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一瞥(节录)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湖南教育一瞥(节录)

我想就我所知道的和所见到的湖南教育,提出来谈谈。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题目,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十六年以前,湖南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今是二十二年了,外面又给湖南加上一顶“模范省”的冠冕。我在湖南整整四年了,做过“苏维埃”治下的百姓;做过“模范省”治下的百姓;即以这两重资格来谈点异乡异土的消息,大概是大家所不会反对的。第二,我为什么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却捏着这么一个枯燥无味的题目呢?这并不全是为着守着明哲保身之道的缘故,而且一方面因为我与政治无缘,不敢乱说,一方面我自己学的是教育,这四年来办的也是教育,舍了教育不谈,未免忘本;何况教育还是“立国之本”呢!第三,我常自思自想,我们的作者,假如多谈点中国的土货,少搬点洋书;多谈点实事,少发些空论;多注意下内地,眼光别专射在京津沪汉;不讲利害,不讲别人,至少我个人在茶余酒后是愿多翻翻书本的。记得三年以前曾以此意函告《教育杂志》的编者周予同先生,希望他多登点中国教育界的实况。现在我自己提笔了,虽然见闻不够,能力不够,也还是宁愿做个通讯的访员,不敢望做社论的主笔。

此外,还得申明两点。一、我打算写的只是稗官野史,不是正传,不是官书;只是印象,不是定论;这里只有短篇小说中的一点一滴,不像本纪世家的必详必备。想看正传官书的我可以介绍二十一卷二期的《中华教育界》上朱经农先生的“近年来之湖南教育”。二、我这四年来局处长沙,而且局处在长沙的一个学校;虽则有时“以耳代目”,得着不少的消息,但是“耳闻不如目见”,终恐不详不周;所以我得申明,我的消息来源多半限于长沙,虽则言质言量,长沙都可代表整个的湖南。

我所要谈的只有三宗“事实”。

第一,湖南的私立学校一般的比公立学校“好”

这个“好”字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生的成绩好,一方面是办学者的精神好。学生的成绩好是有客观的证据的。四年来湖南举办了三届高中毕业会考,第一二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明德,明德便是一个私立学校;第三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周南,周南又是一个私立学校;这是就学校而言。湖南举办过三次军训检阅,第一次最好的是明德,第二三次最好是岳云、雅礼;明德也,岳云也,雅礼也,皆私立学校也。湖南每届的全省运动会,总锦标也差不多不出私立学校之手。这是就体育军训而言。至于德育,政府没有举办过比赛,客观标准也不易定,而且湖南学生的风气一般的本都不错,自很难说。不过据大家的意见,私立学校的学生,精神上也似乎更要现得整饬一些。我相信我说的“学生的成绩”并不算胆大,也并不是特别恭维私立学校。说到私立学校“办学者的精神好”,我拿不出数目字,拿不出统计。可是我能拿出几宗事实。第一宗事实是职员方面的。明德的胡子靖先生,三十岁办学,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他如果弃了明德,他有无数次做大官发大财的机会;他因为要办明德,好几次几乎“以身殉学”。可是他宁做几乎“以身殉学”的“磨血工夫”,不去求升官发财的个人快乐。现在他的学生做中委部长的不知多少,可是他仍住着三间破屋,做他的“磨血”工作。此外楚怡的陈夙荒先生,修业的彭国钧先生,妙中的方克刚先生,周南的李士元先生,都很有这种精神。公立学校却没有机会容你干上二三十年了!第二宗事实是教员方面的。老于教课的朋友都和我说: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好教。公立高中每小时一元六,私立高中多则一元,少则数角;经济上的算盘是如此。公立学校,下课以后多半可以不必多负课外的责任,私立学校花样既多,责任又分外重;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然而我有许多朋友,却宁愿受少许报酬,尽多许责任,在私立学校一直教上一二十年课!

