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课程中有关性行为的研究
课程设置在很多方面都面临这些话题。当它们开始这么做时，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知识上的。以布朗大学为例，该校在1985年还没有任何课程涉及这些话题，但是现在是几所在本科课程中包括性行为研究的高校之一。布朗大学在有关高等教育的公共讨论中常常被认为具有“政治正确性”，大家广泛认为该校的“多元文化主义”十分蓬勃。在与世界公民有关的一些领域中，布朗大学事实上起到了先锋作用。例如，它是全国最先成立犹太研究科系的高校之一，目前该科系仍然位于全国最优之列。该校有一所著名的女性研究中心以及一门直接相关的本科课程。还有一项世界饥荒项目以及有关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的相关项目。布朗大学虽然在非洲裔美国研究领域不具有领导地位，但仍然有一个这方面的科系，规模虽小，但颇有声望，与该科系联系紧密的有历史和美国文明等课程，以及新近成立的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心。但是，在有关性行为的问题上，布朗大学并没有居于首位，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有关宽容和反歧视的基本问题都是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常春藤高校之中，唯有布朗大学在有关非歧视的声明当中没有将性取向问题包括在内，该声明涉及招生、就业以及升职等方面。
1985到1986年，布朗大学教育政策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新的二级委员会，称为“课程当中的少数派视角”。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当前的课程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跟美国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体验有关的内容。尽管没有正式指明该委员会将关注这些族群，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会把主要的少数族群包括进来。也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会涉及犹太研究和女性研究问题（无论怎样都不是少数族群研究），因为认为这些方面的项目很健全，而且已经很好地融入到课程当中。至于该委员会是否会在调查研究中在课堂上涉及同性恋的内容，则完全不清楚。在一次预备会议上，同性恋学生群体的领导人要求将这个问题包括进来，因为他们迫切地想更多地了解课堂上会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相对来说，很容易在名单上再增加一个群体，有些问题是针对他们的。有些人支持这个提议，因为老师们知道，往往不会讨论有关性行为的问题，而从知识的角度来说，需要讨论这些问题。
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委员会主任明确指出：对族群和种族“合理关注”不会跟有关同性恋的问题混为一谈。既然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增加到研究中来，为何将之排除在外呢，她的理由是：我们社会达成共识，认为关注少数族群和族裔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同性恋的少数派则还没有这样的共识。缺少道德上的共识就不能在课程中包括这些话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加不知道为什么因此就不能研究这些话题是如何以及是否受到关注。
老师们达成妥协，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小型调查组，判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对相关科系的老师和学生进行访问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内容。例如，《变态心理学》课程并不研究同性恋问题，理由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不再认为这是变态的行为。尽管原则上来说《偏常行为社会学》课程会研究这个话题，但是也没有，因为老师们告诉我该系使用“偏常”一词纯粹是数据上的分类，而不是标准上的分类（言下之意是指只是相对少见，而不是道德堕落）。事实上，没有几门课程涉及这个话题。由著名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弗斯特-斯特林讲授的《性别生物学》课程是唯一涉及该话题的固定课程，在这么持续一学期的课程当中大概有一周时间谈论这个话题。
而且，当现有的这个少数派委员会访问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科系的系主任时，他的立场是：尽管在大学当中增加对有关洲裔美国人的研究是件好事，但是对于布朗大学来说，要了解和理解少数派群体，最迫切的是了解同性恋。他认为，学生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少之又少，他们把偏见带到课堂上，阻碍了他们的学习。他发现自己的课堂上的气氛充满敌对情绪，而且对情况一无所知，以至有损大学的尊严。
