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行为研究
从理想上来说，我们应该爱每一个人。然而，有时候很难去爱一个不知道的人，或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斯科特·布雷斯维特，杨百翰大学毕业的摩门教同性恋者，在麻省剑桥举行的一次圣餐聚会上如是说。
1990年一位由里根任命为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美国法官首次看到这份报告，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我所受教育中让人难为情的缺陷”。以下是理查德·波斯纳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性与理性》当中对这种体验的描述：
我知道这跟爱情有关，但是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我惊讶地发现这是一种辩护，人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种对同性恋的辩护极为有趣而且表达清晰。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或思想史上任何这方面德高望重的人物，试图做过这样的尝试。我突然明白：有关鲍尔斯（Bowers）跟哈德威克（Hardwick）之间争议的话题……很肤浅……1
波斯纳后来在他的书中对这些看法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同性恋的情况缺乏历史知识，没有“同理心”，两者紧密相关：“律师对某个主题的了解越少，法官知道的也就越少，而法官知道的越少，就更可能带有偏见。”于是，他提出，让迈克·哈德威克受到检控的乔治亚法令当中体现出“不理性的恐惧和憎恨”，而且这些看法对此予以支持，通过学习历史，本来可以消除这些恐惧和憎恨——似乎是从学习柏拉图开始，但也包括学习历史、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相关知识。《性与理性》一书是波斯纳自己为了推动这种教育进程而进行的尝试，也“为了让我的同仁们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没能这样教育他们自己。2
他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虽然很迟，但是波斯纳至少在一起审判当中体现出它的影响；因为在最近一起勒索案中，关于当今美国社会中地下同性恋者尤其脆弱这个话题，他侃侃而谈，颇有同理心，并详细描述了一些偏见的个别特点，这些偏见使得这类人群痛苦地遭受勒索者的敲诈。3
人类性行为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它是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在很多领域中——包括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宗教研究、古典学以及文学——对有关性行为的讨论法律上的限制放宽了，因此相关研究得以百花齐放。这个话题甚至是当今学术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部分原因是很少有哪个重要领域没有彻底进行过研究。现在，该研究领域的成果正融入到课程当中来。但是，当初在加入这方面研究时曾引发争议，因为公众对它们涉及的生活内容有很强烈的反应，而且往往有巨大分歧。有时，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有激进的“政治立场”，会腐化年轻人。
研究某个话题会腐化有关该话题的道德判断，不知道为什么两者会有这样的联系。而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其他方面，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并不认为研究奴隶制度的历史或是宗教宽容的历史就会使学生失去对道德判断力，使他们认识不到奴隶制度或宗教迫害的罪恶。相反，我们往往认为对历史的理解对于道德判断必不可少，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清楚地面对我们要做的和已经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否认大屠杀会有损于道德判断是一种正确的理解，为什么迫切需要研究大屠杀时期的真相。那么，对历史、人类学和科学等领域有关性行为的教学予以抵制的根源是什么呢？(https://www.daowen.com)
看起来，其根源似乎是认为在这种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背景下，道德判断会不够突出或不够统一。或许更确切地说，其根源是担心对性行为进行历史和跨学科的研究会使该领域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会激发相对主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道德论据令人信服，可以向我们所有的同胞推荐，那么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很多开国元勋认为奴隶制度不错，了解到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就不认为奴隶制度是一种罪恶；了解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并不会让我们也成为反犹太主义者。因此，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为什么了解不同的人对性行为的想法竟然会对任何有充分根据的道德判断产生腐化影响。
