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研究的课堂：教条式灌输？
哲学家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在自己新近出版的著作《谁偷了女性主义？》（Who Stolen Feminism？）一书中承认，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有关女性研究的课程包括一些可靠的学术课程，目的只是以非修正主义的方式来讲授女性诗歌或女性历史这样的科目”。但是，她声称这些课程并非标准：绝大多数有关女性研究的课程极具“意识形态”色彩，致力于政治上的转变，蔑视理性论辩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支持与“教条式灌输”类似的“意识培养”。23
索莫斯的对比假设的内容正是它声称要论辩的内容，也就是：新的“修正主义”方式不够“可靠”或“学术”，起不到真正的启发作用。然而，即使是上述提到的几个例子也可以表明：很多情况下，可靠的研究要求对传统的方式进行修正。如果像赫利希和帕莫瑞这样倾向女性的学者没有开创出讲授女性历史的办法，那么会无法进行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女性的“修正主义”灵长类行为学家出现，那么会无法讲授有关性主动的内容。如果目前使用的有关社会理性的范例没有得到拓展，没有把情感的作用包括进来，那么会无法讨论家庭关爱对人类理性的贡献。
女性主义课堂是进行教条式灌输的场所而不是进行理性辩论的地方？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和诺瑞塔·科吉（Noretta Kortge）以前是女性研究方面的教授，她们在《宣称信仰女性主义》（Professing Feminism）一书中重复了霍夫·索莫斯的看法。24她们的研究中某些方面削弱了自己的主张。跟霍夫·索莫斯一样，她们以一小部分趣闻轶事为基础得出结论，而且该卷书中接受采访的教授以匿名的方式发表评论。任何领域都很容易发现有人感到不满，却很难权衡这些匿名的看法。而且，两位研究者都是只对标注为《女性研究》的课程进行调查，而没有涉及传统科系中以女性研究为专业的学者开设的更多其他课程，它们往往是为了顺应跨学科课程而进行的研究和相互交流。只有通过调查整个课程中如何看待女性的生活才能评估女性研究造成的全面影响。这些作者也没有提出疑问：是否女性研究领域中的一致程度比经济学、古典学或音乐学当中的要深。
什么是教条式灌输，跟一般教学有何不同？霍夫·索莫斯表示，教条式灌输有三个特征：事先已经得出了主要的结论，而不是在课堂上公开讨论；这些结论被当作一套“统一的信仰”中的一部分来介绍，这些信仰形成了全面的世界观；这个体系是“封闭的”，根据业已得到确认的理论来解释所有新的资料。25
是否这样的描述让我们足以判定这是教条式灌输，如果这样定义的话，是否所有的教条式灌输都是糟糕的大学教育办法，关于这些肯定可以进行论辩。例如，根据这些标准，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领域最具有哲理和冒险精神的课程之外，所有的课程都可以算作教条式灌输，肯定是把该领域最重要的结论当作确定的事实向本科生讲授，而不会从任何其他理论或世界观的角度来批评；告诉学生：这些事实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尤其是涉及微观经济学时，更是通过那种理论的视角来介绍有关人类行为的资料。在本科阶段有这些条件，可能是件好事，人们在那个阶段不可能同时做到熟悉内情又进行可以批评——尽管人们可能会希望本科生在其他课程（例如道德哲学方面的课程）当中学到理论工具，用来针对这些基础原理提出批判性问题。
美国一年级的医科学生也不会被允许根据其他的医学模式（例如针灸疗法和生命吠陀医学）对西方医学进行辩论。此外，这样做有其好处，学生必须在某一个领域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学到知识。本科生阶段开设的数学和物理两个科目都具有霍夫·索莫斯所说的三个特点，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件好事。人们大概应该努力学习大学数学，同时对数的特性从理论上进行基本的探询。
霍夫·索莫斯提出的教条式灌输虽然恐怖，却没有成功地将真正糟糕的现象隔离起来；肯定需要进行更多论辩。尤其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说明：在有关社会思想问题的课堂上，有多少内容不应该涉及。例如，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或者要避免残酷，霍夫·索莫斯是否反对这样的假定？当然，绝大多数有关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课程都有这样的假定——除非它们的目的是只就基本的问题进行辩论。如果它们不依赖某些道德判断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当然总是在某些其他情况下被质疑——那么在检验对立的道德理论是否解释充分时，就会缺少道德的基本原则。然而，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在那样的框架之下不能继续进行理性的辩论。
但是，我们是否甚至应该承认女性课程以及跟其有关的研究一般都具有霍夫·索莫斯认为有问题的那三个特点？应该承认，很难讲授在那些深植于人们私生活中的问题。有关强暴、对孩童的性侵犯或是对色情作品的态度，明智的老师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会极为审慎。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有关刑法的基础课程不会涉及强暴的话题，而涉及这个话题的课程特别谨慎，让课堂气氛变得敏感。例如，斯蒂芬·舒尔霍弗（Stephen Schulhofer）撰写了第一本有关基本刑法案例的著作，其中有一整章是关于强暴的内容。他在芝加哥大学上课时花很长时间让学生为这个话题作准备，并且讨论班里是否可能有强奸罪的受害者。26虽然课堂上的紧张气氛一直很明显，但还是促使学生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表达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并非所有的课堂都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紧张氛围。