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嗣：权力传递的“规则”
嘉庆年间，南丹土州土官莫遐昌在为自己撰写的一篇墓志铭中，对于他这两代土司承袭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
余姓名遐昌，字宏远，青云乃其别号也，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岁秋八月九日亥时。乃宋时始祖莫公讳伟勋者之二十二代嫡派苗裔也。始祖讳伟勋，本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于元丰年间奉命征剿南丹溪峒猺蛮有□（功），即以军功授为世袭刺史。始祖讳伟勋，伟勋生二世祖讳尚……。先君生三子，嫡长荫袭，即余也，名生乃即树立；仲弟名遐龄，字永年；季弟名遐豫，子介石。余幼为荫袭，年二十三而承袭任事。盖先太人□于簿书，乾隆七年秋九月间，乃为托疾出文告休，至乾隆八年春二月十五日，部中号纸即到，令余袭职，莅任视事。余奉君父之命，乃待罪而不敢辞焉！余原配罗氏，于余犹为荫袭之时，已生一子，先君命名曰敌，系巳未年十月三日生也。余莅任日，敌已五岁矣！余即照例报明，立为荫袭官男。休致后，继室陈氏见生一子，余亦因姓安名，命名为散然。乾隆二十三（疑漏年字），余见长子已渐次成立，可以代劳，遂为告休，详请替袭。荷蒙恩允，颁发新印并号纸，至今敌袭职。敌供职九载，不幸染疾而卒于任。因无嗣，在同父之弟，又先天夭殁，所以序及血叔遐龄。龄系余同胞仲弟也。窃余荷君之恩，承祖宗之业，待罪一十六载，实无一长，惟有自知短于才力，乃安分守拙，夕惕朝乾，悉守成规，不敢妄行更改。事上以礼，不敢骄矜，不敢谄佞……。今余恐后人之为余作序者，或为虚妄粉饰之词，或为苟简草率从事，或虽不欲为粉饰虚浮、苟简草率，而不能知之，所以不能不自序矣。嗟乎，余之自序此，不惟冀亿万年之士君子见而知余之世系始终，乃欲略识字之樵夫牧童见亦知之，更望余之若若目睹口念，而自悉其源流宗派之所自来，不似他人之茫焉。[67]
按照莫土司的自叙来看，承袭的事务首先要与朝廷有密切的沟通，立官男或袭职都要取得其授权，朝廷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上述个案中几次权力交接大致上风平浪静、无波无澜，较好地体现了嫡长尊、庶幼卑，兄终弟及等汉人宗法伦理一般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也被朝廷以制度的形式整合于土司承袭的管理办法中，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操控之，在《大明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典籍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已有先人择其要者归纳如下：
至前明洪武间定制，土司继世皆取具宗支图册、地方官吏结状，令应袭之人赴京呈部勘明，回任管事。侯著功劳，乃授冠带；功劳再著，乃命署职；屡著功劳，乃予实授。或以地方窎远，及有边警，暂免赴京，就彼袭替。如土官无子，许弟袭职。如无子、弟，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袭职。其应袭子孙未及十五岁者，令协同流官管事。凡应袭土舍俱令赴京听勘，如自冠带，管事者革究。国朝沿明制，土司承袭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曰号纸。应袭职者督抚察覈，先令视事。令司府州县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原领号纸，纳部具疏请袭。嫡庶不得越序，无子许弟袭，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为夷众信服，亦许袭。子或年幼，由督抚选本族土舍护理，竢其年十有五，请袭。土官年老有疾，请以子代者，听土官支庶子弟，有驯谨能率众办事者，许本土官详报督抚，题请给予职衔。令其分管地方，所授职衔视本土官降二等，所分管地方，视本土官多不过三分之一，少则五分之一。此后再有子孙可分者，亦再许详报题请，照前例分管地方，所授职衔再降一等，给与印信号纸。[68]
