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学术界：紧张的形势和冲突
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真相的追寻已经造成多种紧张的形势。跟美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学术界也包含一些不理性的种族情感，因为这些情感建立在危险的有关种族的刻板思维模式之上，并且使之得以延续。
在这种氛围下，并不能总是顺利地进行审议，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关于谁应该在这方面研究和学习，都进行了痛苦的辩论，有些人认为有关非洲裔美国研究的教和学都需要种族方面的资格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在课堂上和聘任中应该包括所有人。
不仅非洲裔美国人，所有公民都需要接受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教育。任何有关包容性和分裂主义的辩论都必须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非洲裔美国人尤其有迫切的理由需要进行这种教育，并促进其背后的研究。对真相的探寻与自我尊重以及消除侮辱和偏见完全可以兼容。关于这一点，施博格于1913年发表的意见很好：
当然，种族动机仍然存在——自然，跟科系方法和目标是相容的。我们现在研究种族的学生很自然地承担起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以克服由于被蔑视和忽略（众所周知，毋庸赘述）而遭受的困境。但是，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因为我们会丧失历史文化中的精神成就，而且因为这么做可以让人类相互合作和依存的故事能够完整地被讲述并得以实现。31
在当今学术界，施博格的看法仍然适用：对于以历史的角度理解黑人的文化，黑人学生有特别的兴趣，甚至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很重要的是，坚持认为这种学习面向所有的学生，如同整体的文科教育那样。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在互相尊重和合作的氛围下接触到这方面的教育。
有些进行非洲裔美国研究的课堂让白人学生觉得不自在，我指导的一名新生就碰到这么一个课堂。很多白人学生开始都避免上这样的课，认为会让他们觉得格格不入。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都应该批评。学习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所有美国人都需要做的。课堂是探寻的场所，所有秉持探寻和尊重精神的人都可以加入。如果我们要求白人学生同意让黑人同学阅读阿瑟·米勒和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那么当他们想要理解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或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的艺术时，对他们予以阻止的做法则很荒谬，也不道德。有关“血腥记忆”的种族主义观点在学术界没有立足之地——除了作为研究对象，很多社群希望避开外人，这种研究分析有时让他们受到折磨。（我们也同样可以这么说种族的概念，它几乎没有生物学方面的正当性）这种教和学的模式自然受到非洲裔美国人社群中重要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包括亨利·刘易斯·盖茨、安东尼·阿皮亚以及科奈尔·韦斯特。这些内部的批评比以往更有效。
如果“血腥记忆”对于学生来说不合适，对于教授同样也不合适。认为我们在基因上跟古希腊人接近，这个观点总是让人觉得可笑。二十世纪的美国人甚至在文化上没有哪一点延续了古希腊人的文化，这期间的若干世纪中出现那么多的差异，最重要的变化是基督教。但是，真正有害的观点是认为基因上或文化上的遗产让人们可以特殊要求就某一主题进行教学或研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让人们可以要求就某一主题进行教学的是他们的兴趣、见识、想象力、努力和奉献。
我们有时很容易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坚持要求教德语的老师是德国血统。即使我们有时优先选择讲母语的人，我们也深知讲母语者的父母本身也可能并不讲该种语言。我们也不坚持要求教印欧语言学的老师是印欧血统，不管哪种血统都可以。的确，有些老一辈的德国印欧语言学家有一些偏见，认为印欧语研究有种族立场，尽管如此，犹太语言学家对印欧语研究贡献重大。所有学科都是如此。尽管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领域吸引了更多非洲裔美国人，而白人较少，但是一旦他们进入这个领域，判定他们学术工作的标准应该跟别人一样——要看其范围、见识和成果。如果我们说了其他的内容，会给学生造成一种有害的错误印象，限制了想象力，而造成了我们想要反对的种族主义。如果我们真的说只有黑人可以讲授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怎么才能阻止白人种族主义者说只有白人才能讲授白人研究，或者只有希腊后裔可以讲授古希腊研究？32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对分离主义的聘任予以拒绝。1982年，哈佛法学院的黑人学生在有些教师的支持下抗议学校聘请无畏的公民权律师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跟一名黑人同事一起讲授公民权法的课程。这件事很复杂，学生抗议的起因是访问教授的短期课程正在代替一门常规课程，而法学院没有计划安排该领域的常规课程。33可是，格林伯格的种族身份变成投诉的焦点，这件事遗憾地反映出种族主义的特色。