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大学：多样性和经受检验的生活
圣母大学位于一片宁静而繁华的土地中间，牛群平静地在连绵起伏的绿地上啃食。访客一进入校园就看到阳光洒在办公楼的金色穹顶上，上面耸立着圣母雕塑。图书馆墙上的镶嵌图案是触地姿势的耶稣，一尊全身像的基督，高达几百英尺，手臂伸出赐福，摆放的位置可以让粉丝们不受足球场球门柱的影响而一览无遗。不远处是跟他对应的人物：一号摩西——一座高耸暗色雕塑，残暴的摩西踩在金牛的头上，拧着它的脖子，耀武扬威地高举着一只手指。这一手势被用来庆祝篮球队的胜利，适度残忍地践踏自己的对手。整个校园是矛盾的结合——既在物质上极大丰富又有传教士活动家的传统，既有残忍的运动对抗又有著名的和平研究中心，全身心地信奉圣母而领导者几乎都是男性，对运动员奉承崇拜而又有杰出的哲学系，既有印第安纳州的田园牧场又有装饰华丽的旧式长方形廊柱大厅式基督教堂——这些都呈现在访客面前，就像是用美国宗教思维建立起的一种异国情调。
确实，一开始这种想法显得极不可行——150多年前，当时的奠基人爱德华·索林（Edward F.Sorin）教士在印第安纳州荒原上的湖边搭建了一个木屋。他站在空地上，马车里装了大约300美元的财产，宣布说：这里就是“湖边圣母大学”。今天，文学院院长哈罗德·阿特里奇（Harold Attridge）用一句话把这些文化上的矛盾之处结合在了一起，把这一奠基人的姿态称为“大胆举动的原型”。7
圣母大学成立于1842年，给天主教青年男子提供高等教育。其早期的学生当中绝大多数是移民之子。由于他们既是移民之子又是天主教徒，在当时主要的非宗教背景的大学院校中遭到歧视。因此，该校的主要目的是双重的：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教育以学习知识和丰富精神，与此同时，以此为天主教徒进入各个行业并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做好准备。后来，圣母大学开创了全国第一门天主教工程课和第一所天主教法学院。直到最近，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才成为圣母大学的重点；这一变化绝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西奥多·赫斯伯格（Theodore Hesburgh）担任校长的期间，他十分警惕地担心学术自由的问题，这是该校成功招募高素质研究人员的重要原因。8同时，圣母大学的运动课程很出名，有助于顺利募集资金；自1970年起，该校设立了100多个讲座教授席位。
如今，圣母大学的在校生大约有7600名本科生和2500名研究生（包括法学和商学）；女性从没有被研究生课程排斥，本科生课程自1972年起就有女生；女生现在占本科和研究生入学人数的44%。该校跟周边的女子文科院校圣玛丽学院关系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并不总是愉快。1967年起，该校过去仅由圣十字会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一般公众也可参与。依照规定，校长仍然必须是来自印第安纳州公理会的教士，这是跟国际传教和发展工作相关的一个小教派。教务长则不必是教士，该校最近任命了第一位非天主教教务长，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
我曾在不同时期访问过圣母大学，作客哲学系（该校最强的科系之一，在全国极受尊重）、文学系以及法学院，还讲授过性别研究课程。菲利普·奎因是我的主要向导，介绍该校多样性问题的历史，他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曾于1995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中央组的主席，9本来享有布朗大学的终身职位，因为更喜欢天主教大学的氛围而转投圣母大学。尽管奎因对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把宗教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但是在老师中间对有关性别和性行为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位领头的自由主义者。
访客在访问圣母大学时如果不只是随便逛逛，就会觉得该校跟那些重要的非宗教对手院校极为不同。有些不同之处是表面上的。校内对体育极为热衷，尤其表现在学校的设施上。从种族和族群上讲，学生的组成很单一，波兰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最多，很少有非洲裔美国人，甚至连西班牙人的面孔都没有。从人数上讲，男性居多（尽管男女人数正迅速变得相同）；女性似乎显得尤其安静害羞。身为犹太教徒，我过去很习惯看到周围很多同事也是犹太教徒，但是在这里我很震惊地发现周围很少犹太教徒的同事——尽管阿特里奇的说法很有效——因为犹太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对很微弱。10这些是一些表面印象。
