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演进
中国文化渊源最古，高等教育自亦发达最早。即类似现代欧美式之高等教育，中国唐代已有设施，例如中央所设之六学二馆中，所谓律学实等于现代之大学校法律系或法律专门学校，所谓数学实等于现代之大学校算学系，所谓书学实等于现代之艺术与文字学专科学校。又如旁系学校之国立医学，更与现代之大学医学院或医学专门学校相似。查彼时之医学分为四门，一曰医学，二曰针学，三曰按摩学，四曰咒禁学，其中医学门又分为（一）体疗；（二）疮肿；（三）少小；（四）耳目口齿；（五）角法之五科；每门备设博士助教若干人。照这样的分科设教，和现代专科以上学校的设施，简直没有多大区别。
我今日所讲的，却不是我国古代和固有的高等教育；而是海通以后，受了西洋洗礼的高等教育，就是所谓现代高等教育。这种高等教育，虽然在（一）中学为礼，西学为用，（二）尽量接受西学，和（三）学术独立三种大原则之下，经过了许多转变，但其实质和形式总是倾向于世界化一方面，和闭关自守时代自然演进的倾向，根本上是不同的。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一般人认为始于清末钦定及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所设之京师大学堂，又有人以为始于同治元年即公元一八六二年奏设之同文馆。其实同文馆仅为教授外国语文之官学堂，视为中国新教育之萌芽则可，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开始则不可。京师大学堂固然是我国新教育之最高学府，但初办之时实际仅设预科，并以仕学进士二馆为已入仕及科举及第人员补习新学，尚未能视为世界化之高等教育。就实际而论，光绪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九三年李鸿章于天津奏设之医学堂，后来称为北洋医学堂；与光绪廿一年即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怀于天津奏设之中西学堂，后来发展为北洋大学堂的，却真是现代中国最早设施高等教育之机关。查中西学堂分设头等学堂及二等学堂各一所，其中头等学堂分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种，由香港上海等地招收已习西文之学生入学，其开始之时，已略具现代专门学校雏形。因此，天津中西学堂和医学堂之设立，实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萌芽时期。
京师大学堂之设立，始于光绪廿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五月李端棻疏请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同年七月总理衙门议覆请饬下管理官书局大臣妥筹办理，随即由该大臣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项；但迟至光绪廿四年即公元一八九八年四月，才在施行新政之纲领下，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会议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设立学堂之倡，同年五月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六月派余诚格为总办，美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并置仕学馆。这时候才算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同年八月慈禧太后推翻新政后，大学堂虽因此不能发展，却仍保留着，直至光绪廿七年，即公元一九〇一年八月，因义和团失败，辛丑和约缔结之结果，清朝政府重申兴学政策，颁布上论，中有“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立中学堂……”于是除京师大学堂继续进行外，各省也于光绪廿七八两年中纷纷设立大学堂。但是光绪廿九年即公元一九〇三年张之洞等奏进之学堂章程颁布后，各省所设之大学堂除山西大学堂及天津之北洋大学堂因有特殊情形继续存在外，均照章改称高等学堂。同时京师大学堂也更积极进行，直至民国成立，然后改组。因此，自光绪廿四年迄民国元年间，实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创制时期。
民国成立，凡百更新。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我承招助理专门教育行政，就主管方面，曾提出三种意见。（一）各省高等学堂既系大学预科性质，而各校程度高下相差甚远，升入大学时，严格考试，势必多数淘汰，一律录取，程度又嫌不齐；且当时师资缺乏，各省设高等学堂一所，人材难免滥竽，程度不易提高。故主张废止高等学堂，于各大学附设预科，俾人材集中，程度衔接。（二）各省高等学堂既废止，使全国有志高等教育之学子咸集首都，亦殊不便；故主张除原有京师大学改组为北京大学外，更于武昌南京及广州三地各设国立大学一所，以树楷模，并附设预科，俾各省中学毕业生，就近升学。（三）正式承认私立大学，以补国立大学之不逮。我这三种建议均经蔡先生采纳，第一种和第三种建议已订入民国元年大学校令之内，第二种建议亦经决定施行，但同年七月蔡先生去职，我也不久脱离教育部，一时虽未能实施，然其后数年间教育部迭有分区设置国立大学之议，而且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就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和武昌的国立武汉大学都先后见诸实施，并成为全国国立大学之翘楚。至于民元大学令，对于私立大学之正式承认，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中实有极重大之关系。二三十年来我国私立大学之蔚起，而其成绩优良足与国立大学颉颃者亦甚多，一方面补国立大学之不逮，使高等教育益臻普遍，他方面与国立大学并行，因互相比较而各有进步。较诸前清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仅许官办者，其利害得失至为显明，其后民国六年之修正大学令与民国十三年之国立大学条例，虽细节与民元大学令略有不同，根本实无二致。因此，自民国元年迄民国十五年间，可称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改制时期。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同年十月设大学院，兼掌学术研究与教育行政，其主旨在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期于学术教育并重。在此原则之下，高等教育之设施遂起重大变更，即将各省或重要城市之国立大学校与教育厅或其它教育行政机关打成一片，成为所谓大学区制度。大学区设大学校长一人，一方面主持大学校，他方面综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下设评议会、秘书处、研究院及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扩充教育三部。此项大学区制度，虽规定先从江苏浙江两省及北平市试行，然于其它各省亦鼓励其设立大学校。后来大学区制度虽因试行颇有窒碍，不久即予取消，然自彼时起，三数年间，各省新设之国立省立大学校不下十所，迄于二十六年抗战以前，此种趋势，进行不已，高等教育益形普遍。查此时师资渐多，而待升学之中学毕业生亦数倍于民国元年，实际上固有多设大学校之可能与必要。因此，自民国十七迄二十六年间，可称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扩充时期。
十七战事以来，我国沿海土地迭告沦陷，设置于各该地或邻近各该地之国立省立私立大学专校，均于千辛万苦中，迁入西南内地，继续进行，其教授学生竟有步行数千里，而达新校址者。虽物质方面损失不资，而精神方面，至为奋发。查目前专科以上学校，计有国立者三十五所，省立者二十所，私立者四十六所，三项共一百零一所；而除仍在上海租界开学者二十一所，迁至香港者二所，仍留北平者六所，留天津者一所外，其余七十一所现均设在西南数省，而大多数皆自沦陷区或接近沦陷区之地迁来。三年以来，每届招生，应考者辄多至一二万人，其中自上海租界及香港应考者，亦多至数千人。青年学子，宁舍上海香港物质之享受与目前之安全，而不远数千里，长途劳苦，并甘冒空袭之危险，与甘受物质之限制，以求精神之安慰与学问之上进；真足与西南各省大学专校之教职员，不避艰危，再接再厉，以为国家在抗建期内继续造就人材者，互相比美。因此，抗战以来的几年间自应称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奋斗时期。
（二十八年某月为香港广播电台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