根据上述规定，土司承袭时需赴京象征性地接受朝廷的册封，这在信息闭塞的时代，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在这里，记录土司家族世系的宗支图谱十分重要，成为承袭正当性的依据。不过在此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漏洞，明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揭露了这些弊端：
……至于土官则全凭宗支一图为据。今惟云南布政司贮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袭替最便，而贵州、广西诸土官竟自以所藏谱牒上请，以致彼此纷争，累年不决，称兵构难，而不肖监司又借以收渔人之利，此最大弊事。[69]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权钱交易”部分扰乱了土司承袭的秩序；其二，贵州、广西土官族谱的不可靠性也显露无遗，往往成为权力争夺的道具。南丹土官莫遐昌墓志铭最后那一番感叹，也就颇耐人寻味了。莫土官当然明白土司家族对待族谱世系的实用性原则，故而以“清者自清”的姿态高调宣称自我谨慎的态度，以证其明世系的真实可靠以及承袭的合理。
就承袭的资格来说，据上述内容来看，规定的理想状态，依次为土官的子（又有嫡庶之分）、弟、妻、婿等层次，不过承袭一般多发生在土司子弟间，即便袭官年幼无知，也要安排亲人协助管理，待成年后袭职。20世纪50年代的壮族调查为我们记录了这样的一些案例：
（土司）一般实行嫡子承袭制，没有嫡子，就立庶长子，倘若嫡庶都没，有则要弟弟承袭，即所谓“父殁子承，兄终弟及”；若再没有亲弟弟，就要弟弟之长子承袭。但仍以头脑清醒、五官齐全为合格。如全茗土州第二十世许长椿，因为愚傻就不能承袭。茗盈也有类似的事。如果亲友没有人，则立三服或五服内之人。如果承袭人未及十六岁，可以通过族长，推举有功名的族人出来协理。如茗盈土官李维钧，年幼时由李茂恒出来协理数年，待维钧年稍长，始将官位交给他。[70]
办理承袭的过程中，需要临近土司的甘结（画押字据）作为证据，《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收录的一份碑文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案例：
广西太平府茗盈土知州，今于与印结。为土司办承袭事，依奉实结得厅袭龙英土知州官男现年□□岁，系长房正妻丁氏所生。嫡长子奉查承袭，按以土司定例序，应嫡长子赵栋承袭其职，名正言顺，众心悦服，并无假冒僭越情弊。官男亲供，开叙明晰，毋庸繁琐。卑土州系属邻封，不敢隐饰。理合出具印结是实。
同治□年□月□□日。茗盈土知州李惟均印结。[71]
此外，土官的妻、婿等拥有继承权力，作为一种通例，在所有土司地区实行，因此就难以将之与某个少数族群的特殊习俗联系起来，概而论之，可能更多的是朝廷稳固边陲的一种策略。尽管这样的例子在桂西土司历史上仍属少数，但土官之妻以外来女人身份承袭大位，或掌握大权，领兵作战，进而青史留名，也有一些记录。《庆远府志》载：“韦氏，永顺长官邓德杨母也。万历三年，广东罗旁地方扰，调土兵征之。德杨年幼不能行，氏应调随征，擒获贼魁罗天威、罗大勇等，共斩获首级三十颗。两院奖赏花红、银两、绸缎，亦巾帼中丈夫也。”[72]至于明嘉靖时期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狼兵抗倭的传奇故事，想必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了：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调之征倭，至苏州，索有司捕蛇为军中食。败倭于王江泾。时人语云：“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
嘉靖甲寅，倭寇吴中。广西女土官瓦氏，率万人来援。泊胥关月余，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军门下檄，辄亲视居亭民诉。部夷夺酒脯者，立捕杀之，食尚在咽下。其出，军帜分五色，以别行伍。头裹方素，无他色者。或问瓦，云：“身是孟获裔孙，感武侯七赦恩，诫子孙世世戴缟，以识不忘耳。”[73]
沈德符记录的一则思城州土司轶事则更具戏剧化色彩：
土官入为京朝近吏者，隆庆辛未进士宋儒为礼部主事；中国人出为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赵天锡，皆奇事也。宋为麻哈州世袭土同知，冒北直隶定州籍等第，且选为庶常；赵本江南女优，游粤西见嬖于土酋，因得袭职，尤为之奇也。……赵善笔札，曾与旧知书，婉媚纤弱，全是黛奁本色。乃闻其得官之故，则鸠所天及正室，而赵氏无他子，遂以夷法妇袭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则此妇虽夏而变于夷，似贤于宋多矣。[74]
