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与各个科系
到现在为止，有关女性生活的新研究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内本科课程中的每一门重要科系。10各个科系内容上的改变普遍存在，很容易理解。学生们现在阅读的内容有更多女作家的文学作品，更多女思想家的宗教文本，更多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的生活。生物学的课堂上更可能在展示人体的时候同时使用男性和女性作为范例，心理学的课堂上同时使用女性和男性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女性研究的贡献越深远，它对传统探索方式造成的挑战就越具有争议性。女性研究对过去的资料提出新的问题，以新的方式获取新的资料，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过去的方式不恰当而拒绝使用。这些是批评女性研究的人所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一种极端的初级知识对标准进行抨击，这有损于学术探索。于是，任何对女性研究进行的辩护一开始都必须论辩：很多变化对于探索真相极为有益。
与有关分配的经济理论一样，有关公正的哲学理论很少认为应该考虑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和不公平现象。女性研究领域的哲学家使得该领域面对这一问题，对于通常用来解释这种忽视的理由予以质疑。这些学者表明：家庭远不是一个“超越公平”的关爱之所，而是常常有很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在道德发展方面也有缺陷，损坏了孩子成为一名正直公民的能力。家庭远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地方，不受法律和制度的影响，而是在无数方面受到法律的制约，这些法律对结婚、离婚和生育进行规范，而且受到总体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决定了人们的机会和生活标准。
像吉恩·汉普顿（Jean Hampton）、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苏珊·莫勒·欧金以及约翰·罗尔斯这些对家庭进行研究的当代理论家——总的来说，其工作跟康德哲学的自由主义联系紧密——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法律才能促进对女性价值和自主权的尊重，确保机会均等；其他人则提出有关儿童医疗和家长责任的法律定义等问题。11
对于女性研究的新关注也开辟了另外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领域，这些领域为传统男性哲学界所忽视。对于关爱和想象力这样重要的人类现象以及它们在真正理性的判断中所起的作用予以新的关注。对孩子关爱，担心孩子的未来，悲痛于父母的离世，这些表现并非无知而不理性的情感，而是明智地认识到所发生事情的重要意义。一个人如果不在情感上作出回应，应当受到批评，不仅是因其冷酷无情，而且是因为不够理性。这些有关情感和判断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并非完全都是新出现的主张。例如，亚里士多德给其中有些想法描绘出了轮廓，尽管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持厌恶态度，但是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他所说的很多事情很有吸引力。12像卢梭和约翰·杜威这样的哲学家也在这些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并非所有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她们不仅对于如何恰当分析情感有较大分歧，而且对于情感有多可靠的看法也极为不同。但是，在女性研究开始对哲学产生影响之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多少支持；相关学者会受到嘲笑，认为太软弱而且有点让人尴尬。应该对女性主义学者予以表扬，很大程度上是她们使得这些话题回到学术界当中。13在对科学理性进行解释的有关领域中，女性主义者也开辟了新天地，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强调归属和合作的作用。同样地，这些看法在思想史中也不全是新主张，例如，在大卫·休谟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其中很多主张。14但是，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对于清晰地表达这些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针对传统专业哲学的质疑都取得了同样的胜利。有些针对客观性和理性概念的质疑不太有说服力——尤其是它们暗示说，衡量客观性或判断是否有偏见和曲解的标准正是一种虚构的男性理想，我们应该予以抛弃。从柏拉图开始，女性主义的论辩都有赖于是否可以分辨得出哪种判断真正客观理性，而哪种判断带有偏见和歧视。这种区别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区分得清；哲学家们自然会有分歧，有争议的不仅是关于如何划定界限，而且关于哪些概念可以用来清楚地表达客观性的标准（例如，以情感为基础的判断根据定义来说是否是不客观的）。