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思想、扭曲的选择和民主
如果一切就是这样，教条式灌输这个吓人的术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重要意义，没有把女性研究跟其他学术领域区分开来，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批评家对这个领域感到焦虑？最终，批评家似乎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哲学领域的思想家）普遍讲授的一些观点感到担忧。例如，霍夫·索莫斯说，当代女性主义者信奉的观点太激进，对于民主来说高度危险。霍夫·索莫斯在名为“性别看守人”（The Gender Wardens）的章节中评论：“通常认为尊重人们的选择是民主的基本内容”；如果有哪位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时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有很多女性主义者是这样认为），那么她“是准备以狭隘的方式对流行的偏爱不予考虑”。35
不管上面是如何说的，如果这种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认为女性研究确实以危险激进的政治立场为基础，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的。说确切点，霍夫·索莫斯担心的到底是什么看法呢？以下是她引用的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里德曼的话：
开明的女性主义者能够轻易跟其他的女性主义者一起认识到：政治民主本身不足以保证在作出选择时没有受到胁迫、强制，受到限制等等。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要保证作出的选择真实可信，那么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即使不比政治条件更重要，也至少跟它一样重要。36
弗里德曼是“极为错误的”，霍夫·索莫斯这么说，“任何信奉民主的人，不管是开明还是保守，都会感觉到危险存在”于她的想法当中。“谁，”她问道，“会‘保证’作出的选择是‘真实可信的’？弗里德曼认为政治民主之外还要增加什么呢？修订宪法给意识错误的男女提供继续教育？”37
她继续说道，这种有关选择的想法也许在当初穆勒的时代有其一定的正确性——因为当时的女性受到的教育是认为自己的从属地位是“恰当自然的”；不仅如此，还阻止她们通过投票来改变现状。但是，现在的女性有投票权，“她们的选择会被考虑”。所以，认为对她们的选择进行任何批评都是恰当的或者甚至是可取的，对此我们必须反对。“如今再也不能将女性视为不民主的教条式灌输的受害者，我们必须认为她们的选择是‘真实可信’。以任何其他态度来对待美国女性，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屈尊俯就，是极为狭隘的想法。”38
值得注意的是，霍夫·索莫斯承认，她所批评的这些想法在穆勒（他或许是最伟大的思想开明的政治哲学家）身上都能发现，而不是一小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独有的看法。当然，穆勒并不认为，女性的选择只是因为自己不能投票而被扭曲，或者投票权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投票权被剥夺，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们的选择没有被适当地记录在案。但是，为什么她们的选择不管怎样都被扭曲，穆勒对此的解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到的因素有很多：缺乏平等的教育机会；对女性的潜力和能力缺少正确的信息；男性实行等级制度，对女性的态度屈尊俯就，诋毁女性的成就；社会普遍的看法是女性只适合或主要适合从事家务劳动和非智力的活动；女性自己也证明害怕对权威进行质疑，这使得她们羞于担当新的角色或追求新的目标；她们自己同样证明害怕改变原先习惯的不平等状态，变得不受保护而且仍然受到不平等待遇。他认为，男性的选择也受到腐化：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认为，只要身为男性，即使自己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比最有才华的女性强，这种观点使得他们对自身以及自己的行为看法不够健全。简而言之，穆勒认为，自由的民主——即使女性享有投票权——还是会由于社会等级制度和不公平现象的遗害而扭曲了人们的选择。因为他把自由摆在首位，因此他并不认为不能作出健全选择的人就丧失了政治上的资格，除非是婚内强暴和家庭暴力的情形。但是，他的确认为应该急需道德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
穆勒的想法是当今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功利主义者跟其他民主政治思想家不同，他们确实坚持认为最终的社会政策应该以个人的选择和愿望为基础。但是，绝大多数功利主义者意识到所作的选择会由于各种因素而扭曲，不会是个人“真正”或“可信”的选择。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努力进行民主审议，将“可信”和“不可信”的选择区分开来，尽可能以前者而不是后者为基础作出社会的选择。例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哈萨尼（John Harsanyi）认为，“社会福利的这项功用”必须避开所有“不可信”的选择，由于缺少信息、逻辑上出错或者作出选择的人当时的头脑状态“无助于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使得作出的选择“不可信”。我们也必须删除所有由于“虐待狂、嫉妒、厌恶以及怨恨”而扭曲的选择。39
在政治理论领域学术界女性主义者的看法当中，哈萨尼所作的分析很有代表性，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由于缺少正确的信息，或是由于生长在一个性别化的社会而滋生的强烈情感，女性在作选择时往往十分迷惑。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是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霍夫·索莫斯对她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她的看法正是认为男性的选择往往由于“虐待狂、嫉妒、厌恶以及怨恨”而扭曲，而女性的选择之所以扭曲则是为了顺应形势（甚至将形势色情化），因为男性的控制欲主宰了生活的进程。40人们当然可以争论，是否已经有理由证明女性和男性作出的选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扭曲；贸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会造成危害。但是，只要能证明它们是这样被扭曲的，那么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就可以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这些选择不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功利主义思想家再一次建议，我们不应该拒绝给这些人投票权，而是建议：审议式的民主应该对这些人进行批评，应该逐步对年轻人进行灌输，使他们对这样的选择提出质疑，应该看清支持者作出的选择有扭曲的迹象，以此来质疑所提的法案或政策是否有益。有些由于怨恨而导致扭曲的例子极为严重，例如种族主义者喜欢进行种族隔离，或是有些男性喜欢进行性骚扰，因此我们的社会认为需要用法律来限制个人的自由。