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到1986年春天，尽管委员会主任有几分不情愿，还是同意委派一个委员会对课程中有关同性恋的论述进行研究。她请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我接受了邀请，于是委员会成员开始碰头。其成员包括一名行为心理学家、一位退休的医学教授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当中没有谁对这个话题表现出多少明显的兴趣。确实，看起来那位委员会主任特意选了一些不情愿的人组成这个委员会。但是，我们还是起草了一份调查问卷，针对所有科系和课程，然后等待结果。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位委员会主任的一位老朋友邀请我外出一起午餐。在一番泛泛的讨论之后，才弄明白他原来想知道我为什么对性行为少数派这么有兴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询问大量有关我私生活的问题。我当时的反应是回答他的问题。这些问题跟课程毫不相干，于是我立即懊悔像这样被置于防御地位。于是，我告诉他，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出于三个理由。首先，我认为这是有关正义的重要问题。其次，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柏拉图的《斐德鲁篇》，觉得当中对男人之间爱情的描述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吸引力的爱情模式。它把热望、激情、友情式的关怀以及共同的智识目标结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在小说当中看到这样描述男女之情，后者往往要么描写权力的不对称，要么缺少真正的性欲激情。柏拉图的《斐德鲁篇》描绘的正是我自己对爱情的向往（虽然是跟一名男性），因此，认为当今效仿柏拉图爱情模式的同性爱人应该被指责，这在我看来是件怪事。第三，自我年轻时候起，我的朋友当中一直都有很多男同性恋，部分原因是我当过职业演员，我有理由要对他们的友情心存感激，尤其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界，与异性恋男同事之间的友谊极为复杂。
这种针对个人的调查真是太奇怪了——可这却是对同性恋研究表示出兴趣的教师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大家可能会认为摆在台面上的有两个问题：课程和社会正义。这两个问题似乎都不涉及教师的私生活，而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位教授真的相信，任何人只要认为应该研究某个群体，那么此人就是该群体的成员（无论公开或私下）？还是他真的觉得，任何人只要为某个群体正义的要求进行辩护，那么此人又是（公开或私下）是该群体的成员？认为一切行为都是出于私利，这或许是美国生活的教条。但是，这一教条似乎是错的；有正义的要求，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而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在这个领域就不允许有这种要求？为什么就一定有个人的故事，个人的目的在背后呢？
但是，事实是：在性取向这个问题上，异性恋学者十分害怕同性恋的恶劣影响，以至确实很少看到他们支持那些正义的要求，对于紧密相关的学术合法地位的要求也是如此。实际上，世界公民没有进行理解的渴望，主要的假设是认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唯一理由是个人的身份认同政治。这种想法证明可以自我巩固，它很普遍，使得人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个人的态度，唯恐自己受到令人尴尬的怀疑。一位异性恋者如果公开表明自己对同性恋人权或在课堂上进行同性恋研究的态度，会立刻被传谣言，就好像只有受污染的人才会参与其中。只有能够定义“你究竟是什么人”，才可以开始有关这个话题的对话，对于一个人认为什么才是有关知识和正义的理性论辩，一个人的性取向被认为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米歇尔·福柯对现代性行为类别的分析并不总是让人信服。但是，像布朗大学的那些事情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社会把性取向变成对一个人的所有事情都重要的问题，往往比善良、优秀或公平都重要。在布朗大学——以及全国很多类似的高校——询问一个人的“身份”常常替代了对该人论辩质量的检验。这不是一种理性的生活，不是我们校园应该提倡的生活。
布朗委员会在按时成立之后立即对课程进行了检查，看看如果有人想了解同性恋现象，可以从课堂上获取哪些资源。我们的问卷提了三个问题：（1）该系有没有开设有关同性恋的课程？（2）该系有没有打算在该领域设置课程？（3）如果有学生想阅读该领域的书籍并进行研究，有没有老师予以指导？除了其他很多科系之外，以下这些科系所给的三个答案都是否定的：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日本文学、德语、法语。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所作的回应反映出学术上的差距。只有宗教研究和生物学有正式的课程（两者都是某一门课程的一小部分，宗教研究课程则是由一名研究生讲授的一次性临时课程），尽管英文系指出：实际上整个系都在进行男女同性恋研究，因为好多伟大的作家都是同性恋，而心理学系则花了不少时间详尽地写了一个有所帮助的答案，解释他们不讲授这个话题的原因是他们的方式并不是针对人类的研究，而是以动物实验为主。