我所研究的几所大学中，学生们抱怨他们修读的有些课程似乎更像心理辅导课程，不够严谨——尽管这些课程一般会被挑出来作为特例，人们能够学着避免这样的课程。另一个普遍的抱怨是这样的课程让男生觉得不自在——甚至有些情况下会劝阻男生听课。跟非洲裔美国学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应该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正越来越少，我们应该鼓掌称赞。1994到1995年，布朗大学修读《女性主义哲学》的学生大约有一半是男生；这个比例已经相当不错，因为该课程研究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状况、有关家庭内部的公正的理论、色情作品以及家庭暴力，这些话题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至少一样重要，值得他们思考。
最后，有几个我访问过的课程似乎错误地对批评予以阻挡。女性主义者往往觉得自己是少数派，四面楚歌，应该团结起来，认为另一位女性任何公开的批评是失礼的行为，甚至是背叛。可是，这种对批评的回避对于女性研究的重要目标极为有害，该目标是建立起有关女性的学术研究，使之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最终，只有建立起一种坦诚的并且真正具有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文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不能抽象地裁定是否教条式灌输和政治化。我们最好可以挑选出一个领域，详细地审视具有代表性的教学范例。哲学领域一直对女性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为后者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领域。有关女性问题的哲学课程是否显示的是某一条政党的路线，其氛围并不鼓励批判性的辩论？
有关女性问题的哲学课程包括广泛的话题，很多有关道德和政治哲学、知识理论以及精神哲学的普通哲学课程中也会涉及有关女性的话题。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在有关基本道德问题的课堂上对支持和反对堕胎的论辩进行了研究。布朗大学的哲学家大卫·伊斯特兰德（David Estlund）讲授有关言论自由的课程，该课程中很大部分内容以女性主义者有关色情作品的论辩为焦点。雪城大学（Syracuse）的哲学家琳达·奥尔克芙（Linda Alcoff）关注的则是女性对知识的态度，对于认为女性在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可以作出特殊贡献的主张进行研究。休斯顿大学的哲学家辛西娅·弗里兰（Cynthia Freeland）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他厌恶女人）对女性主义伦理观发展可以作出的贡献。最近有些女性主义作家主张我们不应该说女性享有共同的“本质”，对此，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夏洛特·维特进行了研究。我自己在布朗大学开设的有关女性主义哲学的课程则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面临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疑问：我们在评价另一种文化的做法时，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另一些课程关注的是家庭内部的公正、情感的本质以及自治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讲授女性主义哲学，方法决不只有一种，其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女性体验的角度来看，所有领域通常的问题往往揭示了一种新的复杂性。
多种多样的话题使得很难假定有某一种女性主义的“政党路线”。但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话题本身？在我所访问的一所学校中，我发现他们在课堂内外就不同哲学观点的长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布朗大学为例，哲学课程上的教师和学生对暴力色情作品的态度极为不同。有些人认为暴力色情方面的素材对女性的性行为来说是一种解放；有些人则认为它们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支持女性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花花公子》的一名招聘人员到校园来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校园论坛生动地展现了这些分歧，我跟同事大卫·伊斯特兰德互相辩论，而学生则对我们各自案例的优点进行论辩。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女性所关注的“人权”和“人类繁荣”这样的世界性问题，有关其价值的看法也存在巨大差异。有些学生认为评价标准应该源自当地文化；其他人则认为应该是世界性的标准。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学校都普遍存在。