依常识而论,私人的力量决赶不上国家的力量,私立学校应该是赶不上公立学校的;而且听说别的省分一般的说来,公立学校也较私立学校好;为什么独独湖南是例外呢?其中原因,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的关系。在制度方面,公立学校的最大缺点在办学人员没有保障。我可以说个最大的笑话给大家听。湖南公立学校的校长,月薪只有一百余元,可是今日不保明日,地位是够危险的,听说从前有位初出学校的青年当了校长,他的竞争者竟诬告他,提了去,坐了几月的牢,几次要提出行刑,几乎丧了性命!现在却又证明了他无罪,在中央党部当委员!校长换了,前任校长的聘约照例无效,新校长不加聘书便算辞退了!好像校长之聘教员是以私人资格,不是以法人资格似的!最奇怪的是,教员也视此为当然,从不抗议。私立学校的教职员,虽则也少有法律的保障,只因事情苦,校长不常换,这种怪事便“少”多了。所以有人说,扬州中学之办理得好,其校长不多调人是个大原因;这话是不为无因的。至于人的方面,办私立学校是只有亏吃没有便宜占的,所以愿去的人,无形中已经经过了一番选择。公立学校呢,调皮者可作为进身之阶,守分者可求衣食之较免冻馁;而政府当局又不慎重人选,以致不是任非其人,便是好的校长不安于位。上下均存五日京兆之心,于是笑话百出,学生吃苦。去年会考以后,有某校学生投函某报,说读了三年高中,换了六个英文教员,只作几次练习。又有人说,某省立学校共十一班,却有九个国文教员!诸位。人的关系原是很重要的啊!

第二,湖南教育界的思想“变”了

我只能用一个“变”字来代表。我不能说“进步”或“退步”,因为这一变之是进是退我并无把握。大家如果嫌我用的“变”字太含混,我可以申明一句,这个“变”字是有几种涵义的。头一宗,他们对于社会国家的态度变了。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教育界是最爱预闻国家大事的,驱逐张敬尧,响应五四运动,引起六一惨案等等,是他们行动方面的成绩。毛泽东(一师附小教员)之宣传共产主义,左社等之反对赤色思想,是他们在思想方面的表现。就是外省外县,一提到湖南人,就不免联想到“革命”“风潮”“捣乱”等等大家认为不祥的名词;其实革命、风潮、捣乱就是关心个人以外的事物的证据,不过时机对象容有不对而已。现在不然了,湖南教育界里,无论教员学校,极少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极少“衷心”信仰三民主义的,其他一切主义政党,他们简直都视为一丘之貉,不生信仰,甚至不生兴趣。一部分人对于社会国家,有时候心血来潮,固然也不免长吁几口,短叹数声;然而积极方面,他们很少能有什么主张,更难生出什么行动。这是湖南的民气消沉了呢?还是湖南的人民稳重了呢?结论我不敢下,事实确是如此。第二宗是他们对于功课的兴趣变了。这也不独湖南如此,恐怕别处亦复相同。从前没有几个人学数理,现在却大家争着学数理去了。长沙有个高中,取录八十多个新生,只有十多个人自愿进文科,因为不好上课,学校便勒令一部分去学文科。听说清华今年的新生愿进法学院的也只有十多个,愿进工学院的占最多数。这种现象之是好是坏,姑不计论,但是连带有一宗事却是大可注意的。一般学生因为太偏重理科了,别方面的知识之贫乏却很值得惊异。我知道有一班初三的学生,学业很好,人都聪明活泼,我极喜欢他们。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四本杂志,《独立评论》、《华年周刊》、《生活》、《论语》。他们都瞠目结舌,认为闻所未闻,不管钱多,争着要订。他们的好学之心是很可嘉许的,然而他们的知识之不是多方面的发展,也就够可注意了。第三宗是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似乎也不见得和从前一样了。如果从前可用“牺牲”、奋斗”、“乐观”种种积极的形容词来形容的话,现在再用这些形容词就似乎不顶适当了。本来中国的局面是如此其纷乱,把个人压迫得吐不出气来,从前大家心中存下一线希望,曾作一度临危的挣扎,挣扎不得结果之后,精疲力竭,安静地躺一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全国的同胞,近来似乎都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消极态度,我们一面固然应该互相鼓励,提提精神,同时也是不能专怪个人的。湖南教育界都是圆颅方趾的“人”,自然逃不脱这条“人性”法则的支配!(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改变,如果原因不是单一的话,我想下面几个解释是可以供参考的。头一个解释可以说是心理上的一种反响。从前大家信仰主义,结果主义无效,或且害之;从前大家怀着希望而奋斗,结果希望成为泡影,奋斗毫无代价。我们知道:希望愈大者,失望亦愈大。我们又知道:用力愈劳者,疲劳亦愈快。湖南的各界,在历次革命中都是站在最前线的,而历次革命之后,湖南所受的牺牲蹂躏亦最大。“物极必反”,不也是人情之常吗?第二个解释可以说是一种淘汰作用。一方面湖南因为受党派之祸最烈,所以对于异党异派的排斥也最凶;二方面共产党在湖南的历史最早,势力最大,真是有信仰,受不了现状的痛苦的人,都已走到实际行动中去了。现在剩下的人,或是被排斥后的剩余,或是本没信仰的第三者。第三个解释可以说是由于在上者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本是极大的。举个例说。去年湖南中学毕业会考,国文题目是“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平心而论,题目并不算难,没读《四书》的也未尝不可以“望文生义”领略题意。可是许多考生不懂题意,闹出不少的笑话,于是考完以后,好些学校勒令初中学生读《四书》,有些学校不肯加授《四书》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竟也要求起来,非读不可。小小一道题目就可以闹得“满城风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几年来中央委员有停办文法科之议,省府主席有“八德衍义”之作,学风之变,不亦宜乎?

