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对苏格拉底的态度
把自己跟存在不同之处的现实隔离开来——或者更糟的是试图消灭不同之处——这使自己无法探究人类生活到底有多神秘。
——摘自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
于1995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1986年2月8日，位于犹他州普若佛的杨百翰大学新任校长梅瑞尔·贝特曼（Merrill Bateman）发布了一道命令：杨百翰大学所有属于摩门教的教师和职员必须由主教认证为“可进入寺院”的人（推荐这些人应该进入寺院），这是一条严格的标准，要求证明自己信仰的是正统的观念，要求对教会活动经常予以经济支持，并遵守一套道德要求：从禁止婚外性行为到禁止咖啡和茶。教师、学生以及校友对此很忧虑。一名新近毕业的学生以匿名的方式写道：“如果由主教来决定某个人是否应该进入寺院，那么应该有极度的谦逊和关心并且要保护隐私。杨百翰大学的校方将用这种推荐的办法来给人们贴上标签，这种做法让人觉得很厌恶。我希望几个主教有勇气回复内容为‘他妈的，不关你的事！’这样的邮件。”1
1996年5月2日，在位于印第安纳州南岸的圣母大学，教师参议会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校方否决校内同性恋学生的权益，圣母大学的其他学生团体却享有这些权益，例如邀请讲演者，选择自己的指导教师，主办社交活动，以及宣传这些活动。教师参议会以21-4-2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强烈抗议校方的这些做法“歧视圣母大学的一个学生群体，危害到该校的理想和既定的使命”。该决议中引用该校有关使命的声明：“对于大学至关重要的知识交流需要多种多样的学者和学生并聆听他们的心声，并且会因此而得以丰富充实”，“本校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的教学环境让学生的思维、身体和精神受到训练，从而可以成为受过良好教育、掌握技能并且享有自由的人类”。而且，该使命声明认为“本校致力于不仅让学生赞赏人类的伟大成就，而且训练他们对那么多人遭受的贫困、不公正和压迫有所感受”。教师的决议认为，鉴于这些极具价值的理想，应该对校方针对同性恋学生团体的做法予以批评。
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观念极为深厚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把宗教跟高等教育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宗教忠诚对于抵制大学的课程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些珍视传统的人担心传统会被不重视宗教的教授们颠覆。但是，宗教也一直是要求课程具有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在那些坚持认为我们需要面对文化多样性、性别问题和性行为问题并且在这些领域作出创新研究的人当中，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极为突出。
所有大学都由于宗教而在传统和变化之间造成了紧张的局势，因为每一所学校里在宗教传统下长大的学生都在学习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新内容。但是，在那些保留了密切宗教联系的院校，他们采取了极为明显和有趣的形式。这些学院和大学有双重的使命：在多元化的民主中推行高等教育，同时保持它们特定的传统。如果我们可以说明：即使在这些院校，要想培养人文性和优秀的公民，也需要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并在课程中关注多样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论据：在那些跟宗教没什么联系的院校，情况也是如此。看到这些大学与那些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在各自不同传统的前提下如何奋力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些目标，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在美国的前景。
有些人考虑得很多，觉得最近课程变化以及自由主义者强调学术自由对有宗教背景的院校之生存都是一种威胁。2但是，我们应该开始认真考虑教皇的警示：回避多样性即是把自己跟人类生活的神秘性隔离开来。认为真正有宗教信仰的生活应该愿意接受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文性，这种看法似乎是合理的。正如教皇所说，“我们对他人文化的尊重……源自我们对每一个社会试图回答人类生活问题的尊重……我们从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学到跟这个复杂真相有关的一部分。因此，在一些看来具有威胁性的‘不同之处’可以通过相互尊重的对话而促使人们对人类的神秘之处更加了解。”3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只有对各种形式的人类文化和自我表达予以保护和培养，并且给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思考工具以应对身为公民、工人和朋友所面临的各自生活中的多样性，这些大学才能茁壮成长，这种看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们所遇到的批评持不干涉的态度；而是意味着尊重，衷心地予以理解并且持续下去。(https://www.daowen.com)
有宗教背景的院校有特别的理由对有关尊重和理解的准则予以关注，并且在为培养世界公民的课程中把它们予以例示。非宗教群体建立大学院校的原因各种各样；而当宗教群体建立大学院校时，其重要原因不可避免的会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在这些道德考虑当中，很可能有一种愿望是促进邻里之爱，这是美国所有重要的宗教信仰都强调的一种价值观。但是，无知是热爱的巨大敌人；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教育是战胜无知的必要武器。