然而，在学术界针对有关性行为研究和教学的敌对态度仍然存在而且有所增加。即使是有关这个话题所进行的最谨慎最值得尊敬的研究也面对困境。1987年，由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罗曼（Edward O.Laumann）带领的一群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家在美国开始雄心勃勃地进行有关性行为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美国人的性生活》（Sex in America）和《性行为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两本著作中。4这项研究被认为是由于出现艾滋病的危机而进行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需要大规模的样本才能得出有关性行为问题的答案。他们对早期采集的有关性行为的调查结果极为怀疑，这既是因为所涉及的数据，更重要的原因是选择调查对象的方式。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美国性行为的信息并不可靠，这种看法很有说服力；他们开始着手严格地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他们的项目获得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国家老化研究所以及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等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的科学家“想要对性行为进行更普遍的研究，包括青少年怀孕、性功能失调以及对儿童的性虐待等问题”。5由爱德华·罗曼、约翰·加尼翁（John H.Gagnon）、罗伯特·迈克（Robert Michael）以及斯图亚特·迈克尔斯（Stuart Michaels）组成的团队在公开的竞争中获得开展研究的合约。但是，作者指出：“全国已经开始出现针对性行为的谨慎态度”；因为宣布该竞标时使用的标题是“有关生育行为的社会及行为层面”（Soci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Fertility Related Behavior），一点没有提到其最初的理念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性行为调查。6
政治上的障碍激增。除了跟疾病有关的狭窄范围内的问题，很多政府官员不愿意涉及其他问题。例如，他们不希望研究者研究有关自慰的问题，而研究者则认为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很少，可能对公众看待某些话题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话题范围包括色情作品到性功能失调。最后，有关性行为调查的想法受到攻击，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Jesse Helms）提出了一项有关资助法令的修订案，明确禁止政府资助这样的研究。该修订案以66比34的票数通过。因此，该研究团队在私募资金的支持下运作，只能对3500名成年人开展调查，而不是原先预计的两万人；所以，有关亚群体的数据，例如男女同性恋者，多半收集不到。7对性行为研究的怀疑占了上风，阻碍了研究的进行。虽则最后的结果还是很有价值，但是最初的计划没能实现。
在课堂辩论中反对这种研究的意见也很典型；支持这些研究的人受到怀疑，就好像他们建议的是颠覆破坏性的活动。这种情形让人想起阿里斯托芬对新旧教育的描述。支持旧式教育的认为它可以培养出真正的男人。新式教育则弱化男性的体格，培养的公民温和而且善于接受，其较大的生殖器象征着耽于性事，较大的舌头则表明他既有学识上的追求，也愿意进行“偏常”性行为。
我们应该在以下的看法上跟阿里斯托芬的观点一致：对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多样性坦率地进行研究，跟这方面的教育有关的是苏格拉底及其“反省生活”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要求我们背弃阿里斯托芬的理想，后者跟苏格拉底对立，认为有男子气概的公民在有关性行为的话题上应该不假思索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正如他们在生活中的其他任何方面所表现的那样。但是，正是这种认为公民应该不假思索而坚持己见的想法确实会危害到民主的公民权，因为它使得我们不去思考那些急需进行合理辩论的事情。跟任何其他话题一样，苏格拉底理想中的公民会就有关性行为的话题进行反思和比较，正是这种理想有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真正审议式的社会，从而实现一个民主的社会。
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公民来说，无论担当什么角色，都关心性行为这一话题。作为陪审员，要求我们在处理有关猥亵儿童、虐待配偶、恢复记忆、强暴和性暴力以及性骚扰等案件中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决。对于有关同性恋父母、以“同性恋恐慌”作为过失杀人的辩护理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症候群、婚内强暴以及跟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有关的权益等方面的证据，要求我们进行评定。作为投票者，要求我们在例如针对科罗拉多州二号修订案那样进行全民公决，该修订案限制地方社群通过条例来保护同性恋及双性恋者不受歧视。作为职业群体、公司、大学以及各种企业当中的一员，要求我们对有些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自己所在的组织应该对性骚扰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者同性恋夫妻是否也可以享受配偶在医疗和福利方面的待遇。作为宗教团体的成员，要求我们参与有关家庭、女性权利以及同性恋等话题的辩论，美国所有重要的宗教派别都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作为世界公民，号召我们跟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讨论这些话题，而这些人涉及这些话题的传统和标准很可能跟我们不同。
大学中的世界公民立场很简单：作出选择的前提是了解而不是无知。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学生了解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科学、生物学以及文学史的有关知识，并且掌握有关道德和政治哲学以及宗教的历史和先行做法有关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