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在何处？——从蛮夷到汉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近代旅行家、学者田曙岚抵达广西上思县，开始了十个多月的八桂之行。其后创作的《广西旅行记》，除了对沿途地理风光有精彩的描述外，对各县的民族风貌也多有概述，是一部难得的史地著作。这位具有近代意识学者笔下的文字，虽没有刻意拿民族说事，但还是不经意间从侧面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总体的有关民族的氛围及语境。他的旅行始于桂西的左江流域，然后深入广西的腹地，我们可以从其一路上对桂西各县民族的观察来展开讨论。
上思 县属住民多为汉族。……连接粤边之十万大山中有猺人（亦有云系苗人者）约五十户，人数未详。
思乐 全县住民多为汉族。……外有苗族约五百人，杂住东南山中，以垦山为业。
宁明 全县住民概为汉族，老籍多系山东益都县人，随狄青征蛮而来落籍者。
龙州 全县住民概为汉族。
上金 县属住民概为汉族。
崇善 县属住民概为汉族。
扶南 县属住民除汉族外，原有猺獞二族，今已与汉族完全同化，种族之分，浑忘形迹，此固绝好现象也。
同正 县属住民多系汉族——先后自他省他县迁移而来，其古来土著之人，则为猺獞二族——原多住在岭峒中，其男女面貌皆与汉族无异，男子服装亦与汉人同，惟妇女则髻插多簪，耳穿大环，佩以颈圈，绕以银链，黑齿而赤足，衣袖短窄，仅及肚脐，下裳之外，复以青布撩乱围之，垂可至膝。近数十年来，因屡为穷极无聊者所侵掠，多从山内徙居山外，且渐与汉人通婚，形将与汉人同化矣。
隆安 住民多为汉族，土著甚少，住于西、南两区边界重叠山陇之中，性愿谨，县人称之为“陇人”，据其所居之地而名之，实即猺獞之遗裔也。此种人多聚族而居，村之大者，数达百余家以上。其姓氏以梁、赵、黄、隆、农等姓为多。人口比汉族约占百分之十，归入隆安县编户已久。凡纳税、诉讼、服役等事物，均归隆安县政府管辖。而政府之待遇其人，亦与汉族无异。同化程度已达十分之八九。
果德 住民分汉、猺二族，而汉族又复分为客籍和土著两种，今俱已逐渐同化。
思林 住民除汉族外，尚有獞族，颇多；猺族亦有少许，散处县属北部各陇峒，食山薯、芋、粟，垦种以外别无所事。女知纺织，多植木棉。衣裙青色，夸银饰以多且重为贵，老少寝处无异室。今已逐渐与汉族同化。
恩隆 住民除汉族外，有苗族约数百人，住居西北一带山中，以垦植为业。汉族又分为客民、蔗园人、土著三族。客民多居城市，如平马、旧周、林凤及沿河各埠，故一名城市人。内以粤籍居多，占城市人口十分之八九，南宁籍占十分之一二。蔗园人，亦系客籍，但较城市人迁来为早，多住居大河沿岸，分立村庄，以种蔗、种菜为业，俗名为蔗园人。土著，原系汉唐移来之客民与猺獞民混合同化而来者，多居山村务农。
奉议 住民除汉族外，原有一部分猺人和獞人，但大部分现已与汉人同化。其尚未同化之猺人住于县属东南境第三区之百腊乡山中。
恩阳 住民除汉族外，尚有猺人数百人（有云约三百余人），住居深山及山顶之上，以种植包谷、蓝靛为业。
百色 全县住民概分为汉、獞、苗、猺、回五族。就中以汉人为最多，有城市人、蔗园人、土著人三种。獞人次之，苗与猺更次之。猺人有红头猺、蓝靛猺、盘猺三种。回人最少，全县不过三四十人而已。
凌云 全县住民……分汉、猺、獞、㺜四族。汉区本籍、外籍——亦别客、土，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猺则有蓝靛猺（约七百余户）、红头猺（约五百余户）、长头猺（约二百余户）、盘古猺（约百余户）等四种。至若獞、㺜二族未与同化者，则总共不及百户也。