跟老师交流之后，会对圣母大学的天主教特点有更深的了解。会立即发现宗教和道德关注直接被认为是学术内容的一部分。每一个领域，从科学研究到经济学、哲学，都跟上述两者密切地融为一体。道德关注，即使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表达，在非宗教院校的经济学、应用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等科系中也鲜有涉及。非宗教院校的任何科系都不涉及宗教关注，除了宗教研究系会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圣母大学很多杰出的教师之所以选择该校是因为想要一种氛围，他们的精神关注在其中可以被认可为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而这在哈佛、布朗和耶鲁是不可能的。例如，奎因由于非宗教学术界把宗教边缘化的做法而变得跟他们疏远，他们只是把宗教作为一套习俗和做法进行研究，而从不关心宗教信徒的想法。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一所大学有科学研究系，却没有哪个系着手进行研究，热爱科学的人会有何感受。11
尽管奎因对于宗教院校和非宗教院校之间的对比似乎过于尖锐——例如，忽略了耶鲁、哈佛以及芝加哥大学这些院校的混合性特点，它们都有优秀的神学院，发自内心地研究宗教——但是他对圣母大学的描述是准确的。圣母大学的知识文化决不单一。在很多特定问题上，从节育到同性恋到女性在社会的作用，与教师个人之间的意见相比，他们跟各自非天主教的支持者意见会更一致，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派的。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突出的共识：哪些是重要的问题，其中很显著地包括有关道德和精神价值的问题。例如，讨论经济问题时，对人性尊严和财富积累的关系不予思考，这会显得很奇怪。对军事影响进行科学研究，却同时不深入讨论战争的道德性和持久和平的前景，这也会很奇怪。这种关注焦点的汇聚构成了圣母大学天主教身份的重要部分。
萧伯纳曾经宣称天主教大学本身是个矛盾的说法。12他是指大学的概念包括自由和开放，而在他看来，天主教独裁专制的特点排斥这样的概念。圣母大学著名的退休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承认，美国还没有一所按照现代标准来说真正伟大的天主教大学，但是他坚持认为“一所大学并不会因为它是天主教的而不再自由”。教会一点也不需要加入到现代大学的世界当中：但是，如果它确实选择要这么做，其前提必须是这个世界业已建立，这包括对自由探询进行极为有力的保护——不仅针对著名学者，而且是大学的所有成员。赫斯伯格引用卡迪纳尔·纽曼（Cardinal Newman）的话：“伟人需要自由的空间，并不只是信仰的领域，而是思想的领域。没那么伟大的人以及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这样的自由空间。”13
罗马天主教在神学上所处的位置很好，可以建立一所有宗教背景的大学，既有真正的宗教性，又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尽管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天主教会阻止知识研究，在有关有价值的人类生活的传统描述中，求知和研究占据着显著地位。想一下诗人但丁在《天堂篇》（Paradiso）中描述自己遇到杰出人类的模范、著名的圣人、烈士和英雄，德行越来越高。在这群挑选出来的人当中身居高位的是他的哲学导师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在中世纪巴黎的第一所著名天主教大学任教，他对非基督徒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遭到反对。14阿奎那斩钉截铁地告诉但丁，美好的天主教生活要求进行理性的自省，包括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推理（《天堂篇》第13首，115—123行）：
如果一开始不加以区分就说“是”或“不是”，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傻瓜……因为鲁莽得出的观点往往是错的，于是激情对知识起了约束。比无用更糟的……是一个从岸边解缆出航的人提出的要求，他没有航行术，却想捕获真理。
当然，理性不应该拒绝宗教的指引：阿奎那可以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后抵达伊甸园，但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却遭拘禁，毫无优雅，一点也不幸福。但是，苏格拉底反思的“艺术”是天主教生活的重要部分。
圣母大学笃信这一标准。尽管圣母大学像所有的天主教院校一样，必须处理跟梵蒂冈的复杂关系，这有时导致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15但是该理论根植于传统之中，支持校方和老师努力促进公开的探询和自由课堂辩论的氛围。哈罗德·阿特里奇1993年在面对文学院教师的讲话当中说圣母大学的身份出自两个典型的描述：耶稣的故事使该校给人一种难以琢磨却有强烈吸引力的印象，觉得它是“和平正义之地”；而苏格拉底的故事，则
在24个世纪里确立了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有能力为信仰找到理性的基础并且要求找到表明现象背后的真相。他喜欢问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甚至不惜造成个人的损失，甚至没有指望能立即得到回复，这种做法对于造就我们至关重要。
阿特里奇得出结论：圣母大学的天主教身份“就是这两个重要故事相互关联的结果”。在某个层面上存在紧张局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时期非宗教对知识的追寻和宗教对意义的追寻是死敌。但是，在更基本的层面上，阿特里奇不觉得存在冲突。(https://www.daowen.com)