经济学家对于另一种扭曲的选择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选择通常被称为“顺应”，这种现象是指个人为了自己实际拥有的那些机会（范围往往很窄）而相应地作出选择。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女性所作的都是这种扭曲的选择，哪怕涉及的是例如身体健康、营养以及安全等基本的内容。41如果人们不知道营养充足是什么样，那么很容易就满足于营养不良的现状；如果人们从来没有学会识字，并且被告知女性不用受教育，那么很容易就会让人们自己也接受这种二等公民的地位，并且对于传统上被剥夺的东西，也不会学着去争取，甚至连想要的欲望都没有。42由于存在这种“顺应式的选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有的社会政策方面的选择表示高度怀疑。例如，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为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而进行公共投资，即使女性本身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这种建议同民主的概念是完全兼容的。43不要认为民主的选择就不会受到批评，绝大多数研究民主的理论家，即使是那些信奉功利主义的理论家，到现在为止都不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概念。相反，他们把民主的选择解释为一种更能反映民意的做法，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定我们的选择中哪些有利于大众的福利。事实上，女性主义者正在提出要求，在作民主的选择时要更能反映民意。(https://www.daowen.com)
意识到这种不健全的选择并非新发现。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传统对情感和欲望最杰出的描绘中无处不在。普遍认为各种文化上的影响，包括通过道德教育灌输的有关自己和他人的看法，会产生一些情感和欲望，而这些对于自我发展、自我表达以及理性的自主权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在穆勒身上很突出，他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这种观点在各类思想家身上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伊壁鸠鲁、希腊罗马的斯多葛学派、斯宾诺莎、康德，以及其他很多人。康德在这段历史中尤其重要，因为他批评领导者们由于性欲而将他人视为玩物，他的这一论点成为凯瑟琳·麦金农论点直接的基础。44
这些思想家当中有些人，尤其是柏拉图，确实认为这个问题使民主不能得以实行（事实上，霍夫·索莫斯在早期的论辩中把反对她的女性主义者称为“柏拉图主义者”）。45但是，人们当然不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如果人们相信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穆勒对于个人的选择和自决权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就不会得出上述结论。相反，有些扭曲的选择尤为紧迫，人们支持进行强制立法——例如，支持实施纳税制度，或是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同时，会注重对公众进行劝导和道德教育，希望在民主社会里通过自发的改革而根除那些不恰当的选择，无论这些选择是竞争性的，还是吸取型的，无论是带有性别歧视，还是种族偏见。
女性主义者在论辩中继续其悠久传统，对影响选择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一旦意识到某种欲望的社会根源，就会对这种欲望进行道德上的评价。如果这种欲望会造成伤害，至少会考虑在法律上对它予以限制。因此，女性主义者在对选择和欲望进行论辩时，支持禁止歧视的立法，不允许雇主由于自己的喜好而在雇员性别上有所偏爱。她们最近很关注通过立法来阻止婚内强暴和家庭暴力；以此为基础，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最近宣布：无论女性结婚与否，都有权力拒绝性交。她们还关注性骚扰的问题——到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很多工作场合中存在权力上的不对称，没有哪一位负责任的法官会忽视这一事实。例如，在1994年，里根任命的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在一起案件中就作出了同样的裁定，案件涉及在通用公司工作的第一位女性白铁工玛丽·卡尔（Mary Carr）。她的同事在五年当中不断骚扰她，毁损她的工具箱和工作服，冲着她撒尿，在她面前露阴，说脏话。波斯纳援引女性主义作家的话，认为工作场合当中权力的不对称是该案件中至关重要的事实，而地方法院的法官错误地忽视了这一点。
意识到这种权力的不对称是否会有损于民主？员工由于自己的性别而受到恐吓和骚扰，如果容许这样的行为，那么对民主的危害要大得多，这种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如果女性主义者的学说使人们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新的关注（显然是这样），那么它为民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道德评判不是政治政策的直接原因，也不应该如此。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某个女性主义团体提出的某项政策建议，我们都应该认可最近很多女性主义著作当中的核心观点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道德上批评那些由于受到等级制度和压迫制度遗害影响而扭曲的欲望，努力让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摆脱这种仇恨和憎恶。这种观点是女性主义课堂上的重要内容，确实往往如此，这种现象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慌。大体来说，这种看法已经成为民主理论和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其理由很充分，而女性主义思想家则帮助社会科学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来。就这个意义上讲，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讨论理性的课堂，包括芝加哥大学举办的有关自由论者的理性选择专题研讨会，都是女性主义课堂，对扭曲的选择进行辩论，在其中反映并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见解。在本科期间就激励学生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件好事：作为公民，他们可以在掌握事实和论据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选择。
女性主义有关选择和欲望的想法很激进——跟民权运动一样激进。让公民扪心自问，以怀疑的态度想一想自己有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许由于不公平待遇的遗害而被扭曲，这种做法永远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核心思想的的确确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因为它们体现的是有关人格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最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不给学生传授这些思想，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本应该让他们了解有关人类选择的重要问题方面最杰出的思想。
女性研究并非一个单独的话题。其话题广泛而相互关联。学术界力图提高这些领域的教学，为此，正在努力对现实状况进行更充分的描述。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女性并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更充分的描述而进行的努力使得各个学科发生了改变，也使得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发生了改变。针对女性主义的批评家认为，对这些想法予以考虑会有损于民主，对这些想法进行辩论会有害于大学课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不考虑这些想法才会造成损害，因为我们努力要建立的是一个既理性又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