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8年，教育部为培养中学师资，配合抗战建国国策，依照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筹设独立师范学院。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聘请廖世承为筹委会主任。廖世承欣然赴任。1938年儿月，国立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廖任院长。国立师院设在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湖南安化县兰田镇西。在筹备过程中，廖世承“奔走率职，用承厥志”。他从择院址到草拟国立师院组织大纲，从主持师院考生口试到聘请各科教员，从草拟学院开办费预算书到采购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从组织人员兴建校舍到沟通上下左右关系，从主持院务到呈报教育部……，依靠当地力量，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在“重冈复岭”之地办起了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在任职期间，尽管长沙几次战争，常德被围，形势紧迫，但该院始终如常，弦歌不辍，至1943年，各项建筑如办公楼，图书馆、大礼堂、联谊社、学生宿舍、教学楼、浴室、运动场、发电场、游泳池及教职员新村先后建成。1944年春，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学院由兰田西迁溆浦，在当地各机关团体的协助下，继续开学上课。廖世承团结大家，在努力改善生活条件和教学设施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邀集当时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如钱基博、钱钟书、孟宪承、郭一岑、朱有光、高觉敷、汪伯明、马宗霍、黄子道、宗子威以及王樾、刘佛年、陈一百等，都曾在该校担任教职。该校在全国历届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及毕业论文竞试中，成绩优异，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一所有影响的高等师范学校。现在不少高校的领导骨干和专家教授，当年都曾在该校就读。国立师范学院“以树立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被载入史册。

廖世承在国立师院任院长期间，尽管院务繁重，但他对中国师范教育悉心研究，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长篇文章。他对我国师范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如何办好师范教育的较系统的主张。他明确指出：“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没有良好的师资，各级教育，都不会上轨道。”为此，他提出：第一，师范应以独立设置为原则，附设于大学利少弊多，取消高等师范教育更是无当。第二，应明确师范学院的使命。他说：师范学院的使命，一是树立普遍的共同的教育信念，二是培养同情与纯爱，三是进行专门职业训练，四是学术方面专科训练，五是倡导实验，六是对社会教育的指导。第三，师范训练应重严格。他说：培养学生应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他们“不单是要知识好、方法好，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责任心、忍耐性、仁爱心，真诚、坦白、乐观、谦虚、公正诸美德。”第四，要有好的师资。他认为“师范学院之理想教授，须学识宏通，而且富有教学经验，具有教育热情。然而，此种理想难以达到，但对现有教师可量才使用，即学术渊博殚心研究者可教高年级的课；有相当专门学问、富有教学经验而熟悉中等学校各科情形者，可任实习导师；教学能胜任而能谨慎负责者，可教工具学科或低年级之课。”这样，“学生工具教育得有基础，而专门学问亦有师承，再加以优良之实习指导，出而为人师，自不致有覆悚之虞矣。”第五，教育理论与实际教育打成一片。师范学院应既是实验的中心，也应为教育指导的中心。只有这样，师范学院在教育界的地位，自然增高，教育的专业训练，也无人敢忽视了，学术也能得到普及。(https://www.daowen.com)

廖世承从历史和现状中深切感到，“教育为百年之大计，立国之根本，其重要政策，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更张”。他还说，我在后方各省跑，来回跑了三万数千里路，“最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隔得太远。享受愈富厚，隔离愈疏远，几成了公例。我们所享受的，是他们的血汗，但是他们享受到我们什么呢？……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致对于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疾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的是学校，不是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的学校。这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可见，廖世承对民族教育和办好师范教育的真切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