但是，今天的黑人智识界绝大多数领军人物一致认为不应该以种族归属作为讲授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必要条件。纳森·哈金斯之前坚持认为，哈佛的科系“希望尽可能聘任最好的教师，无论种族如何”。34亨利·刘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最近写道：“我们的课程向所有人开放——无论是学习还是教学。毕竟，学术界的基本前提是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可知的；因此所有的事情都是可教的。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能讲授弥尔顿，因为我们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不是男性，或不是异性恋——甚至因为我们不是盲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应答呢？”35
分离主义关于教学的要求中也有那么一点正确的地方。在美国，身为黑人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有些事情很难理解。白人走在大街上或到杂货店买东西，不会被认为会造成威胁，他们不会了解：无论黑人穿得多体面或行为得体，都很可能有行人避到马路的另外一边或害怕地抓紧钱包。能够设身处地有想象力的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体验，但是人们更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的体验普遍化而把不同之处过滤掉。如果没有花很长的时间跟女性对话，是不会想去讲授女性研究，或者没有花很少时间沉浸在古希腊文化和语言之中，是不会想去讲授古希腊研究，同样，如果没有花很长时间跟美国黑人对话，倾听他们的体验，是不会想去讲授美国黑人研究。但是，白人对黑人历史或文化有渊博的了解，这也不是不可能，而黑人也不是不可能缺乏自我了解。人们常常不了解自己，有时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但是，这一点只是告诉我们没有体验很难达成理解，这个领域的所有老师都需要理解。这并不能成为以种族为标准来聘任教师的理由。
而且，只要黑人学生有任何方面的学术兴趣，都应该予以鼓励，不应该让他们感到不必要的压力而以种族身份来界定他们的学术身份。很多黑人学生离家上大学之后开始对种族身份极为关注，如果父母是主张同化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会表现得反叛，并且决定以种族的身份认同政治来界定自己的目标。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为了身份认同而斗争，人们对此会感到同情，却不会承认：对于每一位这样的学生，决定其学术生涯的重要因素应该是对特定黑人身份进行探寻。亚瑟·詹姆森将不得不弄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哪一种男人气概。但是，做这件事并不需要阻止他学习哲学和文学，甚至在这些领域选择事业。布朗大学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科系最有影响力的老师之一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他的专业是十七世纪中国历史。他向他同种族的学生（以及其他种族的学生）传达了一种信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害怕你这样做会失去自己的个人身份。
很多黑人认为传统的学术主题被种族主义的污染毁掉了。他们甚至把喜欢这些研究的黑人视为叛徒。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哲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甚至古希腊罗马研究，它们本身都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任务。它们只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向所有人开放。有时，我们的确会发现，在以普通的方式来对待某个主题时，有一些种族主义的思想根植其中。很多对待希腊和罗马世界的方式一度因为种族主义优越感而被扭曲。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任务倒没有那么受影响，不过人们在某些地方也是经过斗争才没有受污染。有些颇具影响力的音乐教学方式反映了有关音乐文化和天生音乐才能的种族主义观点，认为其基础是某个特点种族文化传统，这种观点跟种族主义历史紧密相关：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给孩童讲授音乐的体系就跟他的纳粹身份极有关系。如果人们发现某个音乐机构完全是按奥尔夫的体系组织起来的，那么他们会抨击该机构有种族主义色彩，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音乐和音乐学还是会继续存在。在德国和奥地利，印欧语言学研究一度与纳粹所谓的非犹太民族的白种人及其种族传统相关的消息紧密相连；看起来，印欧语言学研究似乎会成为一门被种族主义污染的学科。现在，优秀的学术工作把语言史与这些迷思进行严格区分，确定印欧语这一研究领域向所有人开放。通常，任何时候某个学习的领域因偏见或歧视而变形，应该把这种情形视为一种挑战，必须更严格地追寻真理而摆脱所有扼杀真理的东西。
正如有关女性的辩论那样，在有关种族和课程的辩论中，最有害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论辩中通常的结构和逻辑本身都在种族上受到污染，不适合非洲裔美国学生。甚至在美国哲学协会黑人委员会内部都听到这种意见。例如，极力主张夏季招募有才能的黑人本科生时应该避开形式逻辑，原因是黑人学生会觉得不舒服；建议用非洲哲学研究来代替逻辑。这一建议受到其他黑人哲学家的强烈抗议，他们觉得这种说法像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才智予以种族主义的蔑视，而这正是他们长期以来奋力要颠覆的。