第三,湖南学校学生的数量很可观了,质的方面却尚有可以改进之点

据二十一年的湘省教育厅报告(书名《湖南省最近三年教育概况总报告》)说,全省共有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三个小学,二百九十九个中等学校。我们敝县湘乡一县即有一千五百六十一个小学,一十二个中等学校。这等数字比起任何省分都无逊色。学校之所以发达,内中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因为共产党在湖南闹得最凶的时候,有田的人多少都捐出一些田产,去办学校,借以缓和空气。捐田的人多了,学校便自然多起来。加之湖南在湘军时代,出外作官的人很多,作官为的是光宗耀祖,于是大修祠堂。现在祠堂没用,便多改为族学。族学多了,族与族之间互相竞争,于是招收外人,扩大范围,成为正式的学校。至于读书人之多,大概是因为做父母的认学校为新科举,视进学校为找出路之故。从前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我们全族只有两人,现在却多至十人左右了。我知道某校有个厨工,每月连伙食只能挣十元钱,可是省吃省用,把儿子送到中学毕业现在居然进了大学。还有一个女校的校工,收入更少,她的女儿也在大学,人民对于学校的热心可算是无以复加了!可是学校的成绩呢?有人说,湖南的中学比外省平均好些,因为环境佳,用费省,除了英文赶江浙不上以外,什么都无愧色。我相信这是对的。不过我们同时知道,凡事进展太快,内容便难充实。所以上次会考因为教厅再三吩咐,题目比应有的标准低得多。

而且不及格的功课一律送加三十分,平均只要五十分便可毕业。而不能通过者仍不知多少。这个现象本是各省皆然,有些省分恐怕还要过之。但是杨皙子先生说过“要得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尽。”湖南人既居如此重任的地位,我们不可自满啊?

最后,我得申明一句。如果大家看了此文而对湖南教育界生出什么不良印象的话,我应该是那不良印象的对象之一。如果湖南教育界有什么好处,我不该有分。理由很简单:我在过去的四年太没有努力了!

《独立评论》第78号 1933年11月26日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