在心理学、文学以及历史等方面，我们的学生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这跟偏见和不公正有关，互为因果。同性恋学生在接受委员会的访问时提到他们的感受，情况往往是：老师在谈到某个历史事件或文学文本时，如果涉及同性恋问题，就会尴尬地一带而过，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总的来说也不想知道。
跟同性恋学生进行讨论是委员会工作的转折点。有些委员会成员后来汇报说，他们以为会见到一群激进分子，就跟想象中各种各样的形象一样，推行与身份认同有关的“政治立场”，尖锐而过于简单化。结果他们看到一群各种各样的年轻学生，跟我们所教的学生并无差别。我们听到他们严肃而深刻地指出：由于对同性恋问题觉得尴尬以及无知造成教育上的差距。我们还听他们描述很多时候由于刻意保持的沉默让人觉得自己像二等公民：他们觉得那样的情形是在告诉自己，由于他们自身某一个特点让人觉得太尴尬，以至于都不能在学术界以此为话题进行理性的讨论。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沉默对课堂上其他的学生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有关的材料来理解其他有些同胞公民的生活。这个起初不太情愿的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我们的课程存在差距，对求知造成了损害。
由教师组成的跨学科小组认为，处理这个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将有关性行为的高级研究引进校园。由历史、宗教研究、古典学以及哲学等科系主办了一场会议，议题为历史与文化中的同性恋，很多杰出学者来到布朗大学介绍有关历史和社会中同性恋的最新研究。该会议于1987年初举行，是第一场有关该话题的大型学术会议，至少在美国的那个地区是如此。发言者包括古典学者大卫·霍尔珀林（David Halperin）和已故的约翰·温克勒（John J.Winkler），历史学家亨利·阿比拉弗（Henry Abelove）和已故的约翰·博斯韦尔（John Boswell），文学界学者凯瑟琳·斯廷普森（Catherine Stimpson）和比迪·马丁（Biddy Martin）。听众人数众多，各种各样，发言者给听众介绍了当前有关性行为历史的各种高质量的最新研究，谨慎地给社会传递一种信息：这些有趣内容不仅让那些有个人经验的感兴趣，所有学生和学者都会感兴趣。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是有关女性和家庭历史的先锋学者，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其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而闻名，由他主持首场会议。工程师莫里斯·格利克斯曼（Maurice Glicksman）是该校的教务长，他跟妻子坐在前排。
两年之后，布朗大学采取了非歧视的说法，把性取向包括到各种分类之中。从1988年开始，在新任校长瓦坦·格林高利（Vartan Gregorian）在任期间，校园里同性恋学生的社会形势大大好转，因为校方明确指出：跟种族主义者的辱骂一样，基于性取向而对某人进行侮辱和虐待不是学术界该有的现象。就这个话题进行理性的讨论，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到1994年，很多科系开设的课程中包括有关性取向的讨论。在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宗教研究、历史以及各种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1986年进行的调查中所发现的漏洞正在被填补。同时，课程在很多有关方面发生了改变。医学院开设有关艾滋病和流行病学的新课程，绝大多数文学系开设有关性行为的文学课，宗教研究和犹太研究科系则开设有关性行为和身体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现有课程的转变，新的研究越来越融入到常规的课程设置当中。有关古希腊历史、文学和哲学的课程开始花更多时间研究文化当中有关性行为的标准和做法。有关宪法、道德哲学以及人类学的课程都开始表示出对性行为问题有更多的兴趣，既包括同性恋，也有广泛的性行为。
但是，课程设置还没有正式的融合，没有一门跨文化的课程可以把有关性行为话题的各个不同方面联系起来，以便了解更好的方式和方法。这样跨学科的课程业已证明对课程当中很多不同的领域具有价值。布朗大学的世界饥荒项目融合了历史、气候学、地理、经济学、人类学以及伦理学等方面的见解。该校的陶布曼（Taubman）公正政策中心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统计学以及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国际关系中心则把文化和政治融为一体进行研究，这对于思考现代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古代艺术和考古研究中心是对古地中海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些项目在现代研究和教学中很普遍，如今知识正经历着迅速的变化。这使得学者们要在跨文化背景下互相学习，开设跨学科课程。