有分歧的地方还有：是否应该说客观判断要求完全独立于人类体验和历史之外的真相（今天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会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理解局限性的最佳描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有关理性和客观真相的标准。解析女性主义协会是美国哲学协会的附属组织，它积极地提倡对这些问题进行严密的辩论；其领导成员当中有两位最近发表了精彩的选集，表明有关真理、客观性和理性的思想对于女性主义的重要性。15这个领域现在就这些问题积极地进行交流，其中，无论方法上还是实证上的出发点，无不受到质疑。
直到1975年，对于古代女性的生活，古典学还没有可靠的历史记录。关于她们的生活，有很多可以作为最重要资料来源的文本和文献被忽视，未经校订。历史主要作为政治史来撰写，包括有影响力的男性之间个人联系的历史。古代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文本和铭刻方面的证据，他们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不足以描绘女性的生活。阅读纸莎草文献需要极高的专业技能，只有少数几位专家做得到，他们当中没有谁有足够的兴趣将这一技能广泛地运用于研究女性的生活。然而，二十年后，我们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的生活有相当多的了解。莎拉·帕莫瑞（Sarah Pomeroy）对古希腊女性生活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工作首先源自她在阅读纸莎草文献方面受到的专业训练。16但是，为了这些研究结果，她的追随者和她自己也不得不重现有关财产持有和继承的资料，找到有关宗教崇拜以及视觉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每一条代表女性生活的证据都必须仔细排查其起源，因为其中没有多少是由女性记录的。跟有关古代同性恋的研究一样，这样的工作要求学者能够回到最初的起点，假定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了解，打造出能够获得真正知识的方法。对于长时间缺乏新挑战的领域来说，这样的工作引发了新问题，因此成为年轻学者关注的焦点。新版《牛津古典辞典》是标准的（而且主流的）工具书，它现在有一名编辑负责女性的主题，确保将这方面的新知识包括到各种不同话题的词条当中。
在古典学中，“性别的棱镜”对于很多有关古代社会的既定想法进行了调整，包括对古代经济的权威描述。在研究女性生活的学者出现之前，研究古代经济的主导方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新古典式的，都没有考虑到家庭及“家庭经济”的重要作用。莎拉·帕莫瑞这样描述这种情形：家庭经济通常被视为“城邦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的一部分”。17这种看法在年代上是错误的，将古希腊的实情曲解，使之符合现代的分类范畴。可是，进行女性研究的学者坚持关注女性的体验，他们顽强努力，让人们意识到一些问题，现在人们明白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研究古代社会至关重要。(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女性生活的新关注要求本科课程的教学采取新的范例。一门有关古代社会“经典著作”的课程自然会被认为不能精确完整地描绘古希腊罗马社会是什么样。要想完整地描绘，除了最著名的文学和哲学文本之外，教师还需要参考原始资料以及其他的读物，才能了解古代女性的生活。即使是有关古代社会文学、艺术和哲学的专门课程，也都应该将文本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
从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时代以来，女性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描述社会时应该将女性的看法考虑进来，人类学是最先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的领域之一。社会人类学最近的研究强调社会所使用的情感概念的重要性，恐惧、愤怒以及关爱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活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18这种方法上的新重点纠正了一些常见的男性采取的理性模式。其目的是以极为简单的方式将情感与理性进行对比，否认情感会成为信息的来源。人类学家——其领头人物是那些带有女性主义者倾向的人，例如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以及已故的米歇尔·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很快会发现：一种文化认为什么才是适当的愤怒、羞耻、悲痛以及关爱，其标准所表现的是评价，而不是纯粹无知的生理反应。19他们建议社会观察员进行新的研究课题：精确描述社会情感分类系统及其与行为和社会准则的关系。这种新研究使得对社会动力学的理解也有相应的改变。