当然，任何课程想要让哲学对可能成为研究生的人有吸引力，就不应该注重形式逻辑，它不会让人对哲学感到兴奋，没有学生会喜欢。它只是必要的工具，在其他更为让人兴奋的材料面前，应该只把它当作工具。那些让人兴奋的材料当中完全可以包括——对所有学生来说——有关哲学的跨文化研究，探寻哲学在不同传统中的意义。有些优秀的文集可以在跨文化的课程中选用，36当然，发现学术上反映的非洲哲学传统可能会让非洲裔美国学生特别感兴趣。但是，至关重要的是避免认为哲学论辩本身是一种种族遗传，或认为黑人不能进行逻辑思考。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铭记杜波依斯的愿景，在他的想象中，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因为种族界限而不能接触渊博的文化：
培养人性
我在莎士比亚旁边坐下，而他并没有避开。我跨越种族界限，携手巴尔扎克和大仲马，微笑的男人和欢迎的女人在金碧辉煌的大厅中悄然移动。夜晚在边缘坚固的地球和星星的窗花格之间摇摆，我站在夜晚的顶端召唤亚里士多德、奥勒留以及我要召唤的人，他们个个和蔼可亲，不轻蔑鄙视，也不屈尊俯就。于是，我跟真理交融而不受蒙蔽。啊，骑士般的美国，你是否不愿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37
对杜波依斯来说，脑海中的世界为所有人共享。认为白人撰写的真理、逻辑和文学都不适合成为非洲裔美国人学习的对象，这种看法是向“骑士般的美国”封建社会屈服，使得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拥有真理和美丽，而其他所有人则被排除在外。
有些院校试图把有关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传统包括到课程当中，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困难的问题是要求课程以“非洲为中心”。开明的世界主义者要求所有公民都应该接受教育，而针对种族主义更激进更报复式的做法是要求课程以非洲为中心，以前的课程是以欧洲为中心，从一种失衡走向反方向的失衡。对于目前的情况，盖茨说得很好：“我们这些开明的革新主义者说：你们想要别人如何对待你，自己就要如何对待别人——尽量往好处想。左派人士说：你对别人做过什么，让我们也这么对你；然后看看你有何感受。”38这种报复式的做法在学术界有一定有限的位置，它使我们揭开偏见的真面目，原先这种偏见以客观现实自居。但是，它并不富有成效，因为它背离了对真理的追求，用一种新的曲解代替旧的。
很多“以非洲为中心的”课程追求真理，对证据的标准要求严格。这些课程引导学生学习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这是他们课程的主要内容，在搜集材料时对证据和论点一丝不苟。斯贝曼学院名为《非洲移民社群和世界》的必修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门课程持续两个学期，研究内容是非洲民族由于奴隶贸易而分散到世界不同地方的这段历史。该学院的国际主义使命是让学生准备好将来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文化中承担领导角色，斯贝曼将课程的目的与这一使命联系到一起：
强调文化交流是一种动态的力量。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进行互动，无论是在内部还是洲际之间，以及整个历史长河中，都很重要，要予以强调。换句话说，该课程努力给学生以正式的方式介绍——他们自己的背景和文化（这种需要很合理），这种背景和文化跟非洲裔其他社群的背景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这种综合体验与更广阔世界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培养学生学会如何批判地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解决当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弊端。总而言之，该课程努力开发一种更有能力的领导才能。39
该课程遵循杜波依斯的观点，认为学生必须从自己的情况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情况，然后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况。该课程将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追溯到其非洲起源，经历了公民权运动的时代。然而，这段历史在每个阶段都跟其他有关的历史有关——包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不同国家的反奴隶反殖民运动，美国其他群体为争取彻底的公平而进行的斗争。以历史和政治学的视角来组织这一门跨学科课程；但是，经济学、文学、音乐、舞蹈以及视觉艺术都各有作用。自始至终都强调要有严格审慎的论点并以公民权为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门课程既以非洲为中心，又没有失去杜波依斯更为包罗一切的目标。综合性学院也可以从这样一门课程中获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课程甚至与斯贝曼的课程有很多共同的特点。(https://www.daowen.com)