看起来，一个正式的有关性行为研究或同性恋研究的中心或课程似乎在有些领域有所帮助，但在另一些领域起了反作用。这样的课程很可能会激发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和教学。但是，它也可能使学者偏离自己的科系，最终破坏了将这些研究适当跟课程融为一体的努力。
大家觉得，建立起一个跨学科的本科课程，学生可以把性行为当成一个研究领域来学习，而不是建立一个单独的课程，这样的话融合的效果会更好。性行为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有关的学术文献急速发展。这一领域至少跟环境研究、女性研究或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一样具有学术的整体性。很多最为人所熟知的学科在方法上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社会关注而融合到一起。古典学——结合了希腊和拉丁语、历史、文学、考古学、哲学、宗教、语言学以及其他很多学科——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尽管最初将古典学确立为一门学科，其政治上的理由比学术上的考虑要多得多——最重要的原因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学学者对以教堂为主导的经院哲学发起猛烈抨击——现在，这种各学科的结合已经为人所熟悉。有时，方法上的多种多样对于学习是一种障碍；有些古典学科系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哲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之间没有多少交流。但是，在最佳的情形下，该领域可以从这种多种多样当中获得裨益，将学科资源整合到一起。
看起来，似乎布朗大学现在有足够的师资进行专门化的集中研究，在学生第三年的学习当中举办一场综合研讨会，其中融合各种不同学科，核心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在一学期期间，由跨学科的师资组成的小组一起设计提案；小组成员的背景有医学、历史、英文、犹太研究、宗教研究、美国文明、哲学以及古典学。
产生的提案贯穿以下决议：
1.包罗一切的定义。布朗大学的课程是一门关于《性行为和社会》的综合课程，而不是狭隘地局限于同性恋研究。大家认为，包罗一切的定义最有利于理解：要对同性恋进行有效研究，其基础都应该是对性行为整体上更全面的理解。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历史意识：“异性恋”和“同性恋”这样的分类，在其现代形式下并非四海皆准，而且并非全世界都将这样的分类视为人类身份的重要分类办法。学者们并不想通过用一套单一的有争议的分类法进行定义而妨碍对历史的探询。
更实用的论点是：我们的学生仍然需要担心研究同性恋对他们的事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幸的是，在有些地方，想要求知仍然意味着会被腐化；有关同性恋主题的课程往往不得不以小标题来标明这个主题，不会出现在学生的成绩单里，这样，有不同性取向的学生都会报名，而不是损害到他们的工作计划。
2.跨学科概念。人类性行为研究本质上是一门跨学科工程，要求本科课程最重要的三个领域都投入其中：人文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对这一研究作出贡献的学科包括：医学、进化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政治学、哲学、各种文学、古典学、宗教研究以及历史。然而，当今很多大学开设的有关同性恋研究的课程都有局限。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文学和文化研究，部分是其他的人文学科，但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则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布朗大学从一开始就决心在自己的课程中尽可能广泛地理解这一话题。某种程度上讲，由于老师的兴趣和师资问题，课程受到局限，因此在课程中产生一些差距，目前尤其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律等领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布朗大学没有法学院，只有一些跟法律相关的课程）。但是，出现了一个由跨学科研究人员组成的重要小组，这应该激发相关领域中老师的兴趣，促使他们将新的研究融入到科研和教学当中。(https://www.daowen.com)
3.专注于学术和科研。在任何相对来说较新的领域，尤其是跨学科领域，都存在表面化的危险。有这样的风险：学生会对各种学科一知半解，没有整体的方法，没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这种危险并非新学科所独有。而是一个老问题，以古典学为例，学生很容易会对历史、文学、艺术史以及两种文化的哲学略知一二，有时跨度长达十二个世纪。通常，这样的知识某种程度上跟希腊或拉丁研究有关，或跟两者都有关，但这种联系在当今打折扣的本科古典学专业当中变得越来越微弱，很多院校几乎不要求语言学习。在各种各样组成古典学的学科中，语言学知识也不会使方法变得更先进。
布朗大学关于性行为和社会的集中课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坚持要求所有学习该集中课程的学生也要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差不多等同于第二专业。通过这样的要求，该课程使得自己将来的学生不会被人指责为肤浅；更重要的是，这种要求保证了他们会在一门确立的学科中受到严格的训练。该课程还要求，所有学习集中课程的学生修读由该课程的核心教师开设的一些必修课程，其中之一是三年级修读的有关方法论的研讨会。该研讨会每周由来自相关科系的老师举办，给学生介绍目前的研究技法。
