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5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田汉共创作十二个话剧。除批评剧场商业化演出中弄奇作怪的坏风气的《暗转》（独幕剧）是1935年初在上海所写外，其他十一个戏皆写于南京。这十一个戏都围绕抗日这一主旨，但由于田汉处于被软禁于南京的情况下，也由于国内形势在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这段创作不仅仅是单纯地激发抗日意识，鼓动抗战热情，还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这段创作中首先，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在南京创作的几个剧本以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反对内战，呼吁团结抗日为主题。这种主题的表达有时是含蓄的，有时采寓言的形式，但总的说并不隐晦，是很强烈的，只是以往对此缺乏注意。独幕剧《梦归》情节很简单，写一农妇盼当兵十年的儿子归来，但终于盼来的是一个伤兵，他带来了农妇之子战死的消息和一件旧衣服，农妇举衣恸哭，儿子归来终于成了一场梦！田汉写这个反战剧本并非无所指地反对一切战争。剧中的伤兵说明老妇的儿子“最近一次战役死于成都凤凰山”，这一地点的确切性便排除了他死于对日作战的可能，而1935年国内又无军阀间的战争，因此老妇的儿子明明是死于追剿红军的战役。田汉于1935年被捕，获保释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就这样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两幕话剧《械斗》（与马彦祥合作）则用了寓言手法，写华北有甲、乙两村长期互斗，待发现有外来强盗趁机劫掠，才幡然醒悟，共同御寇。剧中的《械斗之歌》更鲜明地唱出了主题：“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独幕剧《黎明之前》写一富家母亲要其儿女恪守亡父“不要说一句过分的话，不要做一件越轨的事”的遗训。但儿子、女儿热心抗日活动，母亲无法制约，遂暗暗使儿女与自己同服下安眠药，剪断电话线，锁了门又扔了钥匙，儿女察觉时已无法求救，全家在黎明之前挣扎死去。这也是个寓言剧，它不是对落后人物顽固、糊涂的描写，而是影射政府严令人民“各尽本职，不得浮躁妄动”的举措是在制造民族自杀的悲剧。这个剧饱含着对政府压制民众抗日热情的愤怒，和对黎明的希望。“黎明之前”被田汉用作了这一时期剧本的集子的书名。同年所作的《洪水》原为三幕，后为了舞台演出紧凑而改为一幕两场，第一场写抗洪护堤，以黄河决堤结束，第二场写村民劫后惨状，以再度决心筑一护堤结束。两场都是群戏，田汉写得相当成功。1931年田汉曾写过同名独幕剧《洪水》，但仅仅是反映当年水灾中农民的悲惨。1935年的《洪水》却将同自然的斗争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将抗洪向团结抗日引伸。剧中说明，“黄河是一盘棋”，治理黄河要统一规划，上、中、下游一起动作，如果让日本鬼子占了黄河上游，或再占了黄河流域各省，那么“老百姓的死活就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有再好的治水计划也白搭了”，而这次决堤就是不齐心的结果，这村护住了堤，黄水却从邻村河段决口包抄过来了。剧末，众人大声疾呼：“大家再不起来救自己，中国就要沉到水底下去啦！”这个戏明写抗洪，实呼吁团结抗日。
田汉在南京所作的抗日剧本，除上述抨击政府反动政策，宣扬团结御敌思想的外，还有一些是继续着1932至1934年创作的精神，以鼓动抗日热情为旨的，只是反映的生活面更广。如《号角》（独幕，1935年12月）写北方农民村村习武，联防的号角数十里相应的豪壮气概；《初雪之夜》（独幕，1936年）写雪夜街头的失业文人、工人、小贩、卖唱者、难民、小偷、乞丐的困顿生活和敌寇猝然来犯时自发的抵抗；《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独幕，1936年）应用了国际题材，写埃塞俄比亚妇女在意大利军队用毒气进攻时的决死反抗精神；《女记者》（独幕，1936年）写一女记者在决心投水时发现日舰进攻迹象而从爱情失意的小圈子里奋起。这几个戏都情节简单，除《女记者》结构完整外，有的仅为场面的展现（《号角》），有的如小品连缀（《初雪之夜》），有的是活报剧形式（《阿比西尼亚的母亲》），但田汉与阳翰笙合作的《晚会》（独幕，1936年）却是同类作品中的佳作。该剧丰满地塑造了女主人公陶丽的形象。她原是北伐军女战士，后来对大革命后的社会失望，嫁给资本家秦德昭，做了“笼中的金丝雀”，她精心布置趣味高雅的家庭乐园作精神寄托。但在展示乐园的晚会上，旧情人，负伤的义勇军孙杰的出现唤醒了她对革命激情的回忆，濒于破产的秦德昭又要把他的厂子盘给日本人。这两件事终使她抛弃了“乐园”梦，走进了抗日队伍。这个戏仍然是外来的因素（这里是孙、秦两个因素）打破既有生活圈子的平衡，造成抗日意识觉醒的模式，但它真实细腻地写出了陶丽由自我陶醉到良知觉醒，觉醒了却自卑、自弃，在美梦破灭后才终于摆脱彷徨犹豫而奋起的心理过程，剧情组织得严谨而跌宕起伏，所以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1936年4月田汉写成了六幕话剧《复活》，1937年春又完成了五幕话剧《阿Q正传》。这两部戏分别由托尔斯泰的和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由于原小说皆具世界性的影响，田汉这两个改编剧是我国剧运的重要收获。两部戏都比较完满地完成了用戏剧形式表达原著内容的任务，写得流畅而整饬，继《卡门》的改编之后又一次显示了田汉驾驭多幕剧形式的成熟和戏剧功力。但这两个戏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改编的技巧而是改编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与现时代沟通，为现时代服务。
