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女性研究
不要说女人的潜力，即使是有关女人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男人对此的了解既肤浅且极不充分，而且会永远如此，直到女性讲述有关自己的一切。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女性的从属地位》（1869）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对有关古希腊经典著作的普通教育课程大纲进行了更改。哲学系的黛博拉·阿赫滕伯格说服教师委员会增加萨福（Sappho）的诗歌以及有关古希腊女性的背景阅读材料。这些阅读材料呈现的是有关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研究，这些是经典著作或关注政治历史的文献所没有的内容。教师了解到学者们如何通过视觉艺术、考古学、缴税记录以及像洗衣清单和不太为人所知的医学论述这样的“莎草文献”等方面的资料来重现女性的生活。
斯坦福大学政治理论家苏珊·莫勒·欧金是该校伦理课程的教授，她的学生学会用欧金称之为“性别的棱镜”来检验西方政治思想的文本和问题。欧金认为，当代美国在政治正义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忽略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状况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是假定家庭的特色是爱情和感情这样的纽带，对于家庭内部来说，哪怕只是提到有关公正的问题都会伤及这些纽带。学生们得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这种现象予以强烈的反对，欧金说：他的反对被忽略了，这是不对的。欧金跟穆勒的观点一致：家庭是最有影响力的伦理指导的起源，如果在这里都学不到公正，我们怎么能指望培养出的民族有正义的公民？1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修读由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讲授的有关饥饿和饥荒的经济类课程，他们学会如何以“性别的棱镜”来看待食物分配问题。他们在森的指导下评估世界上有多少女性可能因为性别而死亡——不管是因为性别而杀死婴儿还是得到的营养和医疗没有男性那么多。森认为，总体来说，世界上像这样“消失的女性”大约有1亿。2森让我们看到：家庭可以是关爱和照顾的源泉，甚至也可以做到公正对待家庭成员，也可以让女性或早或晚被害。他特别指出，在对国家整体的繁荣进行评估时往往没有关注女性的状况，他认为家庭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阻碍了调查者对女性的关注。
布朗大学的学生报名修读《性别生物学》这一颇受欢迎的课程，他们从安妮·弗斯特-斯特林教授（Anne Fausto-Sterling）那里了解到：很多实验声称要发现男性和女性天生的不同，但是在技术上有缺陷，导致其结论受到质疑。他们对实验的结果进行研究，说明早期有关性别的文化规范对婴儿生活的影响。贴上男性标签的婴儿会在空中抛掷；同样的婴儿，如果认为是女性，则被紧紧地搂在怀里。甚至婴儿的哭声也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如果旁边的人认为该名婴儿是男性，会认为他的哭声表示愤怒，如果是女性，则是因为恐惧。弗斯特-斯特林（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认为这些文化模式的影响无处不在，到目前为止，使得我们很难弄明白女性和男性之间是否有任何天生的不同。3
卡洛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研究方面的教授，她在为大卫·赫利希（David Herlihy）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讲话。赫利希生前先后在哈佛大学、布林莫尔学院以及布朗大学担任历史教授；1991年去世时，他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会长。拜纳姆提到主导地位的研究模式对女性历史研究造成的阻碍，表明赫利希如何通过对中世纪产权进行重要研究从而克服这些障碍。他创造出人口统计和统计学方面的新方法，使得我们有可能了解那些并非政治舞台上重要角色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她说，赫利希在这些做法还不时髦的时候这样做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中世纪男性和女性之间精神友谊的这种理想对他有所启迪。
针对女性生活的新学术研究正在改变着学术界。有关女性以及由女性进行的学术研究在课程中很普及，极具多样性，辩论和争议重重，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现有课程的内容，而且也改变了其教学法。这些变化引起争议。女性研究的批评者往往回顾从前的时代，当时对于传统学术科系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达成了一致共识。如果女性想进入这些科系，她们不会对传统教学法和该科系的主题提出质疑。她们也不要求允许自己就女性的生活进行研究，于是从艺术史到古典学到心理学以及历史等各个科系中，基本上没有对女性的生活进行研究。
但是，各个科系中存在巨大的差距，长期以来男性的生活得到认真的研究，而对女性的生活却不是如此，因此造成了这些差距。穆勒于1869年所说的话在一百年后仍然适用：我们对女性的历史、心理、身体、宗教态度以及哲学思想等等所知甚少。穆勒嘲笑对女性“本质”的一概而论不恰当而且缺少真实研究的依据，这种一概而论仍然在很多讨论中占主导地位——如果有讨论女性的话。