凤山 县属住民除汉族外，有猺族杂处山间。汉族分为本地人与客人两种。本地人迁来较古，多住平地乡村，如互相交谈或与猺人对话，则操土语，与客人交谈，则操官话。客人后至，原先较好之地，已被先入者占去，因多住于峒场。语言则操普通官话，但此种官话又与现在之国音稍异，略似湘、鄂之音，故俗又名之为“湖广话”。猺人多居山间，除同种交谈相习其猺语外，对于官话、土语均能学习，因其常与客、土往来故也。客、土、猺三族之间，多互市而不通婚，间有通婚者，仅客人与土著而已。
东兰 全县住民有汉、猺二种，而汉族又复分为土著与客族二种。土著系宋时来自中原，人口最占多数，客族多在清代来自川、鄂、湘、黔诸省，人数约占全属人口十分之一。……其中客族约占万人，余则概为土著。至若猺族，户不过千余，丁口不过数千而已。城市住民概为汉族，约占三百余户，男女共约一千二百余人。[33]
通过田曙岚描述的内容来看，桂西诸县族群格局至此已有显著的变化，明清以来有大量记载的“狼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出现零零散散的“猺獞”，人口极少，而汉族占据绝对优势，一些县份甚至“概为汉族”。那么，田氏所言依据何在？
田曙岚著作的目的正如其引言所说，是为了进行史、地学科的科学性考察，为社会提供科普教材，以期更好地认识自身。[34]虽然10个月的时间要对偌大一个广西进行深入调查十分困难，但田曙岚对每个县都曾走访过，其资料的来源应多出自政府的统计、报告等，以求“权威”和“准确”的效果。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与传统封建王朝存在着本质区别，当时从“天下体系”的封建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推行族群同化政策，种类繁多的西南族群大多得不到中央的承认。广西即是这种情况，少数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被确认为这部分的人口少之又少。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在《广西特种教育》的序文中写道：
广西民族，素称复杂，汉族而外，曰僮，曰傜，曰苗，曰罗，曰杂系，统名特种部族，大别之凡五，细分之可殊数十，人口有四十余万，分殖省内六十一县，二千年来以其语言、服饰、风俗、信仰之异，几视同化外。该族得不到文化之熏陶、政治之保育，亦只凭山川之深阻，生息于蛮烟蜒雨之中，而与他族绝缘……[35]
其时广西总人口数已达二千六百多万，[36]汉族与少数族群比例之悬殊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黄旭初所描述的“蛮族”的生存环境倒是与明清居于高山深谷的“猺獞”相似。总而言之，明中期尚是“狼人半之，猺獞三之，居民二之”的族群格局，似乎早已不复存在了。基于当时官方的立场，此种认识自然有可怀疑的地方，而田曙岚接受的正是这样的观点。我们若检视之，那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也许就是必要的了。