西方传统方面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选择哲学为职业，显示出他们信奉理性的人类价值。即便一位哲学家对某个话题的看法很明确，也不愿意学生不经仔细思考就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希望给学生传授方法，让他们自己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所以，即使老师本身对有关色情作品的道德性和合法性有自己的明确看法，还是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热烈辩论。的确，正是这种不同的意见使得该话题的教学变得有意思：如果追寻这种多样性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复杂的有关艺术价值的根本问题、想象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隐私的道德价值。对于很大一部分讲授女性问题的哲学家来说，无论他们自己对于堕胎的道德和宗教看法如何，都可能会支持人们有资格在堕胎问题上作出各自的选择；然而，之所以在哲学课堂上讲授这个问题，正是为了揭示出支持和反对这种权利的各种论辩。在学术界，学生的结论永远没有他们的论辩那么重要。哲学老师也不是拉拉队员。无论他们是否表达了自己就某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教师们在这个方面意见相左——他们一般把课堂上出现一致同意的情形视为任务失败。最近有些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对于哲学上有关知识、科学研究以及理性本身的本质所公认的看法提出质疑，其他很多哲学课堂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公认的看法是正确的，跟它们相比女性主义哲学课堂中的“教条式灌输”更少。即使受到质疑的是有关理性的传统标准，女性主义哲学家一般也是以极有理性和极具逻辑的论点来进行质疑。
简而言之，女性主义哲学教师并没有“政党路线”传授给学生，她们的研究中也并非看法一致。他们当中有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信奉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对话伦理学”的人、后现代主义者、科学方面的分析哲学家、“关怀伦理学”方面的理论家、维特根斯坦式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以及其他很多或保守或开明的宗教伦理学家。玛丽·安·格兰登（Mary Anne Glendon）率领梵蒂冈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妇女大会，她是一位女性主义政治思想家；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是这样的人，不过她们会反对格兰登得出的很多具体的伦理结论——尽管这两种类型的人会一致认为，为反对女性受到暴力侵害、挨饿以及不平等的教育机会而进行的抗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没有哪一种有关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是所有群体都同意的主张，除了以下这点看法：应该将女性当作目的来对待，而不是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而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这种情况还不普遍。
通常与女性研究一样，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跟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有紧密联系。在反思男女不平等问题时，自然会产生改革的想法。很多有关女性的女性主义学当中就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并不是件坏事。明知什么是人类急需的东西，却不在乎这种需求是否得到解决，这似乎是一种性格缺陷，是一种错误的超脱，而不是学术生涯中的优点。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讲授哲学女性问题的教师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广义上是指她们在实践中的政治兴趣是让社会公正地对待女性。
可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并非新生事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提醒跟他对话的人：“我们正在进行讨论，这绝非偶然，具有偶然性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对生活作出结论的同时将这些结论努力付诸实践，两者应该紧密结合。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目标应该“是实践而不是理论”。27精通希腊语言文化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对此看法十分赞同，认为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家就像一名医生，如果只是谈论病人的状况而不给出治疗意见，那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观点明确的入世哲学对现代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洛克、康德以及穆勒，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分析跟实践中的政治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指责女性主义者有政治立场的批评家却不轻易这样批评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或康德的《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
