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丛办学

1938年10月，在重庆任国民党参政院参政员的董必武同志，指示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罗清同志：“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创办一所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一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罗清与地下党其它同志及清华校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办，便以清华大学及其校友赞助办私立中学的名义，于9月在重庆江北湖家湾办起了清华中学。校内秘密成立了中共清华中学党支部。他们还要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该校推荐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校长。

傅任敢跋涉千里，先在春城昆明，就任西南联大校长办公室秘书。他在《清华校友通讯》发表《痛苦的经验》一文，控诉日军践踏清华园的暴行。他的文章激发了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久的痛恨和抗日救国的热情。不久，傅任敢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着重庆，担任清华中学的校长。

傅任敢是抱着一种教育可以救国的思想开始他办学实践的。他以为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造就大批可以服务于社会的有用这才，以达到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目的。所以，他没有投身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而是专心致力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和从事教学实践。当时的重庆，是在乌云笼罩下的反动统治中心，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腐朽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在这斗争的漩涡里开辟一小片“世外桃源”，让学生专心读书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这，就是傅任敢办学的内心想法。他洁身自好，拒绝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搞全川中学校长集体入党，他借故没有到会；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两次对他指名调训，要发展他入党，他两次都称病拒绝。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和国民党无缘。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重庆是极为鲜见的。

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政治对学校的影响，他主持的重庆清华中学始终没有成立国民党党部。重庆社会局要他在校内组织三青团，他用一拖再拖的办法，不了了之。在历任训导主任当中，国民党员极少。在一般学校，校长之下设三个主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训育主任一般都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委派的。然而在重庆清华中学，校长之下只设两个主任，曾取消训育主任这个职位。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学生普遍实行党化教育，禁锢思想，残害青年，在所有中学开设军训课、公民课和童子军课。在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敢则把这些课程统统取销。

傅任敢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校内有秘密共产党组织，但他民主、进步的思想，正直爱国的行为，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和学生中进步势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在校内，图书馆藏有马列的书供师共们阅读；校内地下党和进步青年可以自由地举办读书会，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党史》、《共产党宣言》等书藉；进步书刊在学生中可以自由传阅；校内订阅《新华日报》不受限制，订数曾达三百余份。为此，国民党政府几次密令禁止，但傅任敢不予理睬，拒不执行；校内《学风》壁报上曾出现《红色五月在陕甘宁边区》这样的醒目报道，这在当时的重庆是不可思议的。傅任敢对学生公开号召“关心时事，不过问政治”。看起来这口号是矛盾的，其实，“关心时事”是真，“不过问政治”则是在白色恐怖下很策略的一种提法：以学者的姿态标榜不问政治，可以避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从而起到保护进步势力的作用。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傅任敢任校长的十年时间里，重庆清华中学没有一个地下党和进步师生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傅任敢这位非党人士，真仿佛与共产党有着什么默契。

傅任敢在重庆办学期间，于1946年在梅贻琦的支持下，又创办了湖南长沙清华中学，作为重庆清华中学的分校，并亲任校长。他把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办学经验推广到了长沙清华中学。(https://www.daowen.com)

当时，全国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最后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一心要拉拢傅任敢，先是以让他出国为引诱，遭到他的拒绝，他们要成立长沙市河西国民党党部，想聘请傅任敢这个非党人士参加该党部筹备委员会。傅任敢收到聘书后鄙夷地说：“谁要上厕所，就拿它去吧！”

傅任敢主持下的长沙清华中学，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国民党、三青团反动组织都没能够浸透进去，而共产党地下组织却很快在校内建立了支部。进步势力在校内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学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1949年8月和12月，长沙和重庆先后解放，长沙、重庆清华中学一时掀起了参军热，大多数应届毕业生放弃了升大学的机会，而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中去了。傅任教这时也一弃“不过问政治”的说法，积极支持和鼓励学生们的行动。他过去的教育救国的思想逐渐淡化。正像董必武同志所期望的那样，重庆、长沙两所清华中学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在贫民聚集居住区龙须沟地区建立一所中学，即北京第十一中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荐举傅任敢任该校校长。向劳动人民传授知识，开创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傅任敢欣然前往。他同师生们一起，用双手很快建起了一所社会主义的新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