我们的大学院校很多都有宗教渊源：哈佛、耶鲁以及杜克大学只是最著名的三个范例。布朗大学成立于1764年，是当时殖民时期第一所没有宗教入学考试的学院，即便如此，布朗大学也跟浸礼会和教友会的信仰保持了多年的紧密联系。尽管很多曾经有宗教背景的学校切断了与教派的联系，很多学校还是选择保留这样的联系。这些学校有些是神学院，给神职人员提供教育。但是，更多学校完全是大学院校，给本科生提供文科教育以及很多形式的研究生教育。
这些院校所在的国度以宗教宽容、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教分离为特点。我们的自由民主传统认为自己并非宗教的敌人，而是警觉的保护者。正是因为宗教信仰对人们如此重要，所以我们的传统使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无可商量地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他个人事宜不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例如，作为拒绝在某一天上班的理由，或是拒绝服兵役的理由。这种对宗教特殊处理背后不言自明的理由似乎是：要求人们违背自己的良心而遵从某种宗教，侵犯了他们最重要的人性。教皇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思想：我们对人性的尊重向我们表明“保护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多么重要，它们是人权的基础，是每一个真正自由社会的基础”。当我们考虑在一所有宗教背景的院校关于多样性、学术自由和不歧视问题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标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院校，跟其他学校一样，培养学生成为以那些理想为特点的民主文化中的公民。有宗教背景的院校所选择的政策不能对形成健康的宗教多样性造成破坏。
确实，我们自己的宪法传统使得有宗教背景的院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更大的多样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如此活跃丰富的信仰多样性。4在其他地方，大学要么完全是非宗教的，要么（像英国那样）跟某一国教有联系。相反，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多样性极为突出。我们有众多罗马天主教院校，跟梵蒂冈的关系各有不同，受到不同宗教派别的资助，有各自不同的教育哲学。我们有跟浸礼会、卫理公会、路德会、圣公会、福音会、长老会、教友会以及门诺会等有关的院校。我们还有几家犹太院校，从神学院到布兰戴斯大学，后者是一所重要的大学，包括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杨百翰大学是一所摩门教院校，是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美国对于这种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正是因为它强烈反对侵犯宗教自由，对多样性则予以尊重。
所有宗教都喜欢进行宗教训练，但是，对于传统上重视研究、探询和论辩的大学院校来说，并非每一门有关宗教训练的课程都是这些学校的一部分。各个宗教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各不相同，他们对于理性、探询和论辩在美好的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看法不一。例如，门诺会的严紧派曾在美国极为受争议，他们甚至对中学义务教育持否定的态度。在一个著名的联邦最高法庭的案件中威斯康辛州与尤德（Yoder）对簿公堂，门诺会严紧派的家长成功地论辩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让孩子不接受中学义务教育的权利，而是通过工作来培养集体价值观（在我看来，这一决议低估了教育对于成为民主公民的重要性）。5门诺会严紧派所信仰的不可能是建立大学院校。6当一种宗教派别确实建立起一所大学时，我们一定会假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其教会成员拿到文凭以便在这个重视大学文凭的社会上更有市场，而且是为了支持学术研究，提供高等教育，促使探询的方式成为公民权和美好生活的基础。任何院校要想自称为学院或大学，探询的自由以及其他相关的学术自由是其重要支柱。如果一个教派不喜欢这些价值观，可以选择不支持高等教育，有些宗教就是如此。问题是：如果一个教派选择支持高等教育，该如何合适地保证能进行自由的探询以及课程具有多样性。
圣母大学和杨百翰大学在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南辕北辙，这些问题涉及与宗教有关的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自由、苏格拉底式的诘问以及多样性等。他们努力想设计出一门既能保护宗教身份又能具有学术成就的课程，这正是很多其他的有宗教背景的院校面临的挑战。圣母大学在探询和高等教育方面有历史悠久的罗马天主教传统，借此在一流的研究学府建立起真正的宗教型教育，强有力地保证了学术自由以及对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和国际研究的投入。有关女性和性行为的问题在课程上和校园里继续存在很深的分歧；但是，老师可以自由的发表看法，甚至可以与正式的教会教义有冲突。杨百翰大学的例子显示出一所大学太过于愿意以宗教信仰的名义限制研究和探询。一种反智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影响到该校的课程内容。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促使该校成为突出的有宗教背景的院校，反而有遏制学术精神的危险，进而会损害其作为宗教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
在这个话题上，跟有关种族的话题一样，必须指明记述者自己跟这一话题的关系，使读者提防任何会使描述带上个人色彩的偏见。我小时候是圣公会基督徒，20岁时在结婚前不久改信（保守派）犹太教。我十分认真地信奉犹太教，让我的女儿接受宗教式教育，也是犹太教会堂成员——尽管我关注的是宗教的道德和社会内容，对形而上学的信念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