墨哈斯学院是斯贝曼学院的兄弟院校，它最近依照这一颇有希望的模式对课程着手进行了一些变动。新院长沃尔特·梅西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的管理者，其管理格言是：“在墨哈斯建立一个世界家园。”他认为这一目标加强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方面的内容，坚持让科系的主修科目结构严谨，总体来说让该课程融入新的深度而且更卓越。但是，也要求强调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及其相互理解的需要。梅西继续说道，“世界家园”这一主题的灵感来自墨哈斯校友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后者在名为《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Chaos or Community）的著作中说道：
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大型的家园，巨大的世界家园，无论我们白人还是黑人，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都得居住其中，这个大家庭在观点、文化和兴趣方面分歧过大，因为我们绝不可能再次分开，因此必须学会如何和平共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更大的世界家园，我们也居于其中。
梅西也引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话，坚持认为通识教育应该培育“思想的接受能力，丰富的想象力，训练有素的辨别力，没有阶级偏见、宗派偏见或党派偏见，有激情，有信念而不狂热。”40
值得注意的是：墨哈斯非洲裔美国研究专业本身注入了这些人文价值观：该专业的目标当中就包括“鼓励学生重视手足之情、平等、灵性、人文价值观以及民主等理想”。41梅西对这所面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学院肩负的使命采取一种勇敢而积极的包罗一切的态度，很值得人称道，努力使这门课程让所有学生准备好成为适合的世界公民。
我们在其他一些学院发现很多科目和课程包括了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内容，对公民权的贡献很有价值。以主题为导向的方式往往效果很好。圣劳伦斯有一门比较艺术课程，研究的内容是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如何在西方博物馆当作“艺术作品”被认可；有一门比较文学课程研究的则是希腊、印度和非洲传统中口头相传的传统以及有文字记载的叙事诗；还有一门宗教课程，将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新教徒信奉的原教旨主义跟世界上各种原教旨主义想比较。所有这些方式都很有价值，它们把有关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材料融入到课程当中。
但是，并非所有以非洲为中心的教学都像斯贝曼的课程和墨哈斯的新课程那样可靠，也并非所有课程都像圣劳伦斯的课程那样严格。有些情况下，盖茨所描绘的那种报复性态度导致了对历史记录的曲解。即使在亚瑟·施博格的时代，这种补偿性的曲解也是众所周知的，施博格对它们予以抨击：
撰写历史既不能有偏见，也不能有反偏见。种族主义白人的理论很露骨，他们假定自己的种族具有优越性，占支配地位，反过来，黑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那些鲁莽狂热的外行，以三寸不烂之舌试图证明世界上的天才有一半是黑人，并且将十九世纪美国人的血统追溯到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但是，幸运的是，如今双方有真正共同的目标，没有那么多争议，而更多的是进行挖掘。42
看起来，施博格说得太快了。如今，已经事隔八十多年，我们仍然看到“鲁莽狂热的外行（们）”坚称的关于非洲的有些看法明显是错误的：认为贝多芬是非洲后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从埃及图书馆窃取而来，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很大程度上来自黑肤色埃及人的语言和文化。通过滥用语言和文本上的证据来为这些假定作辩护，在学术上没有合理性。语言上有证据表明埃及早于希腊，这一点是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中最重要的论据，该书是发表这类看法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但是，伯纳尔对于历史上语言学重建原则的理解完全不科学，研究印欧语的语言学专家进行的分析已经对此明确反驳。43
没有理由认为伯纳尔（身为白种犹太人）受到任何种族主义立场的激励。同样还出现了很多不可靠的故事，号称希腊文化从别的文化得到借鉴（无论是从埃及或印度或巴比伦王国），都跟种族问题无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的知名教授赛勒斯·戈登（Cyrus Gordon）认为希腊文化源自圣经文化，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是有关系的。这种说法犯了很大的语言学错误。马丁·韦斯特是一位极为保守的古典学者，总的来说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学者，他最近论辩说：早期的希腊哲学源自伊朗和印度。4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韦斯特的看法甚至比伯纳尔的看法更加没有可信度，有些希腊人确实去过埃及，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希腊人在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去过印度。证据匮乏，学术界满是猜测。我们不应该假定以非洲为中心的作家在进行他们自己不可靠的猜测时，所做的事情极其危险，我们也不应该大声抱怨有政治阴谋要破坏学术。45但是，应该拒绝不可靠的学术活动。其他所谓的非洲“传统被偷到”欧洲这类的说法更加没有可信度，显得更加外行。46