其实，如果站在赵氏土司主位的立场来认识这一事件，或许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土司向来认为其家族是来自中原征蛮的汉人，赵天锡为江南汉人，在其眼中并不存在夷夏的区辨，只不过土官的婚姻多来自周边土司家族，赵氏从千里之外的江南远嫁瘴蛮之地的边陲，而且承袭土司职位，显得有些突兀罢了。当然，与此类似的女土官十分有限，由女婿继嗣的现象更为稀少，主要的承袭案例还是产生于土司家族内部子弟的传递。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观察到，在印尼巴厘岛，上层种姓在被称为宗族（Lineage）的群体内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分化群体的不断产生，它们的等级也相应发生变化：一旦新群体出现，较老的次级群体即沉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上。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等级性的、富有弹性同时又具备完整体系的继嗣群体结构，政治权威的实际配置就基于这种结构。[75]实际上，新老群体交替的现象应是一般宗族群体运作的共性。不过土司在承袭的过程中，正如朝廷所规定的那样，还附带着一种权力的分配，即支庶子弟的利益安排。如据《百色厅志》记载：“（雍正）七年，田州岑应祺请以第三子岑洁分管阳万二里及下田里之四都。部议，视知州职降二等，给州判世袭。应祺又请以第四子岑游分管恩城里。部议，无二子并举。例不果行，因援例捐通判。十年，改授西城兵马司正指挥引。”[76]这样的做法，其出发点是为了家族成员更好分担土官的职责，控制地方，以稳固土司的统治，或者是对这些没有取得最高权力的“失意者”的一种安抚。但一些次级群体并未在衰降的过程中猝然失势，或者说他们为了进行一种向上的流动而努力。争袭土官之位就成为最佳的选择，也因此而留下了隐患。
明清土司政权呈现出家族主义倾向，是土司家族组织与基层政权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构成一种新型的地区自治。数量众多的家族子弟凭借其血缘和亲缘关系，在土司行政机构中担任各种要职，插手土司管区的军事、司法、财税、监察、朝贡等事务并监管土司的基层政权组织，从而代替土司行使家族统治职能。[77]官族常常把持地方大权，霸占大量官田，组织各种工程，甚至拥兵自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78]因此在一些土司地区甚至形成官族强而土官弱的局面，甚至土官已丧失基本的威仪。《思陵土州志》记载了一件袭官被官族殴打的事件：(https://www.daowen.com)
署理思陵州卑官男韦象贤，谨禀大老爷钧座：
敬禀者卑官男，世受国恩，守斯边土，均有民事之责。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早饭后，适卑官男审案，忽有不法之韦琰、韦瓒等，乃系嘉庆十年间，卑官男祖父韦一彪任内纠众行劫韦锦屏家徒犯韦瑶之胞弟，邀带伊子武生韦东达……等十数人，手执凶器，蜂拥到堂，要捉卑官男殴打。幸各目拦阻得脱，不致受伤。斯时，胞叔韦组闻知，奔到理劝。而恶等吾俱酗醉，不由分说，竟将卑官男叔父韦驱逐出街，用拳头棍殴打重伤。[79]
官男即相当于预备土官，竟在衙署内被公然殴打，且对于官族屡次行凶亦无可奈何，只能诉诸流官上司，其颓势可见一斑。此外一些异姓土目也往往积聚了一定的力量，成为不容忽视的实力派，极可能在土司地区掀起风浪：
岑绍袭为田州知府。天顺三年，绍老，传嫡子镛。而州目吕赵，挟绍庶子鉴，拒绍而逐镛于外。时官府暂令镛寄住省城，令鉴袭其职。赵于是纵兵攻破镇安、奉议、南丹等州，上隆、恩城并受其害。擅为铁钩吊挂之刑，兴贩私盐，伪称名号，私通交趾。复夜杀鉴，既而鉴子玹亦故。赵遂以幼孙吕婴冒玹名而袭其职。副都御史叶盛会兵讨执，赵伏诛。令镛袭父职。镛死，子溥袭。[80]
土目竟可搅动整个土司社会风云，可见其势力之强，对土司家族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雍正初曾任广西巡抚的李绂，对于土舍、土目等横行地方的行径深有感触，从而有声讨之议，在《禁土舍土目僭妄檄》中说：