穆勒预测说，只有女性自己进行研究并且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情况才会改变。可能结果证明他是错的。想象力可以跨越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大卫·赫利希关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精神友谊”的理想可以得以实现。但是，学术界见不到女性，事实上，伴随而来的是没能研究那些被排斥在学术界之外的女性的生活。在知识和理解上的差距会危害有关女性（人类的一半）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差距阻碍了学生的公民、政治和家庭生活。(https://www.daowen.com)
要想弥补这些差距，也不能仅仅把一些有关女性的新信息加到现有的研究模式当中，或是加到源自这些研究模式的课程当中。很多情况下，问题也跟教学法有关，要求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获得有关女性的可靠信息，她们在国家的文化、经济或宗教历史中被边缘化。例如，卡洛琳·拜纳姆认为，有关大规模政治事件的历史研究结果证明对女性的生活没有多少描述。为了弄清楚女性所做的工作，有多少财产由她们支配，养育了多少孩子，她们对政治和宗教有什么看法，必须在叙述和人口统计方面建立新的方法。
此外，如果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在公共政策和经济学领域进行汇报，那么家务劳动就不会被当作生产力。4可是，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及其成员的生活质量，家务劳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新的探索方法，很难顾及这种劳动或是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估。在生物学和医学、心理学、哲学、艺术史以及很多其他的领域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于家庭以及女性为其所付出的劳动，往往有臆断，但同时却被忽视。穆勒的批评仍然适用。
欧金认为，家庭是政治科系和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话题之一，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深远而普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提出的家庭经济模式最具影响力。5这一模式被广泛用来进行预测，指导公共政策，甚至搜集信息。关于这一模式有一种假定很突出，认为家里的男性家长是仁慈的利他主义者，完全可以代表所有家庭成员的利益，相信他可以公平地分配自由。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运用这一模式的人不会去问每一位特定的家庭成员情况如何。他们在搜集信息时只关心整个家庭。例如，在最近针对印度寡妇生活状况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有关寡妇营养或健康状况的资料，因为有关家庭的资料没有以家庭成员来细分。6
但是，这种假定是不对的。世界各地的家庭当中，有关职业选择、劳动分工、基本营养和健康而发生的冲突无处不在。7仔细审视一下家庭，会发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跟男孩相比，给女孩的食物没那么好，有病也不那么经常看医生，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那么多，也没有受到那么好的保护使之不受暴力侵害——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她们首先可以活过婴儿期。要揭示这些事实，需要设计一些新方法。
学术界有关女性的沉默，态度并不和善或中立。这种沉默态度跟女性被排斥于学术社群之外这一做法互相支持。不把女性当回事，认为她们不值得研究，这种做法拒绝对女性的生活予以尊重；与这种不尊重态度相伴相随的是学术界对女性成员的排斥。更糟的是，这种沉默掩盖了更大范围的罪恶，从机会不平等到家庭暴力以及营养不良。
总而言之，女性对于传统的男性研究和教学有很多迫切而合理的不满。忽略女性的这种做法是整个学术界的失败，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真相。男性本应该提出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研究，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要想弥补学术界的这些不足，需要足够多的女性加入这些科系，对研究的方向和性质产生影响，通过“性别的棱镜”来看待传统话题。
柏拉图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认识到：在习惯将女性角色限制在家庭的文化氛围下，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女性的生活实情是一场困难的斗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绝大多数雅典人会觉得女性在户外操练或是研究哲学是件可笑的事——因此他们不会认真客观地去考虑女性是不是有做这些事的能力。任何问题如果质疑根深蒂固的习惯，似乎就会显得有威胁，尤其是这种质疑针对的是牢固确立的权利结构。但是，苏格拉底提醒格劳孔，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很有成效的事情当初刚刚提出时也显得很荒谬——例如，公共锻炼这一习俗现在已经成为希腊文化的核心。但是，当我们反思这种变化时，“理性会判断什么最好，而认为其荒谬的想法也就消逝不见”。他后来提醒格劳孔说，即使在语言的层面上，理性的反思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在谈论统治者时，不使用分词的阳性和阴性两种形式（好比我们现在说“he和she”），他们很可能会不记得自己同意女性也应该有机会成为该城的最高首领。如果没有想象力，理性会摇摇欲坠。8
女性研究最好的结果是呼吁要有这样的理性。女性研究为了消除偏见而精挑细选各种论点，请求学术界不要屈从于习惯的力量以及“自然的”习惯想法，而要从各个方面寻求真相。这样，开辟了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