观点而声名大噪；可以想见，他的演讲会包括反犹太人的内容。校方同意穆罕默德关于加强安全措施的要求——每个人入场时都要接受检查。有些教师认为校方不应该让穆罕默德到学校来演讲，至少应该拒绝他提出的安保要求。其他老师则认为应该允许他畅所欲言，但是他的言论应该受到公众的抗议。该校的学生和该群体的成员列队通过安全检查进入会堂，而哲学家伯恩·马格努斯（Bernd Magnus，他是该校思想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伯根一拜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则带领一群教师板着面孔沉默地站在外面，举着标语抗议穆罕默德的反犹太主义。1
没有什么话题比种族问题更让美国大学陷入痛苦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了解彼此的需求最为迫切，而碰到的障碍却最多。非洲裔美国人内部本身也有分歧。目标是否应该像杜波依斯设想的那样，以兼容并包的人性观点来看待文化，就像美国黑人接受所有文化那样，所有的美国人也能接受黑人文化？或者，目标是否应该建立有别于他人的身份，而时不时受到其他民族和群体的蔑视？年轻的黑人学生在本科教育中是否应该注重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还是应该关注更实用的学科，比如工程学或数学？白人社会对这些分歧感到困惑和苦恼。持同情态度的白人教育者由于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他们意识到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种族主义，却不确定怎样才算有效的反种族主义，因此，即使对恶毒的谎言进行公开抗议在道德上似乎是恰当的（像在河滨分校那样），他们往往还是觉得自己不知所措。
维护杜波依斯描绘的有关文化的愿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所有的美国公民都学习非洲裔美国人的艺术和历史，就像黑人——包括黑人女性——学习整个世界那样。这种新式的兼容并包的院校会继续讲授工程学或会计学，为学生将来的事业做准备。但是，也给白人和黑人学生提供精神上的教育，为使他们成为具有丰富性的公民而打好基础。
我们能否建立起这种兼容并包而且具有丰富精神层面的院校，尽管事实上我们必须将之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它包含了离间我们的痛苦和恐惧？但凡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摆脱目前的倾向，不要把研究少数族群的要求只是简单地当作身份认同政治，或者只是哀诉或“受害人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恶毒的种族主义遗产，白人自然会觉得不自在和内疚，这种焦虑的回避同样也帮不上忙。相反，不管人们背景如何，都应该诚实地面对彼此（这一点对于种族关系紧张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适用，但是由于其他相关方面的排斥现象，白人与黑人种族主义的历史将继续存在下去）。关于进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要求以及引发这种要求的学术界排斥现象，我们应该竭力去了解。我们必须了解，即使是很不情愿地将非洲裔美国人包括进来，可是，作为被接纳的代价，直到最近仍然要求他们批判自己的血统而承认欧洲文明的价值更优越。然后，我们才可以试着明白，任何有理性的黑人被迫承受这样的煎熬，肯定会因为这种学术史而产生各种复杂的反应，例如羞愧、自豪、渴望以及仇恨。我们应该承认，在以前和现在出现这样的反应都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是那些让我们受到困扰和惊吓的反应也值得我们尊重，因为这些都是出于一种正当而由衷的担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有关种族和非洲中心论的争议，这些问题是当今课程中的难题。
任何作家如果想就这些引起分歧的问题发表看法，应该在其中定位自己的历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我遇到的黑人只能当家庭帮佣。有一位名叫海蒂的黑人女孩，年纪跟我相仿，她的父母在隔壁富有的邻居家当住家帮佣。当时，我大约十岁。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玩，我请她到家里来喝柠檬汁。我父亲（在乔治亚州长大）为此大发雷霆，他告诫我下次决不可邀请黑人到家里来。学校的情况也一样：我所上的私立学校仅有的黑人是厨房帮工，学习的过程中学校鼓励我们从脑海中把这些人抹掉。我修读的历史课程对奴隶制几乎没有提及。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后来的卫斯理和纽约大学，我从没有读到任何黑人作家的文学作品。杜波依斯、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理查德·赖特、拉尔夫·艾里森、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这些名字我都不知道。没有哪里可以看到在学习他们的作品；完全不教他们的作品。小马丁·路德·金则设法回避，因为新闻里有他，但是我父亲称他是共产主义煽动者，而我的老师则不作评论。教我钢琴和发声的音乐老师有很多，没有一位提到爵士乐，尽管爵士乐几乎是所有我确曾弹奏和演唱过的现代古典音乐（柯普兰、拉威尔、伯恩斯坦、普朗克）的主要源泉，对此直到二十多岁我才有所耳闻。
我所从事的哲学学术职业仍存在着种族隔离。在哲学和古典文学系二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我只教过两名黑人研究生，同事中没有黑人。我现在属于法学院，黑人同事有两位——其中一位是访问教授，是当初我所教的两名哲学专业黑人研究生之一。很少有黑人学生选修哲学课，甚至在我现在任教的课程中也看不到几张黑人面孔。我主要通过阅读和想象来发现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