为严禁土舍、土目私刻钤记，擅用朱笔事。
照得各府、州、县地方，向有委充土舍、土目、堡目、隘目诸名色，原以资其巡缉，保固村庄。近因滥委无良之徒，往往委牌未下，先置旗伞，公然私刻关防印记，行票标朱，俨同官府，横行出入，罔知顾忌。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岂容此辈魍魉，赫诈愚民，滋事地方，殊堪发指。为此牌，仰该府官吏，文到，即将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查明，存无私印钤记、朱笔，僭行官制，妄用旗伞等项，严行禁革，毋许衙役容隐。其有官吏原经受贿，私委交通，衙门辄复纵容妄行，一有此弊查出，定行参处。至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各名色，各府、州、县某处，原委某人，是何名姓，现在所管何事，果否守法，某州共有几人，某系某年旧委，某系新委，现在曾否有案，年岁多寡，住处何地，该府官吏逐一查明确实，另造一清册送查。务宜详晰，毋得听书役视为上司牌行故套，辄用“现在遵照”及“无凭查造”等语验文混行，率覆了事，致干咎戾未便。[81]
从李绂的檄文来看，土舍、土目的这种私妄行为普遍存在，并已严重干扰了土司的统治秩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官府只有通过直接干涉进行弹压。当土司与土舍、土目之矛盾无法缓和时，便不可避免地爆发激烈的冲突。咸丰十年（1860年），东兰土州官族韦清仪、韦清相等，擅权横肆，酿成“一印九官”之祸。土官韦昆年独拥虚位，其母李氏深恨官族，乃与黄、罗、陈等目家合谋，议留协理韦清政一人，其余尽数灭之，以绝篡夺后患。先事派协理韦清政往芝山哨收粮，暗约三目家（俗又称棒家）夤夜将韦清仪（官族）等九门男女四十八人灭之。后三棒家与李氏、韦昆年又成仇敌，各据山寨，互相械斗。朝廷委派白宝书为凤山弹压兼查办官目械斗原因。白一到任，而李氏母子往安定土司寄居（即今都安县），三棒家亦略解甲。此事同治八年（1869年）方结束。[82]
忻城莫氏家族的族谱中有一条专门约束官族的家训，也从侧面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情况：
一束头目奔于外，为手足役于内，为腹心治失其道，多为泛驾之马，待得其法，自是善御之。夫自宋以来，土司相延，害于头目之手者，亦代有人。是为官之羽翼，反作家之鹰鸷。严以约之，勿使假威凌民；宽以处之，勿使离心叛主。则渠奉法而行，不啻指臂之相应，无往不得其力也。[83]
掌握了权力的土舍、土目固然对于土官的独裁政治起着牵制作用，但这种权力分配奉行利益最大化的哲学。正因为这样，那些土舍经过若干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积累了各种有利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为争袭奠定了基础。他们常伺机而动，或亲自上阵争袭，或通过积极扶持某个对自己有利的承袭人选上位，最终获取利益，在权力博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土舍为主导，土目参与的争袭，非自然地中断传承世系，是制造土司地区混乱的重要因素。
土司承袭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家族内部整合的问题。正如格尔兹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远非简单地模式化，无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能够获致怎样的政治权威，其内部的权力配置也不会均衡，其方式既纷繁驳杂，又明确无误。一个家族愈是强大，它的内部结构就愈是分化。其内部结构愈是分化，所面临的整合问题愈是棘手。对外的政治成功导致的是内部的政治紧张。当一个强大家族开始走下坡路时，它更多的是遭受内部削弱而非外部压力。[84]土司家族亦面临这样的状况。朝廷的规范化措施很大程度复制了汉人宗族的宗法伦理，并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广泛流布于土司地区。但争袭问题本身就是宗族裂化不可逆的结构性问题，况且在权力的欲望面前，那些措施就更显空洞化，难以阻止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这大概也成为土司制度的痼疾。