实施这一策略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对于该集中课程中当代文学理论所起的相对重要的作用，出现了分歧。在受后现代文学理论影响的方法之外，来自哲学、宗教研究以及医学等领域的老师不得不一直要求强调严谨的学术论辩和传统的探询方式。他们认为，该集中课程的目的应该是让有关这些话题的研究总体上成为课程当中受人尊重的一部分；只有该课程的要求严谨并且方法多样，才可能获得这样的合法地位。他们继续论辩说，该课程广泛的兴趣以及学科之间的严肃交流和论辩，有助于缓解校方和学生的担心，这样的课程并不会一定是片面的或跟意识形态有关。
任何有关性行为研究的课程如果跟校园的其他人绝缘，就不会成功。有些类似的课程甚至将对这些有兴趣的师生跟同伴隔离开来。斯科特·布雷斯维特回忆自己在杨百翰大学所受的本科教育时悲叹地说，他周围的学生没有机会了解他——也就是说，了解一下同性恋者、他们的历史以及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他们所作的各种选择。他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拥有他们的宗教所教导的爱众人的那种爱（而且我们应该再加上“尊重”），这种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相反，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学生埃里克·查莫斯则确实有机会去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是什么样。他将来要当医疗工作者，现在他就对未来的某些患者有所了解，否则将来会把他难倒。无论我们怎样进行更专业的研究，都应该努力让人们可以普遍获得这样的了解和同情。在布朗大学，有关性行为话题的跨学科课程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学生；至于这种集中的专门化课程是否同样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任何研究性行为的课程都必须面对同一个指责：这样的课程背后的动机是“政治立场”，以便社会能够接受同性恋，认为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而教师并不是作为学者进行研究，而是“改变人们的信仰”去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对此，应该予以反驳，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我们所需的知识，这样才能很好地对人类生活重要的一个领域进行思考。而且，还有一个辅助的目的：培养尊重、宽容和友谊。这些是民主国度的课程应该有的崇高目标。像我们这样开明的民主国度，其建立的基础是公民之间相互尊重和宽容，对基本的目标和热望有深刻的不同见解。过去对同性恋话题保持沉默的课程是有缺陷的，因为它造成了学术上不合理的漏洞，也因为这样的沉默暗示着某些人不值得进行严肃的研究。无论是暗示还是明说，都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公民，而进行性行为研究的一部分目的是希望改变这种恶劣情况。这样，支持这些研究以及支持制定不歧视和社会宽容的制度性政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正式的联系。如果人们强烈支持学术性的政策，以促进不同宗教、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认为上述联系与意识形态有关，因而不能接受。
以前的状况专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体验，也并非与政治无关。有关异性之间情爱的研究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课程的重要支柱，这种研究表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那样的体验（既有道德的，也有不道德的）十分感兴趣，也表明他们认为这样的体验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不管是好是坏（当然，通奸和私生子在文学和历史中有广泛研究，而同性恋行为则不是如此）。通常来说，让某件事情成为研究对象，这至少认可了它在人类生活中的显著地位，而直到最近，异性恋者仍然要求对自己的情爱（无论有多么混乱）予以这样的特殊地位，却拒绝给予他人这样的待遇。