其他有关文化的报复性想象由生物学开始；臭名昭著的有关文化的“黑色素理论”是佐证，由理查德·金（Richard Kim）、卡罗尔·巴恩斯（Carol Barnes）、弗朗西斯·克雷斯·威尔森（Frances Cress Welsing）等黑人作家进行阐述，因利奥纳德·杰弗利斯（Leonard Jeffries）而闻名，他是纽约市立大学黑人研究方面一名颇受争议的教授。47“黑色素”理论结合了最先由加拿大白人作家迈克·布拉德利（Michael Bradley）提出的“太阳民族”和“冰民族”分类学，48该理论认为黑色素是人类种族的自然遗传，白种人的肤色是基因变异。由于肤色上的自卑感，白种人对确实拥有黑色素的人持报复和侵略的态度，于是产生了种族主义。这些理论并不新奇；它们不过是以新的方式重现刻板思维模式，认为非洲黑人官能性而白人知性，这种看法从菲里斯·惠特利时代一直都存在。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不科学的错误理论的起源。由于偏见而不是通过探索而形成的非洲形象很吓人，这种形象几个世纪以来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今天有很多黑人学生和学者，像科伦（Collen）以及先前其他人那样，会被吸引，以相应正面的想象来看待非洲的文化力量。但是，这些想象却对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的合理研究帮了倒忙。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黑人学者关心的是宣传而非真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情况都不是这样。这些想象推动的是有关文化种族起源的理论，多年以来就是用这些理论将卓越出色的黑人学生挡在学术追求的大门之外。它们歪曲了人类的多元性和独特性，黑人音乐和艺术的复杂性和错综性，以及杜波依斯、鲍德温（Baldwin）和莫里森等作家的文学成就。它们给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白种人提供了方便的吓人故事，用来歪曲这些研究。迫切需要对这样描绘非洲的内容进行批评。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已经这么做了。利奥纳德·杰弗利斯的非洲中心主义受到盖茨、阿皮亚、科奈尔·韦斯特、迈克·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以及很多学术界领域的重要黑人思想家等人的否定。49
对所有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尤其迫切的是：当这些想象与反犹太主义相联系时应该畅所欲言，杰弗利斯、哈立德·穆罕默德以及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的历史学家托尼·马丁曾经有过这样的想象。马丁曾经是一位历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就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做过充分研究，他最近成为一名反犹太的辩论文章作家。他私下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犹太人的袭击》（The Jewish Onslaught）当中把犹太人在美国黑人受压迫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说得很恶毒，与其相关的是恶言毁谤的虚假历史文本《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秘密关系》（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acks and the Jews），这卷著作得到哈立德·穆罕默德的支持，由马丁在韦尔斯利学院自己的课程中讲授。杰弗利斯也发表评论认可犹太人和奴隶贸易之间的这种联系，为此，他在纽约市立大学黑人研究科学的主任一职被中止（在旷日持久的官司胜诉后恢复原职，但是上级法院驳回该决议，美国最高法院最近拒绝审理这件案子）。
这些是很不典型的极端案例，反映了丑陋的种族主义，让人不能接受。美国校园有这样信奉种族主义的教师，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黑人学生团体邀请穆罕默德前来演讲，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以及校方在压制学生言论方面所起的合适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对于邀请穆罕默德以及他传递的信息都强烈反对，但是认为既然已经按期邀请他了，校方就要给他讲话的机会，这样做是对的。另一方面，在校园里宣扬仇恨的行为应该受到公众的抗议，校方也应该与这种表达仇恨的信息正式划清界线。美国校园过去庇护种族主义和反犹太的宣传活动，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现在同样这么做的理由。
如果终身制的教员讲话时带有种族主义，我们应该铭记：任何想要终止他们合约的企图都会对学术自由带来危险。教工和校方自然会回避以教学满意度为基础来取消终身制（相反，其基础是犯罪行为、精神不健全、学术欺骗或对学生实行性骚扰）。不久前，左翼教员由于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有真有假）而被辞退。未获得终身制的教员仍然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解雇。一位非洲裔美国教授在课堂上说犹太人造成了奴隶贸易，与一位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哲学家看起来或许不同——因为前者起劲地讲授谬误——即便如此，对于校方是否能看出这样的区别，我们还是没有信心。对有些管理者来看，很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观点是危险的谬误。因此，我们应该允许这种终身制的教员继续存在，以便划出一条界线，保护其他合理的工作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但是，如果学生或教员受到威胁或胁迫，这种保护会没有什么防御力。同时，对于任何反犹太学者发表的看法，学校应该公开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同事也应该对他们予以谴责，绝大多数人是这么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墨哈斯的新任校长沃尔特·梅西以小马丁·路德·金有关“世界家园”（所有人，包括“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能友好和平地共处）的思想作为其管理的中心目标，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表扬。