如果田氏的论述显得不那么真切、丰满而富有生气的话，那民国末期的《广西通志稿》则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取材传统的地方史志，有关社会的各种信息主要采集于地方性的资料，比如族谱、民间故事及传说等，不仅翔实，而且十分细致，具体到各县姓氏人口的来源、氏族之强弱大小皆有介绍，更接近下层民众的生活，无论真实与否，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当时百姓的思想与意识。以下是《广西通志稿》中有关桂西各县内容的摘录：
都安县 邑之弱族，托庇于强宗，常舍其奔姓，而冒异姓以为姓。若韦、黄、蓝三族，人口最盛，冒其姓者亦最多。韦氏之族，丁口数千户，相传来自山东，至今二十余代。黄氏之族，丁口半于韦氏，祖籍山东，至今二十余代。覃氏之族，丁口略逊于黄氏，祖籍山东，至今二十余代。按邑人谓开辟县境，为覃、黄、韦三族，清代虽有来自外邑者，然同姓不宗，且为少数……
隆山县 邑之大姓为韦、黄、蓝三氏。韦氏丁口二千四百有奇。一部为土族，一部系土官之裔，为汉族。如兴隆土官韦贵，籍山东邵县，即汉人也。黄氏丁口，三二千二百有奇，其系不一，故姓同而乡音各异。如来自宾阳横塘，及号新民诸黄，多属汉系……
绥渌县 邑之大族最著为黄姓。始祖黄胜奇，狄青部将，系出山东白马（按山东无此县名），以功授忠州土官，世袭凡二十八代，丁口今千人有余。其次凌、刘、程等姓，与胜奇同籍同来，丁口亦各千人。
平治县 氏族巨而著者黄、韦、凌三姓，皆籍隶山东，宋代迁来。
百色县 县属居桂省之极边，当滇黔之孔道，流寓官商，五方辐辏，是以姓多庞杂。(https://www.daowen.com)
凌云县 邑中氏族最巨为黄氏，分粤赣两系，丁口三万有奇，明清两代迁来。此外岑氏，丁口一千有奇，宋代自浙江迁来。蒙氏一千有奇，系出宾阳及山东。杨氏三千有奇，系出广东及湖广。覃氏八百有奇，李氏七百有奇，皆出广东。罗氏四百有奇，出江西。
西隆县 姓之大者为黄、王、陆、卢四族，落籍最早，生齿最繁。黄、王多来自两湖，陆、卢多来自江西，皆于明永乐间随岑土司征蛮而有其地……
西林县 岑、覃、潘、许四姓为邑巨族。明神宗时，西林属泗城土官岑氏，其土目有覃、潘、许三姓，分地驻守，隶上林长官司土司，其裔甚蕃，布于全境。
凤山县 邑汉土杂居，互通婚媾。姓氏虽分，血系已混。韦氏之族，其系二，一山东邵县，一广东潮县。全县百分之十四五皆为此族。黄氏之族，其系二：一山东邵县，一湖北江夏县。相传其先从狄武襄南征，以功守田阳，其裔分入本县，散居各乡。全县百分之二十三四皆为此族。龙氏之族来自江西庐陵……罗氏之族来自江西吉安……陈氏之族，其系有二：一系……系从狄青南征而来，一系……其先来自广东始兴。廖系之族，本系邓姓，来自河南开封。……吴氏之族来自广东，卢姓来自福建……牙姓之族，初原韩姓，其先来自河南，至东兰始，姓为牙……此外有周姓、邓姓、林姓，来自广东，张姓来自四川，刘姓、贺姓、梁姓、袁姓、包姓，来自湖南，潘姓来自江西，韩姓来自河南。蔡姓来自贵州，王姓来自浙江。……
乐业县 邑有黄、王、李、蒙、覃、罗、杨、周、黎、岑、何、彭、廖……诸姓，而最巨为黄、王、李三族。其祖籍多湘、赣、川、黔，有清一代，迁来最多。
田西县 岑、覃、潘、许为邑著姓。覃、岑、许三族，据谱来自浙江余姚。潘姓来自福建汀州。四姓之祖，从狄青征蛮南来，永乐置司治理，而以四姓子孙长之，予世袭。族姓多聚居城市及沃野。今四姓人口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十五。大姓则为黄、王两姓。黄姓出鄂之江夏，王姓出晋之太原。传亦青之部将。全县人口，黄姓占其百分之十，王姓占其百分之七。
