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田汉早期作品中，感伤情调是和反抗精神相联系而共存的。这二者的结合，是“感伤的飘泊者”的基本心态。

在理解感伤与反抗的结合时，那种把文学中的感伤混同于生活中的感伤，认为它总是起到了削弱反抗精神的作用的观点显然不妥，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这里的感伤其实也就是反抗。李诃在论及感伤时，把感伤分为反动、没落的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的感伤主义。这种区分，就其指出感伤可以表现旧势力意识到自己必然灭亡和新势力意识到自己难于胜利这两种悲剧情境说，是正确的。李诃指出田汉写的感伤属后一种，也是正确的。然而他把前者称作“脱离现实”的，把后者称作对现实表现了曲折的反抗的，则未必准确。感伤是对现实的悲剧情势的醒觉的表现，没落的感伤也是如此，因而无所谓脱离现实。感伤是对悲剧处境的喟叹，它是悲哀之情而非反抗之情。如果悲剧感本身即具反抗性，那么它将通向崇高，而不是悲哀。所以感伤这种感情本身不能区分为反抗的或不反抗的。我们之所以能体会到各种感伤的不同意味，其实是因为感伤有其起因，总同人的其他思想联系在一起。李诃认为应追究“为什么感伤”是比较恰当的。田汉早期剧作中的感伤正是同“五四”时代青年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使我们能体会感伤的内涵。(https://www.daowen.com)

当感伤与反抗相联系时，它们的结合约有三种关系。第一，感伤依赖反抗的存在而与之共生。感伤是一种悲剧感，它必须在既有理想而又有难于克服的障碍时才能造成，如果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努力，即反抗现实的力量消失了，人就只有灰心或彻悟，不复再有悲剧感了。第二，感伤提高了反抗的品格。由于感伤反映了对悲剧情势的醒觉，带着感伤的反抗就不再是一般的反抗，而成了意识到斗争的悲剧性质的反抗，反抗由是超越了仅仅为欲望而斗争的意义，上升为捍卫信念，追求根本的价值观的斗争，反抗不再仅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揭示人的精神境界。第三，感伤与反抗的结合往往产生新的美，这就是苍凉。这是因为二者的共生和反抗品格的提高使个别事件具有普遍意义，使具体的人生感受扩展到了概观宇宙和人生的哲理空间。例如《苏州夜话》中的一席夜谈，《南归》中的一曲悲歌，正由于产生苍凉之感而意味无穷。总之，感伤与反抗的结合，不是削弱了反抗精神，而是提高和扩大了艺术形象的美学内涵。

田汉在他早期的剧作中不断地追求着感伤与反抗统一的表现。《咖啡店之一夜》成为“出世作”，也是因为田汉在该剧中开始把感伤与反抗结合起来。不过，在该剧中，我们看到只是感伤与反抗二者兼容并存式的结合，白秋英先是反抗，然后坠入感伤，最后又强调还要继续奋斗，感伤与反抗是交替出现的。以后的剧作与此不同。《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既陷于爱情绝望的感伤中，又不放弃执着的理想。《苏州夜话》中的刘叔康既因生活坎坷、艺术命运而感伤，又表达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名优之死》中刘振声的感伤与顽强已汇合成一种抑郁磊落的情调。这都是感伤与反抗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在《湖上的悲剧》和《南归》中达到高度统一的程度。感伤与反抗的结合在这两个戏中不象《苏州夜话》那样靠对心情的诉说，而是体现为基本的戏剧动作，也不象《获虎之夜》、《名优之死》那样毕竟可找出表现反抗的部分和表现感伤的部分，而是完全浑然一体。《湖上的悲剧》中，白薇的再次自杀既是一个反抗的行动，也是极为感伤的行动，这个行动具有写得愈感伤就愈具反抗性的效果。杨梦梅的浪迹江湖，以及他所写的小说，也都具有感伤与反抗高度统一的特点。《南归》中，诗人坚执而凄凉地踏上旅程，同样也无法说这是感伤的行动还是反抗的行动。正因这种高度统一，《湖上的悲剧》和《南归》显得特别单纯、和谐、明净，它们是田汉早期剧作的艺术境界的最突出的表现。贯串于各个剧中的“感伤的飘泊者”的诗意形象也是在这里最强烈地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