为了对这些普遍的主张加以说明，让我们看看三个课堂样本——还是以哲学为重点，进行广泛分析。伊娃·斯托达德在圣劳伦斯开设的有关女性身体的文化相遇课程从严谨的理论基础开始。学生们（绝大多数先前并没有哲学基础）学会精确定义“文化相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这样的概念并加以区分。坚定的相对主义者声称自己的道德立场具有普遍性，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评价，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干涉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和做法。种族中心主义者只是从某一种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自己文化中的原则和做法对任何文化来说都合适。该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是研究相对主义观点的悖论：这么多的文化本身是非相对主义的，使用的评价标准也是非相对主义的，那么相对主义者如何能提出具有普遍性的主张？很多文化显然支持对其他文化中的做法进行干涉，那么对于不干涉其他文化的政策，相对主义者又如何能始终如一地进行辩护？于是，不干涉就会变成对干涉表示赞成。这种普遍的讨论在该课程中交织在一起。(https://www.daowen.com)
指导斯托达德教学的是她自己有关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及其对华兹华斯的影响。28她撰写的有关十八世纪个人自主思想发展的内容很有说服力，这些概念明显地影响了她自己对待女性问题的方式。她撰写的有关康德和华兹华斯的书稿当中对当代有些女性主义者（心理学家卡若·吉利根［Carol Gilligan］以及受她影响的其他人）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这些人污蔑了自主权的概念。斯托达德（跟女性主义哲学家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以及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一起）强调，康德有关自主权的思想并不否认肉体需求、友谊和社会的重要性。29事实上，康德给当代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例，她们希望友谊当中的各方能真正拥有自主权。
从课程中学生所写的文章可以看出教授传授的内容以及课堂的氛围。在斯托达德的文化相遇课程当中，可以从学生的文章中看出圣劳伦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写作水平不高——显然，斯托达德为此很苦恼，花费大量时间纠正语法和文体。但是，他们在这个课上学习独立思考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显然，斯托达德培养了一种彼此发表不同意见并且相互尊重的氛围。她并不掩饰自己所持的道德观点是非相对主义的，但是她向学生清楚地表明，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进行理性的论辩，而不是同意教师的看法。她极不赞成一篇获得最高分的文章当中所提的观点——该文章支持相对主义者对女性割礼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为不可能评判外国的某种做法，对于我们自己有关建立社会身份的概念来说，它是那么的不同，”学生Q（男生）这么写道，“更好的做法是对此持中立态度，并且仁慈地接受一种文化所作的选择。”斯托达德在页边空白处写道，“你以什么为界线？如果一个国家杀掉所有的男孩，我们是否应该干预？”随着论辩的展开，斯托达德表演了Q所用的部分策略——例如，他坚持认为内部的批评和反对可能比来自遥远西方的判断更加准确更有见识；她还表扬该学生对课程教材中涉及的两种非洲文化解释得很仔细。该学生认为爱丽丝·华克是外人，不应该批评非洲的做法，对此，她提出了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呢？她问道。总是这样吗？Q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例如饥饿、无家可归之人、暴力问题以及不平等现象，在诋毁非洲之前应该先解决这些问题。斯托达德在评语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对该学生的论点和课堂参与予以表扬。
学生R（女生）谈到割礼问题时以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主张为重点，后者认为女性割礼这种做法从象征意义上巩固了文化身份，就好比犹太人的男性割礼。R不相信这种论点。她说，肯雅塔所说的也许是对的，女性割礼有助于将本族的男性联系到一起，让女性有权嫁给有地位有权力的男性。但是，她认为肯雅塔没有充分考虑女性自己的看法以及她们对自尊和自我掌控生活的需求。“对于割礼当中传统的方面和非人性化的方面之间的冲突，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大夫和执刀医生需要通过与社会交流和宗教训导来讨论割礼的有害影响。”R的文字笨拙而冗长，斯托达德就此一再作出评议，让这名学生知道自己的论点很有力量，但是，糟糕的写作技巧影响了它的效果。她的得分比Q低。
圣劳伦斯的课堂上进行了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积极地运用理论上的论点并且广泛地阅读获得实证。已经可以让学生们以苏格拉底式争论的方式来应对关于女性生活的令人苦恼的道德难题。斯托达德的学生们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程度参差不齐，如果说她没能完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那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她培养的学生是更有思想的世界公民，社会日益支持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享有自主权，学生们可以为此做好准备以便能够深思熟虑地进行交流。