1989年春，研究古希腊欲望和性行为的古典学者约翰·温克勒来到布朗大学，替古典学系讲课。该讲师职位由一位杰出古典学家的遗孀为纪念丈夫而捐资赞助，该遗孀也前来听课。温克勒选择异性恋婚姻作为话题，这部分地是为了向捐助人表示敬意，他提到荷马《奥德赛》（Odyssey）中佩内洛普（Penelope）和奥德修斯（Odysseus）。这次讲课内容最终成为他的著作《欲望的约束》（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他认为即使在女性地位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中，男女之间还是可以建立具有相互性和平等性的激情关系。24温克勒本人是同性恋，当时已经身患艾滋病，一年后因此病逝。他讲课的时候在腰间绑了一个装有AZT（译者注：抗艾滋病药物）的药盒，还有一个蜂鸣器提醒他在讲课中间服药。他向在座的那位年长的捐资人和众多听众雄辩地说明异性恋的各种可能性，令人十分惊讶。但是，他的开场白很生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非同性恋研究（Straight Studies）”——提醒听众：什么事情不被注意，或不受瞩目，这本身有其政治上的因素，有些事情以及有些人被包括，而另外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并不需要这么称呼“异性恋研究”，因为这是整个学术界的情况。支持“同性恋研究”的人希望自己也被看做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回答会被认为还不够。难道学生没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受到教育，认为同性恋也没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常常因为这样的教育而作出人生选择？难道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没有公开地试图转变人们的信仰而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把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朝着那个方向引导？
任何反驳这些指责的说法一定会略有差别。这些领域中有很多（尽管绝不是所有）教授本身是同性恋者，这当然是真的。这个领域中绝大部分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尽管并非所有人）赞成停止歧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这也是真的。这种政治上的判断或许跟他们研究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多样性时所了解的内容不无关系。这样的态度往往传递给学生，确实如此。很多经历过歧视和恐吓的同性恋学生觉得这种氛围能让人消除疑虑，可以“公布自己是同性恋”并证实自己的身份，这也是真的。因此，家长会有这样的印象：正是这个课程产生了同性恋的性取向。但是，情况当然不可能是这样。性取向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而性取向一旦形成，极不可能因为社会或心理因素而改变。
一位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教师——无论讲授的课程就是这个主题或是其他课程——都是一个范例，往往会鼓励年轻学生更为公开地证实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甚至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性行为，而不是选择独身或违背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异性恋的关系。异性恋的老师如果清楚地表示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和尊重，也会有同样的影响。学生跟这样的老师交流之后，会觉得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话，生活也不一定会被毁掉或不幸福，会觉得自己也可以追求这样的生活。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同性恋青少年觉得压抑，甚至试图自杀，那么这种变化似乎不是件坏事；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是负面地看待这件事。公开表达同性恋倾向之后，学生会增加信心和自尊，这并不会让他们背离宗教的教义——尽管这毫无疑问将确保对宗教论点中的文本基础、内在连贯以及人文性进行仔细审视。因为美国每一个主要的宗教内部都包括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辩论和多元化，这种结果对宗教并不具有多少破坏性。
现代校园里同性恋社区的学生领袖往往不能容忍保守派的意见。只要这些学生可能在这个领域的课程中成为领袖，他们那些不包容的态度就会带到课堂上来。对保守派的意见不能容忍，这常常也是教师圈子里存在的问题。美国的政治权利部分地要为这种情况负责，因为美国人并不总是让自己不受仇恨和憎恶的影响；他们也没有对具有多种性取向的人们表示足够的欢迎。“同性恋共和国”在一些学生听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任何时候讨论这些问题，都应该对所有的政治观点予以尊重，很多学校里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有关堕胎和同性恋的保守派意见极不容忍。不能指望学生构建起一个宽容尊重的知识社群，除非老师能树立很好的榜样，清楚地表明：跟其他问题一样，对这些问题公开发表多种多样的见解，是自由学术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来，有一些看法没法进行理性辩论。认为所有的犹太人本性都不道德而且邪恶；认为所有的爱尔兰人都很愚蠢；认为女性生来堕落，没有道德原则，不能进行理性思考；认为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人被单一的意识形态所俘获，会妨碍理性思考，不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所有这些看法某个时期在美国社会被广泛这样认为，可是，如果某个老师把这些看法当作事实来讲授，那么我们有理由表示警觉。