在桂西土司历史上，有关争袭的记载广见于各种文献。如在安平土州，“光绪年间的土官李超绪，只生一子名李英，理应由其承袭。但土官之弟李超荣之妻，为使其子能够袭职，竟将李英毒杀，其嫡子李德普袭职后，李超荣之妾所生的长子李德明，因未能袭职当官，怨气冲天”。[85]由此可见，土官之位的争夺是残酷的，毫无亲情可言。
据《忻城莫氏族谱》记载，莫氏土司争袭不断，从10世起至14世时达到顶峰，争夺十分惨烈，直到十五世莫元相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嫡长袭位后，除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官族莫元彩制造了小麻烦外，“自此以为亲疏房族俱知敛迹，盖百十年间而亲亲相残之风从此息矣”。争袭的情况以十一世莫恩辉在位时为例，土官、土舍、土目三大势力交织在一起，其过程可谓惨烈，族谱记载：
恩辉（号君荣）以兄终弟及例袭职。当时，八、九两世祖尚在，已致不管事，顾谓族人曰：“若子袭，恐吾家自此多事矣。特限于例，无可如何。”乃令从父权官暨头目杨双帮理之。有奸人卖弄，不告祖父，娶县治寨构村民女麦氏，生子名昂。帮理者每以村民女微，则未便作主母为言。麦氏闻而恨之。一日，权官同杨双游黄竹岩，酌酒。适土民付刚经过，邀之同饮。奸目萧士文查知，诬二人歃血，欲辅抚子恩耀为官。言于麦氏，愈恨焉，计杀之心遂起。着人密探二人行踪，刺权官于板石村。伊子付稳、付定、付连、付才等知，而奔告无门，且惧祸延及己，遂窜马平之三都住焉。麦氏随计擒杨双，缢杀之，其妻、子亦奔往宜山。两愤既泄，而恩耀未除，尚难安枕而卧，日与奸目谋。耀知之，逃三都。设计诱归毡条村，勒杀之。家人惧，负伊子莫贵、莫接奔三都，与付稳等纠八堡民莫老龙、莫良护、莫洪志，同三都蛮韦志贤、韦志道等攻县，焚掳一空。恩辉伯祖宵奔永定。次日，起兵拒之。良护等势莫敌，星散奔逃，未获斩。遂请南丹州兵同永定兵征之。连破数村，良护等惧而远遁。搜山莫获，收兵回县。是岁，万历三十三年也。九月二十五日，莫付稳复结龙门之石牛村群贼数百，来攻县治，毁城焚署。恩辉伯祖与子昂俱遭难。麦氏奔都乐村乃免，私立莫贵为官。八世祖闻变不能起，九世祖久病在床，不得有为。[86]
如果土司家族就这样陷入无尽的僵局，而其内部又无法自我生成整合的机制，那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维持统治秩序，以至延续数百年？回答这一问题，也许需要从外部来找原因。我们应意识到，土司的秩序内在于国家的秩序之中。历代王朝一个重要的目标即是要极力维持边陲稳定的状态，并且认为土官继嗣能够在家族世系的范围内展开是较为稳妥的办法。因此若有“不法之徒”企图挑战土司的权威，造成动乱，则为朝廷所不容许，朝廷必要时采取军事与武力的干预，于是国家成为土司最大的庇护者。上述莫氏土司之乱也是由朝廷出面才最终平定，“遣目民韦承献等奔永定，同司官韦世兴报郡侯，随檄调永定邓长官协谭指挥，合兵剿洗，擒付才、良护等，缚送上司，斩之。传首诣县悬示，乱平”。[87]
一般而言，对于承袭之争的处理，朝廷较为讲究原则，以维系土司继嗣的秩序以及政局稳定为要务，可见以下两例：
万历十四年，东兰头目陈星等作乱，参议陈性学调兵擒而戮之。初，东兰土知州韦应龙以老告休，废其长子文煃，立幼子文韬。应龙弟应虬纠南丹、那地土兵攻之。万历十四年，文韬死，头目陈星、陈蒙等欲立其幼子文略，图专擅。乃囚应龙于武篆，杀家丁，执官男文煃，藏匿州印。性学计取应龙、文煃。星、蒙遂据寨叛，因调兵擒星等戮之，以文煃袭。[88]
（嘉庆）十四年六月，田州岑煜卒，无子，其次兄勋与长兄子裕垲争袭。大府援旧案不直勋，以裕垲承袭。未几病死。裕垲妻任氏，遗腹生子锦。勋又以奸生控知本省，不受理。遂愬于广东督府，仍断归锦。锦方周晬，令取小儿诸玩物，杂田州印与号纸，置锦其间。锦乃左握印，右持号纸，不释手。观者粲，然，而勋犹屡渎不休，遂押解回西庐。其不利于孺子也，羁管省垣。未几死于狱。[89]
尽管宗族作为一套“权力的语言”在土司社会无所不在，美化祖先的族谱、高大雄伟的祠堂、丰厚的田产，都可将土司群体与普通土民区隔开来。但制约土司家族间争斗的宗法规则，在权力面前都黯然失色，很多时候只有依靠朝廷武力的“护卫”才能得以贯彻。中央王朝乃“天下”秩序的仲裁者，其调停是终极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土司继嗣能够延续下去。这种庇护关系也部分消解了中央王朝与边陲，即“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