哲学家玛丽莲·弗里德曼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女性主义哲学话题”（Topics in Feminist Philosophy）的讲座。参加者一半是本科生，一半是研究生；有八位女性，两名男性。课程所用的作品选自最近有关女性主义政治思想的四本著作，其中一本是弗里德曼自己撰写的《为什么需要朋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人际关系和道德理论》（What Are Friends For？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Moral Theory）。30弗里德曼在书中说道，女性主义者针对传统道德哲学所作的有些批评是正确的：哲学在友谊、家庭以及其他亲近的人际关系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实在太少。她认为，优秀的伦理分析必须包括的不仅是对正义的抽象关注，而且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其他某些人的利益。但是，弗里德曼批评有些“关怀伦理学家”不关心公平的问题。她坚持认为，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关爱和友谊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最好地发展；她告诫道：为了支持社群而取代公正，会使女性主义者没有途径对那些诋毁或压迫她们的传统进行批评。弗里德曼年过四十，机智而坚定（她的丈夫拉里·梅［Larry May］也在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她采取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学生通过对话和辩论形成自己的看法，弗里德曼很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当我走访弗里德曼的课堂时，他们正在讨论艾瑞斯·杨（Iris Young）的著作《正义与差异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支持参与式的民主而反对有关公正的更为传统的自由式标准。31讲座以对话的形式在学生中进行。卡伦·霍夫曼（Karen Hoffman）是来访的圣路易斯大学的研究生，她清楚地概括了杨的著作中对公正展开批评的那一章节所用的论点。然后，霍夫曼针对杨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民主进程如果不诉诸一些传统的自由式标准，如何能保护自己有关开放和宽容的价值观？对于那些利用开放性来鼓吹党同伐异或仇恨的人来说，杨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公开对话有什么作用？如果有人站起来说“我觉得要这样”，这在论述和公共政策当中是否算数，尤其是那个人并不能解释自己所说的话？最后，如果杨拒绝把共识当作民主的目标，那么她建议用什么来代替？学生们花九十分钟来辩论这些问题，弗里德曼只是简短地进行干预。他们的看法和背景极为不同，从保守的自由论者到激进的平等主义者都有。如果说课堂上有政党路线的话，那就是成功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一些共产主义式的批评；即使对这个结论大家也不是没有分歧。在我看来，弗里德曼的课堂似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以适度而明智的方式对待杨的著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参与，而且情绪高涨。有各种见解，这一点十分明显，以至于在讨论杨批评以共识作为政治目标时，有学生开玩笑说，“或许这间教室的人会达成共识！”
外界错误地认为斯坦福大学对多元文化主义很狂热，对文化多元性的态度激进而轻视西方传统中的伟大著作。32在这样的基础上，会以为斯坦福大学开设的女性研究课程会针对西方大加抨击而建议改革的论辩又不充分。苏珊·莫勒·欧金开设的《性别和政治理论》课程（政治学266或女性研究270）并非如此。以下是欧金对该课程的描述：
我们应该阅读并分析西方传统中有关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以及部分作品，通过性别的棱镜来看待它们。为了更好地理解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根源，我们会研究有关性别差异的假设是如何影响有些重要的传统概念，包括理性、自然、政治、公正以及公众生活和私生活的分离。也会阅读和分析有关原始资料所作的不同的解读（有时是截然不同）。
欧金是一位四十多岁宁静安详而且说话轻声细语的女性，她的理论明确而事实充分，这些并没有因为她温柔的讲课方式而被掩盖。在跟她的交谈过程中，几乎任何时候她都明白表示出自己对丈夫和孩子要尽的义务，然而，如果其他女性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她坚持应该对她们予以支持，给以她们公平待遇。例如，在一次有关女性权利的国际会议上，她跟来自七个不同国家的女性交谈，无论她们对传统家庭的态度如何，她都能跟其他在场的女性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在她跟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和关注。
欧金的著作《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女性》（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大受赞扬，她讲授的课程严格遵循该书的提纲。33在该书中，她分析了很多作家支持和反对女性平等的论点，包括最突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以及穆勒。欧金还编辑了穆勒的《女性的从属地位》一书，而她自己所著的《公正、性别以及家庭》（Justice，Gender and the Family）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穆勒和康德。34总的来说，欧金想要表明的是，从一开始西方政治传统有关女性的思想就有两种：一种以柏拉图和穆勒为代表，对于有关“天生”差异的说法提出异议，要求对女性给予完全平等的机会，而社会则应该尽可能减少传统等级制度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另一种思想以亚里士多德和卢梭为代表，坚持认为男女天生有不可改变的差异，以此为出发点派生出一些道德要求，为男女不对称的角色进行辩护。欧金对后一类思想家持极为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忽略了前一类思想家的看法。她认为没有可靠的论据证明存在天生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她认为这些想法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在她看来，这些思想所表达的是男女不对称现状中的既定权利，而不是公正地追求真理。但是，她同时也表明，像卢梭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实际上不止从一方面来论辩这个问题，而该书当中突出的内容之一是欧金如何处理卢梭思想内部的矛盾。