有时甚至针对某个论点发起辩论进行不恰当的论辩。如果某所大学打算组织一场学术会议，论题是“有没有发生大屠杀？”或是“天主教徒能否独立思考？”或是“女性能进行逻辑思考吗？”——对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给予同样的时间——那么绝大多数现代学术界的成员会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学术活动，而是展示丑陋偏见的借口，就好像它们也是知识一样。问题的组织本身也很可疑，就好像正反两方有足够的分量。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有关同性恋行为之道德性的辩论是一种基于无知和偏见的对人尊严的挑战。他们认为，在课堂上不能批评天主教徒或爱尔兰人或犹太人不道德而且堕落的言论，同样也不能这样对待同性恋者。这就是说，他们认为，人们可以在有关偏见的社会学中以这些材料为研究事例，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它们跟反面的意见有同样的分量。
但是，1995年春，布朗大学的多个科系，包括宗教研究、犹太研究、哲学、古典学、政治学以及历史系，组织了一场全国皆知的大型会议，议题是“主要宗教传统中的同性恋和人权”。该会议部分地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通过罗德岛州人文委员会提供赞助。从以下每个教派中分别邀请一位“保守派”发言者和一位“开明的”发言者，有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传统新教教会以及非洲裔美国人教会。要求发言者谈及各自教派中辩论的现状。会议最后就美国公共领域宗教的作用进行了一场更概括的圆桌式讨论。尽管有人担心（这种担心是合理的）这一安排会给那些在很多人看来为冒犯人性尊严的人提供了平台和礼遇，会议的组织者仍然强烈赞成这种类型的理性对话。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下，任何理性的辩论比没有要好。鼓励人们平静地对待这些难题，并且谨慎运用有关历史的、文本的和道德的论点，这本身已经是进步。如果这种情况有助于消除以下误解：认为学术界所有研究性行为的学者都是激进分子，怀有某个共同的目的，那也是进步。
组织者考虑到这些目标，早在会议开始前几周就着手让所有参与者（尤其是学生）清楚地知道在多元主义民主制度下进行理性辩论的重要性。在会议期间，每一次会议之前都会对文明和理性进行讨论（天主教神学家约翰·考特尼·穆雷［John Courtney Murray］的著名言论“文明随对话而亡”成为这些讨论的试金石）。结果，对话事实上很有意思而且尤为文明，这是我们的民主极为需要的那种对话。应该更经常地进行这样的活动，尤其是大学，因为那里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几乎没有内部的辩论。
布朗大学所进行的努力是各种大学和开明的文科院校，尤其是私立学校在这些问题上的典型做法。有些院校比其他学校更加雄心勃勃。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有关人类性行为的工作室（由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曼和生物学家玛莎·麦克林托克［Martha McClintock］领导）跟一个有关性别研究的雄心勃勃的新项目引发了新的研究，促使开设了一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引进了一些外面的讲演者，建立起丰富多样的高水平学术氛围。在纽约大学，一门新的跨学科课程得到丰厚的资助，开始一门本科集中课程，尽管不那么强调医学和生物，但是仍然跟布朗大学的课程很类似。在耶鲁，一个由已故的约翰·博斯韦尔领导的小型中心给访问学者创造了机会，在当前的课程中提供一些位置，引发一些新倡议。
州立院校面临复杂的压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设的《为平等而斗争》课程就不包括有关性取向的话题；容易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是其原因。但是，人们并不都是作出这样的抉择。爱荷华大学是美国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先锋之一。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把有关性行为多样性的内容融入到各种课程当中，进行得相对顺利而没有那么唐突，这些课程从埃里克·查莫斯的英文课到西方文明必修课都有，黛博拉·阿赫滕伯格说服同事把萨福的诗歌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读物增加到必需的核心清单当中。第二年，阿赫滕伯格不再讲授该课程，老师们投票认为有关萨福的教学很成功，应该保留下来。但是，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研究都不是很系统，在方法上也没有很好地衔接。