如果托尼·马丁和利奥纳德·杰弗利斯是黑人学术界很不典型的代表，那么他们为什么吸引了如此大的公众关注？为什么报纸杂志如此频繁地讨论他们的思想，而对于瓦米·安东尼·阿皮亚和沃尔特·梅西有原则的世界大同主义、盖茨的自由多元主义、科奈尔·韦斯特进步的种族融合主义以及肯·沃伦（Ken Warren，芝加哥大学非洲裔美国人研究教授）有关亨利·詹姆士的出色研究则远远没有那么多讨论？尽管他们在教育界更有威望，学术出版物更多，就传统标准下的学术影响和尊重来说远胜另外那些人。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极端主义者在有些校园确实有很多学生追随。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流行文化追求轰动效应，极端的立场总是比中庸的立场获得关注。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最近声称描绘美国校园生活的著述中过分强调反犹太的极端非洲中心主义。学术界某位白人男性的极端行为不会被看成是白种男人的典型特性。当初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被揭发是纳粹分子，没有公众压力迫使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发表评论代表白种男性哲学家跟反犹太主义撇清关系。不过，海德格尔是业界的泰斗，马丁和杰弗利斯却算不上。但是，马丁和杰弗利斯被领到盖茨和阿皮亚这些人物的门前，而海德格尔却没有被领到罗尔斯的门前。我们难道不问问为什么？
原因似乎是马丁和杰弗利斯证实了一种刻板的思考模式。很容易把他们看做例证，而不会觉得古怪或可怜，因为——在原则上以及在语言的歪曲上——他们证实了几个世纪以来两个种族成员长存的虚构，用非洲小说家齐努亚·阿契贝的话来说，他们“固执坚韧”。50跟其他有关非洲的神话一样，这些认为黑人具有侵略性而没有理性的刻板看法只有真理才能与之抗击——通过描述黑人学者和艺术家的工作，反复强调这一事实：这些极端的看法已经受到学识渊博的黑人知识分子领袖的批判。
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重点是追求真理，对于其目标，阿契贝说得很好。是为了向西方及其公民（无论白人或黑人）展示非洲和美国历史是什么样的“一旦（我们）剔除（我们）脑海中的陈旧偏见，不再以懵懂的曲解和低俗的故弄玄虚来看待非洲，而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生活着普通人的一个洲——他们不是天使，却也不是低级的蒙昧之众——就是普通人而已，常常有极有天赋之人，也常常有在生活中和社会上极为成功之士”。51这一目标要求我们放弃刻板的思考模式（除非为了研究），把注意力放到个体的人身上。比起把焦点放在更令人兴奋的人身上，这种做法没那么浪漫有戏剧性。但是，这是寻求真正启迪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确实寻求启迪，会发现：研究人们的个体性和特异性其实一点也不乏味，而是充满愉悦。
考虑到在大专院校里这些问题历史曲折，有时还很悲惨，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悲观。我们可以看到，两百多年来有如此的曲解和怨恨，却没有多少真相，杜波依斯于1933年在著述中提到的挑战仍然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杜波依斯在讨论学术界的种族主义造成的痛苦时引用了牙买加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诗句：“如果我们必须死去，那就不能像猪那样。”杜波依斯有如下评论：
但是，不像猪那样死去，另外的选择也不是像狂吠的狗那样死去。而是用思想、头脑和规划，用表述和有条理的文化理想……来征服世界；我们把可能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只有通过思想、规划、知识和条理。如果学校在未来的岁月里可以培养出大批黑人学生，他们了解自己，明白黑人的困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以及跟种族偏见作斗争，那么我们梦想的世界就会来临了，而不会出现其他的局面。52
杜波依斯在一篇文章中对黑人社群提到这个挑战，该文章的重点是有关黑人院校在美国大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情况下承担的使命。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名义上取消了种族隔离而实际上仍然有偏见，对于我们来说，黑人和白人教育者都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挑战，利用思想、头脑和规划，传播真理，消除有害的神话和刻板思想，使大专院校能够战胜种族主义。我们更像人，而不是像狂吠的狗，应该致力于培养公民，无论白人黑人，让他们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民族历史上的困境，学会如何跟种族主义偏见作斗争。那么我们梦想的世界就会来临，而不会出现其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