欧金在《公正、性别以及家庭》中表明了自己对待这些内容的态度是遵循康德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十分坚定地认为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应该得到平等待遇。同时，该著作极其维护家庭的概念，认为它对于孩子的幸福和道德教育至关重要。欧金的课程要表明的是：家庭这种制度虽然使巨大的伤害和不平等现象变得隐蔽，但事实上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而且要论辩公正并不会破坏家庭成员分享关爱和传授美德的能力，而是让这种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欧金开设的课程中，阅读材料绝大部分选自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主要作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穆勒，还有现代间接文献中的相关文章。正如课程描述中所说的那样，该课程通过“性别的棱镜”关注这些作者，看看他们每一位对于性别关系和家庭内部的运转方式有何看法。该课程假定：家庭及其内部权利和资源的分配是政治理论的重要话题——因此，问问重要的理论家当中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些话题，这也是应当的。
欧金跟穆勒的做法一样，对“天性”的概念进行仔细分析，看看它在哲学论辩中有多少种不同的意思，而思想家们很容易从一种意思转到另一种意思，使得他们的论辩变得不恰当。人们往往依据某个习惯的事情得出结论，认为它是合适恰当的，事情就应该这样。即便这个事情不仅是人们习惯的，而且是天生的，也不能据此就认为它是“合适恰当的”。因为，欧金一再强调，很多人们天生就有的事情并不就是好的，我们要试着进行改变。就像穆勒那样，我们必须提出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男女之间天生的差异。穆勒认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只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看待男性和女性。但是，即使我们有很好的论点证明男女存在天生的差异，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辩有理由在政治上体现这样的差异。
修读欧金课程的学生对于政治领域所有理性的论辩都不会有疑义——因为他们是通过欧金的眼睛来学习柏拉图和穆勒，会看到为了追求公正而坚定地辩护理性的价值。但是，他们对于佯装的或所谓的理性会采取更加批判态度，更加能够对论辩进行剖析，检验它们是否正确，其基础是否只是习惯或偏见。
欧金、弗里德曼以及斯托达德所开设的课程培养的学生会是更优秀的公民，更加能够厘清有关女性的复杂问题，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生活中，几乎都需要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仅对女性极具价值，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如此。每一所院校都应该考虑如何将这些问题和视角融入到基础的核心课程当中，让所有的本科生都至少有一段短暂的体验，可以通过“性别的棱镜”来看待历史。
女性研究的哲学内容取得了不错进展。对于古典学、历史以及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样的实证课程来说，其规范也是这样的高标准。这些课程当中确实有些基本概念不会引起争论。例如，像杨百翰的瓦莱丽（Valerie）和哈佛的阿玛蒂亚·森开设的有关女性饥饿和营养的课程当中，认为任何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是不幸的事情，而某人因为性别的缘故而遭受这样的不幸，这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对于这些看法通常不会有争议。这个地方似乎不错，可以开始有关饥饿的学术讨论。如果这是教条式灌输，那么社会科学领域最优秀的教学也是教条式灌输。
我们发现文学界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就像艾姆赫斯特的朱迪斯·弗兰克那样，注重对某个时期文学史上女性所作的和有关女性的作品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受解构启发的文学理论的确导致了空洞的术语，其论辩也缺少人文论辩所要求的严谨。受此影响的学者课堂教学糟糕——空洞无物、夸夸其谈，对论辩不屑一顾。但是，整个学界都有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女性主义特有的问题。女性主义的批评仍有一种很多文学作品所没有的道德基础，因为女性主义批评家总的来说仍然关注公正和平等的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没有不耐烦地认为所有的批评只是计策，因为她们认为在对某部文学作品进行评估时涉及一些利害攸关的严肃问题，这样想是对的。整体而言，她们更多的是继承利维斯和莱昂内尔·特里林这些道德批评家的衣钵，比起解构的影响要多得多，尤其是她们甚至提出了利维斯和莱昂内尔·特里林所没有提及的一些让人不自在的问题，而且以一种新的道德观点来看待熟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