为了上帝而投身工作，这跟追求知识以及照此生活的要求完全可以兼容。不追求真理（往往这一要求让人厌烦）事实上有造成偶像的风险。在一所大学，尤其是为上帝而努力的大学，苏格拉底的探求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6
该校现行的使命声明于1992—1993年间被采纳，定义自己为“一所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学术机构……致力于为了真理本身而追求和分享真理”。该声明开头的几段强调“自由探询”、“公开讨论”以及“使公开讨论和探询成为可能的学术自由”等价值观的中心地位。据称该目标要求对“各种各样的学者和学生之存在及其声音”持开放态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并非“某种教义上的联系”，而是“对圣母大学之目标的尊重并愿意进行对话，赋予圣母大学以生命和特性”。正是其天主教特点“意味着人类或宇宙之中对真理的真正追寻对于有信仰的生活来说并不陌生”。该使命声明明确宣布该校的目标是追求学术上的成就：“本校应该以成为全国一流的私立学校为目标，因出色的教学和科研而闻名。”
但是，该使命声明同时强调：该校的天主教身份“取决于，而且也受益于，天主教知识分子能一直占大多数”。因此，圣母大学使命的两个方面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紧张状态需要小心平衡。在招聘时，各科系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应聘者的宗教因素，甚至会因此而雇用一个不那么合格的人？如果他们想提高学术成就，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那么做呢？
现任校长爱德华·马洛伊（Edward A.Malloy）在一篇提交给董事会的报告中指出：他的目标是让“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教师中占大多数”（他在这引用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论天主教院校》［On Catholic Universities］中的语句）。在教师参议会最近散发的调查问卷中，绝大部分现任教师在回答中认为：对于一所想要向一流非宗教院校看齐的大学来说，有关人数配额的部分太过死板。17奎因认为：“如果执行这种有关人数主导的说法，圣母大学提高教师素质的能力会被削弱，而在目前可预见的教师供求条件下，该校希望成为一流学府的抱负注定会受到挫折。”其他有些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对于健全的天主教大学来说，天主教徒占大多数至关重要。正如该使命声明中所说，当前的政策是初次聘任中偏向天主教徒，但是在终身职位和升职当中则没有这样的偏向。看不见天主教徒的地方往往积极招募其他教派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比很多天主教徒的教师更虔诚更笃信宗教，有些人已经成为该校天主教特点最忠诚的拥护者。18
该使命声明提到“批评要适当”，这一点也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意味着对研究和担任学术职位有什么样的限制呢？看起来，目前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可以自由发言和发表著述，不用担心受到报复。奎因主动在有关圣母大学课程的介绍中对校方在聘任教师方面的做法予以批评，对梵蒂冈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他在校内辩论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似乎并不担心受到报复。同样，未取得终身教职的哲学家保罗·威斯曼——是哈佛约翰·罗尔斯的学生，他之所以来圣母大学是因为想投身天主教大学的教育事业——他发表论文批评教会和校方在同性恋关系的道德问题上的官方政策；19而威斯曼在校内广受尊重。当他组织一场有关多元社会宗教话语的会议时，赫斯伯格神父本人都同意在会上致开幕辞。威斯曼和妻子莫拉·瑞安（Maura Ryan，是在神学系任教的生物伦理学家）带头对值得尊重的不同意见予以有力支持，这给圣母大学所培养的下一代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来访的讲演者也不会经受任何宗教或道德的考验。我多次到圣母大学讲课，在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问题上跟天主教会当前的官方立场相左，尽管他们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大力支持。对我发出邀请的老师有的享有终身教职，有的则没有，他们继续邀请我而没有受到任何报复行为，尽管其他有些老师对我的观点并不看好，而且现任校长在一本著作中对同性恋行为持负面的看法。威胁访问者演讲的行为一般来自校外，而这些行为通常受到强烈的反对。例如，1954年罗马的保守派神学家试图要赫斯伯格神父撤销圣母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一本著作，因为其中有一篇是自由主义耶稣会会士约翰·考特尼·穆雷撰写的有关多元社会之宗教自由的文章——其维护的观点现在已经是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赫斯伯格奋力抗争，甚至授予穆雷名誉学位以示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20阿特里奇坚持认为：对持有非正统观点的教师予以维护，这很重要——不仅关系到能否招募到信奉天主教的优秀教师，而且也关系到教会自身能否进一步发展。“只有能够诚实而有力地表达这些观点，天主教会的教义才会做到能做的和该做的。”21