有关性行为的材料加到课程当中后，出现了好几个问题。在加州大学湖滨分校，性行为研究或多或少都是由人文科系内部发起。主要的研究方式跟后现代文学理论有关。这种理论上的偏向使得所挑选的会议主题和来访的发言者受到争议。哲学家大卫·格利登在评论1993年的会议时说，由于想挑选时髦而吸引眼球的会议主题，忽略了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他指出：以“同性恋理论”为主题的会议缺乏哲学和社会科学。他认为：这样的话，学者会把自己跟社会的紧迫担忧分隔开来，而社会正在进行有关不歧视和平等的辩论。但是，格利登还是强烈支持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而且认可一流学者对于同性恋所作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并没有遵照他所批评的那些狭隘的后现代模式。他正跟人共同举办一场有关同性恋研究的演讲，强烈反对最近州立法委员罔顾州宪法保护大学不受政治控制的条款而阻止设置同性恋研究为辅修专业的做法。
该院校自己不愿意公开讨论有关性行为的问题，这时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在杨百翰和贝尔蒙特，教师实际上不可能自由地在课堂上讨论同性恋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宗教院校所独有。在墨哈斯，校方和学生似乎都不热衷于讨论性行为的话题，尤其是同性恋问题。一名墨哈斯的学生谈到这种情况时很沮丧，认为这种课堂上的问题跟校内社会生活中对同性恋问题的沉默氛围有关系，跟性骚扰和歧视也不关联。他认为，回避性行为问题，尤其是跟同性恋有关的问题，导致教育上的缺陷，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有些最有名的非洲裔美国作家缺乏了解（例如詹姆士·鲍德温）。他评论道：“性行为是黑人作家描写的内容之一，如果谈到了，就是谈到了。你是在生活。所以，这个问题总会出现，你就要讨论它。”尽管墨哈斯的邻居斯贝曼鼓励在学校进行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讨论，这些做法受到保守派学生的反对，尤其是那些来自基督教新教宗教群体的学生。公布讨论会的海报被扯下，参与的学生受到敌视。
在美国很多校园里，同性恋学生成为暴力和虐待的目标。尽管这个领域的数据还不完整，看起来似乎校园里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跟缺少公开的讨论有关，而像布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院校在这个领域大力教育学生，因此暴力事件没有那么多。在圣母大学，长期存在醉酒狂欢，而课堂上对性行为问题几乎保持沉默，使得同性恋学生受虐待的程度尤为严重，以至有276名教工于1994年联名请愿，抗议校方对这些学生没有给以支持。在宗教哲学家菲利普·奎因的带领下，请愿书要求对这些学生给以理解并停止暴力行径。举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发现：21%的同性恋学生报告曾受到身体上的攻击，而全体学生受攻击的数据仅为5%。25通过口头的谩骂和憎恨的言论对人的尊严予以攻击则更为常见。我们的学校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好。我们应该设立有关尊重、宽容和友谊的高标准，让更多的人来遵守。我们应该教育学生，将来使更多地方能够多一些尊重而少一些暴力。在这当中，有关性行为的教育尤为重要。
教育正改变着当前的情况，这样公然敌对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少，至少在很多学校是这样。尽管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很多人在其中经受了很多苦恼和事业上的逆境，性行为问题，尤其是同性恋问题，现在正为人所接受，成为研究的合理话题。要做的还有很多。
有关人类性行为的教学是一件困难而棘手的任务。我们所应对的关注深深扎根于很多人心中，这些关注往往对于如何定义我们自己的身份以及寻求善行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有关情爱、愤怒或是积累财富的教学也是如此。但是，基于某种原因，已经证明我们社会更易于容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和争议，并不会因为公开的探询或出现多种观点而觉得颇受威胁。相反，有关性行为的研究则显得具有威胁性——或许这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给这个领域带来了跨学科的探询，而这一领域原本为道德和宗教话语所独揽。有关情爱、愤怒、贪婪的话题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而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们丧失有关这些领域的道德感，这一事实本应该让人消除疑虑。看起来，完全可以既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经济学，又保持有关贪婪和剥削的道德观。于是，也可以用历史和科学的方式研究性行为，同时不丧失对自己的选择所怀有的道德紧迫感。
抵制知识的原由是什么？很多情况下，是拒绝理性本身。很多持抵抗态度的人在某个层面上似乎知道：某些人类的做法可以经受得住理性探询的考验，而另外一些则不行——以历史和跨文化的方式研究性行为的人更可能对很多往往跟我们社会的同性恋问题有关的陈规模式提出质疑，这些陈规模式有辱人格并具有误导性，而那些了解历史所显示的不同之处的人则更可能包容他们所见的那些不同。这种状况对有些人来说具有威胁性；但是，对于审议式的民主来说，则不具有威胁性。要想培养在这个领域思想开明并且独立思考的公民，也为了获得广泛的理解和真理，我们应该在本科课程中提倡严谨的有关人类性行为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