体质人类学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也已经建立了新方法，提出了新问题。研究者在描述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时，往往运用人类的概念。基于自己的体验，他们明白动物的行为，因此，他们把人类世界中惯常的规范下形成的概念投射到灵长类动物的行为之上。用这种方式并不总是能很好地搜集到资料。男性灵长类行为学家对人类女性角色的设想强烈地影响到他对灵长类动物性别角色的描述：他们一再说，雌性灵长类动物在求偶过程中显得“娇羞”，在成功胜出的雄性面前矜持含蓄。这种投射导致了曲解。其他类别的雌性动物——禽类、猫科、有些鱼类——有多个性伴侣，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尽管绝大多数研究中忽略了这种现象——灵长类行为学家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得出结论，“因为理论上这种现象不应该存在，因此没有多少理论基础来研究它”。直到很多女研究者加入灵长类动物研究，才注意到类似的滥交行为在好几个灵长类物种当中存在。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中雌性采取性主动、滥交以及其他形式的主控行为十分普遍。赫迪得出结论，其实，看起来很可能“一雌多雄制是绝大多数群居类灵长动物繁育系统的核心：雌性跟很多雄性交配，每一个雄性对于后代的幸存都作出一点贡献”。需要由女研究者的视角才能注意到灵长类动物本来一直就有的行为。这些发现给性选择理论带来巨大动荡，之前的男性偏见得到普遍认可，而新研究集中关注的是雌性繁殖策略。20
需要“性别的棱镜”才能带来这样的观察结果，怎么解释这一事实？赫迪指出，有些研究表明：女研究者确实更善于现场观察——通常，在考察识别能力和长时间跟踪特定物种成员的测试中，她们表现得更好，这种能力对于发现一雌多雄现象至关重要。但是，赫迪的结论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女性更加能和雌性灵长类研究对象产生想象上的共鸣，而且更加善于运用想象把观察到的行为片断拼接成连贯的描述（她强调，这可能会导致失误，她建议：避免失误的最好办法是成立一个具有多元性而且相互批评的研究社群）。我们也要补充一点：男性研究者极为希望用某种方式来想象“自然秩序”，坚决将雌性降级为忠于配偶的家庭位置之中，而这种叙述上的偏见影响了他们的视野。赫迪是这么说的：“有些判断虽然被证据推翻却依然持续几十年，能不能怀疑其中存在有某种偏见？”21
荷兰研究员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最近为这些批评增加了一条证据：选择哪些物种进行描述，这本身就显示出熟悉的人类性别角色的偏见。黑猩猩的社会起码某种程度上是家长制的，雄性采取性主动，对它们进行广泛的研究，为描述我们自己所谓的社会生物进化传统提供了主要的基础。扎伊尔的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一样跟我们的基因很接近，但是它们的模式完全不同：雌性在性行为中采取主动，性行为不断而侵犯行为却少得让人吃惊，成员和平共处。直到1929年才发现倭黑猩猩，但是不久就对它们颇为了解，包括它们跟人类突出的相似性——它们跟人类的基因构成有98%相同。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生物学家挑选黑猩猩作为自己的研究物种。德瓦尔写道，由于这种刻意的决定，“雄性的优越在自然状态中得以继续”，因为雄性“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区而且往往极为残暴”。而倭黑猩猩则不是如此，它们整体姿态优雅，不具有攻击性，跟黑猩猩极为不同——德瓦尔说，它们的区别就像协和与波音747。倭黑猩猩跟黑猩猩一样聪明，性情似乎更敏感，通常在玩耍和戏弄方面很有想象力。最突出的是普遍存在的性接触以及多样性——包括频繁的雄性与雄性、雌性与雌性以及雄性与雌性之间的接触，而就行为而言，除了灵长类更常见的阴交和肛交方式之外，还有口交和缠绵的亲吻。德瓦尔写道，如果研究者选择的对象是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我们关于人类进化传统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认为“原始人类生活在以雌性为中心的社会，性行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战争很少或没有”。22同样地，号称客观的科学方式其实并不客观，没有弄清楚全部真相——或者甚至连获得的资料都不全面。
这些只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若干领域当中的三个。每一个领域情况都有类似的故事。宗教研究领域中的女性研究对古代社会中女性的宗教生活进行了新的描述，对宗教伦理提出了新的建议，强调同情和关爱的作用，对神性从神学上进行了新的描述。在心理学领域，“性别的棱镜”开辟了新的途径，用来研究关于性别角色的社会学习、情感心理学以及两性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在历史领域，对女性研究的新关注促使研究和教学当中的范例发生转变：这样，关注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至少跟政治史一样有创意而且充满活力。跟苏格拉底的牛虻一样，女性研究对每一个学科都提出挑战，促使它们觉醒，正视新的论据。通常，这不仅在知识内容上带来深远变化，而且在研究方式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