另一方面，前来应聘的新教师有时确实遇到批判性的审视，把他们的观点跟正统的信仰进行对比。天主教神学家查尔斯·科伦（Charles Curran）有关节育的不同看法多年来颇有争议，圣母大学的神学系相当开明，通过投票对他予以聘任；校方则不同意这项聘任，部分原因是因为来自校外的压力。1994年到1995年，哲学系对著名新教哲学家珍·汉普顿的聘任引发了争议，因为她坦承自己在堕胎问题上赞成妇女自由选择节育（她的观点跟她的新教信仰一致）。尽管校方确实同意了这项聘任，汉普顿没有得到该系最初想提供给她的讲座教授职位，于是她谢绝了这个机会。
有时，有理由相信天主教院校希望在聘任中根据天主教的道德观念用自由度来进行区分。1991年美国哲学协会全国委员会讨论非歧视声明，当时来自几所有宗教背景的院校的教师（既有天主教也有新教）赞成有宗教背景的院校免受一般规定的限制，尽管还不清楚任何有宗教背景的院校的立场。性取向和宗教身份是争论的焦点。在冗长的辩论之后，只有后者被予以豁免。通常，人们也注意到圣母大学聘任的非天主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的教师更为保守——在很多情况中更奉行宗教。这种现象意味着在聘任过程中存在某种非正式的测试，即使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自我选择。
直到最近，圣母大学本科生的组成都非常单一。奎因的描述是“全部为男性，绝大多数是白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主要是中产阶级，绝大部分对学术追求没有兴趣”。最近几年，招收了女生，并且齐心协力招募少数族裔的教师，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情况有所改变。西班牙裔的学生就宗教背景来说应该很自然地被包括进来，但是即使就这些学生来说进展也很缓慢，甚至在提供了大量资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987年，该校研究了少数族裔的入学问题，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少数族裔学生委员会注意到非洲裔美国学生在校内往往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于是坚持认为这个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以该校本身的天主教特点来表述他们的观点：“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天主教院校，圣母大学对教会和社会都负有强烈的责任，是反对偏见的指路明灯，是和谐文化多样性的可靠见证，这种多样性是更广大社会的目标。”22他们认为，校园内的多样性在教育意义上讲也很重要：如果一所学校四年里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白人和上中产阶级组成的单一的”教育环境，就不能培养出“关切而开明的”公民并让他们做好准备以便未来面对种族多样性的问题。这些建议逐渐得到实施，尽管争夺优异少数族裔学生的竞争很激烈，而圣母大学在这方面的优势并不总是很吸引人。
除了其他文科必修课之外，圣母大学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修读两门神学课程和两门哲学课程。其中一门神学课介绍有关圣经的学术研究，另一门可以从众多有关某个宗教的课程中选择。哲学课程有一门是介绍哲学的重要问题，另一门可以从若干有关伦理学、政治、宗教或人性的课程中选择。哲学必修课的要求比神学必修课的历史要早而且也更传统。
这些课程给所有的学生提供了天主教苏格拉底学派的基础。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为自己负责的精神：学生学会如何对所学内容进行批评地审视，以决定自己真正想如何生活。而且，与此同时，他们对天主教传统的历史以及其中所显示的其他可能性有足够的了解。
由于这一宗教必修课的要求，需要更多教师；学生并不总是能够选到自己想选的课程。尽管总体上来说课堂的知识水平很高——鉴于该系的高质量，这并不让人吃惊。当被问到为何要求他们修读哲学课，修读奎因讲授的《科学和人类价值观》课程的学生热切地作出解释。有几名学生坚持认为哲学必修课的要求很有价值，因为人们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希望能够在其他人面前为之辩护。其他人则强调：只有被迫进行独立思考，一个人的宗教生活才能有所发展。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同意这样正面的评价。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说，哲学必修课使他偏离了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工作”。这大概是圣母大学大部分学生入学时的观点。那么多人改变了对哲学的看法——显然是发自内心地——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称赞。学生在课堂上自由交流不同意见，有时还对校方的政策和教会的等级制度提出批评。
圣母大学如何处理这些让非宗教院校最为忧虑的多样性问题？总的来说，其天主教特色已经使它对世界公民的问题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对多样性问题进行了着重讨论，尽管在课程方面的成果还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