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描写聂赫留道夫公爵由只顾满足自己情欲到恢复道德良知的精神历程，这是由“兽性”到“人性”的复活；而他决心拯救因他的过失而堕落，而遭冤狱的玛丝洛娃，决心抛弃名誉、财产而跟她结婚的不懈努力终使玛丝洛娃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和自重自尊，也获得了精神的复活。这个人道主义的主题是小说总的思想。在上述过程中，托尔斯泰以公爵为纠正玛丝洛娃的冤错案而上下奔走，并陪她去流放地的行动为线索，揭露了俄国社会种种黑暗，尤其是系统地暴露了司法制度的黑暗，并描写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俄国希望的革命者（政治犯）们。这方面的描写篇幅是那样多，写得那样真实、有力，饱含着作者批判的愤怒，以至可以看作是小说的第二主题。但毫无疑问，托尔斯泰这里的批判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第二主题固然可以有它本身的、独立的意义，但在小说中是作为第一主题的有力支持而存在的。田汉的改编显示出重视第二主题的倾向。显然，因为正是这方面的内容最能与中国现时代沟通，所以它被有意地强调和突出了。剧本的第一幕，是公爵到女牢来看望刚刚被错判了四年徒刑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卡秋莎回忆了十年前她怀着孕到火车站去找路过而不下车的公爵的那个风雨之夜，对公爵仍满腔怨恨，对自己仍自暴自弃。第二幕写公爵回到巴洛洼村，把自己得自姑母遗产的土地全分给了农民，他住在旧屋，环境依旧，他回忆起与卡秋莎的初恋，并做了一个梦，重现了他情欲冲动使卡秋莎失身的情景。仅此两幕，田汉已写完了聂赫留道夫与玛丝洛娃关系的全部历史。这里的手法是十分高明的，而同时也表明，田汉对这些内容的表现采取了努力简练的态度。第三幕在莫斯科监狱医院，写玛丝洛娃在此做临时护士，精神变得自重、向上。第四幕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客厅，公爵关心不幸的人们，追求真实生活的理想主义在这里被当作傻气。第五、第六幕皆写流放途中犯人的悲惨遭遇，写卡秋莎受政治犯的影响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爱情，这部分内容在原小说中处于尾声的地位，在田汉的剧作中则成了重场戏。
田汉的剧本正确地表现了原著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历程，似乎只是在写俄国的黑暗，写政治犯的精神上笔墨多用了一点，其实是相比原著已发生了微妙的，然而实质性的变化：第二主题已上升为第一主题。这一点在与夏衍创作的同名话剧《复活》（六幕，1943年作）的比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夏衍的改编尽量传达原著精神，对聂赫留道夫与玛丝洛娃的心理过程写得详细。如公爵从军途中在姑母家停留，与卡秋莎一起过复活节一段，在田汉剧本中是略去了的，夏衍则突出地描写了出来。而同过复活节正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由朦胧走向明朗的关节，那一刹那心灵悸动的神圣感埋下了日后聂赫留道夫循着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思路寻求精神复活的种子。由于夏衍清晰又详细地写出了主人公们的心理过程，人道主义的主题就能统摄全剧，揭露社会黑暗这个第二主题就仍象原小说一样成为人道主题的补充和支持。而田汉的剧本由于削弱了公爵和卡秋莎心理过程的描写，突出了、强化了对俄国社会黑暗的批判，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的关系就发生了倒转：不是批判社会黑暗不断地给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现实根据，而是公爵与卡秋莎的遭遇成了批判黑暗社会的典型事例，成了批判黑暗社会的线索和视角。因此，田汉的《复活》给人的总感觉是对旧世界的愤恨，第六幕中流放者们在风雪中唱着的沉郁苍凉的歌无形中成了全剧主题歌：
茫茫的西伯利亚
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
多少英勇的战士，
被消灭在这万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样的无情，
鞭子又抽得紧，
每个人的身上，(https://www.daowen.com)
是一片血痕和泪痕。
谁送我们的行？
是天边的白桦林；
谁作我们的伴？
是东流的河水声。
但是，难友们不要呻吟！
我们得把牙根咬紧，
又粗又长的铁链，
把我们捆成了一条心。
我们冒着黑暗前进，
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田汉通过《复活》写出的意蕴和情调，的确接通了那时代中国革命者的感受。这种意味和原著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不尊重原著，因为田汉并没有改变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的思想和形象，对俄国社会黑暗的描写，对革命者的描写也没有什么是田汉自己添进去的，甚至田汉《复活》的总的意味也是原著中存在的。这里发生的是改编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原著有着丰富的多方面的内涵，改编者出自时代的需要，既基本传达了原著，又着重发挥了原著的某一个方面。
在《阿Q正传》的改编中，田汉也加进了时代色彩，但这里的情况比《复活》的改编要简单：《阿Q正传》的五幕戏，基本按鲁迅小说所写阿Q命运的故事写来，而在第一幕与第五幕加了一点东西。第一幕是在咸亨酒店前，写众人嘲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阿Q欺负小尼姑等事。这一幕加了一张宣统皇帝为了造枪炮、复主权要增加捐税的布告，于是引出一番关于国事的议论。这议论又和阿Q精神联系起来。大家嘲笑道，遭外国侵略时，“只要大家象他这样想，不管是给哪一国打败了，都满不在乎了”，“都成了儿子打老子了。”在写阿Q之死的第五幕中，田汉增加了同牢难友马育才等人物。在阿Q被枪毙后，马总结道：“……让我们继续奋斗替千百个阿Q复仇吧。也让我们去掉每个人心里的阿Q，争取中国痛苦人民的真正的胜利吧。”田汉的《阿Q正传》就这样和封建势力仍然存在的社会，和抗日救国的时代勾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