天保县 黄、农、李，三姓最巨，赵、梁、陆……次之。……各族十之七八，原籍广东；其来自福建、江西、山东、河南、两湖者，十之二三而已。……苗徭最多为阮姓，次韦姓，次蓝姓、何姓，习尚各殊，尚未同化。
镇边县 邑之旧族，厥惟黄、邓、霍三姓，其系出浙江余姚与广东南海。相传其始祖来自宋代，戡侬氏之乱，以功授参将，驻镇安府（即今天保县）。明万历间，黄、邓二族奉命驻小镇安，遂家于此。……岑氏之族来自宋代，相传岑氏土司之后裔，丁口三百有奇。…
田东县 邑为古之田州，据岑氏宗谱；其始祖仲淑，浙余姚人，宋进士，从狄青南征，事平，留驻邕州，都督桂林象郡兵马，抚绥蛮众，威惠并行……据传岑氏之下，异姓有辛、陆、黄、杨诸氏，皆其四大头目，分驻冲要，镇慑边夷。
田阳县 田阳土多客少，大姓为黄氏，宋代来自江浙，丁口六千七百有奇。次李、岑、梁、农、罗、韦、邓诸姓。李姓明代来自湖南，岑、韦两姓宋代来自浙江，梁、邓两姓清代来自粤东，农则清代来自邻县，罗姓宋代来自江西，丁口各千人有奇。……猺族有阮、元、蓝、何、韦、谭、邓、梁、农诸姓。
镇结县 邑之巨族为农、冯、张、赵四姓，其先皆山东益都人，从狄青平蛮，以功授都结。（农）结伦、（冯）结安、（张）镇远、（赵）等土官。……四姓中，农姓最大，丁口约万八千人。附郭诸农为官族，乡僻者多异姓所改，或土官赐姓。耆老相传，凡农姓准免岁役，故土民咸乐受焉。……又有黄、凌、龙、方、杨、黎、李、陆、潘诸族，各有千余人，亦系出益都，而为土舍兵目之类。
向都县 黄氏最巨，系出湖南零陵。始祖志威，明洪武奉议州知州，志威子世铁，继为向武知州，世袭罔替，子孙蕃衍，分居各乡。明清之间，来自鲁、粤之民，亦多黄氏，故斯族派系颇多。
龙津县 县属大姓为赵、何、黄、农等姓，丁口约三万，其系多出山东益都，盖为狄青从征之部众，授土官而屯成者。
崇善县 张氏之族分闽、粤二系，均自清代迁来，丁口今三千有奇。岑氏之族，宋代来自山东，丁口今二千有奇。邓氏之族，宋代来自山东，丁口今二千有奇。谢氏之族分鲁粤二系。鲁系来自赵宋，粤系来自逊清，丁口共三百有奇。冯氏之族分鲁粤二系。鲁系来自赵宋，粤系来自逊清，丁口共三百有奇。陆氏之族，宋代来自山东，丁口三百有奇。陈氏之族分鲁粤二系，鲁系来自赵宋，粤系来自逊清，丁口一千五百人。关氏之族，清代来自广东，丁口二百有奇。……
养利县 赵为大姓，胡、谢、高、钟、阮等族次之。赵氏始祖日泰，宋代平蛮有功，授世袭土官。……胡、谢、高三族，明末均来自广东南海……
明江县 明江宋为永平寨，狄青南征侬氏，黄善璋以都指挥从征有功，授成忠郎，辖有十九土司地，凡左江一路州县，东自上思，西讫铜柱，皆其治属。所率子弟三十员，曰郑、陆、程、谭、邓、卢、罗、廖、吕、莫、周、农、梁、苏、杨、易、唐、龙、韦、赵、林、马、甘、陈、阮、何、李、黎、冯、岑诸姓，皆分主各峒寨，授职有差，传之若孙，相承不替，遗裔甚蕃。外此各族，多由湘粤或临县迁来。
凭祥县 凭祥为极边烟瘴之地，北来者视为畏途。可考而知者，东汉初有班姓。农氏之族，传系侬智高之后。然询之彼族，尚不自知。迨狄青南征交趾，从来有李、闭、黄、郑、岑等姓，多鲁、浙人……
上金县 巨族为黄姓，次何姓，农姓亦为著族。又次则赵姓、翁姓。赵氏之族，自宋迄于民初，世袭土官。
雷平县 农氏最大，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为本县土人。李氏最著，系出山东益都，宋代平蛮有功，授土官世职，占人口百分之二。
万承县 冯氏之族，宋皇祐间来自安徽，丁口先二千有奇。赵氏之族，宋皇祐间来自安徽，丁口现四千有奇。李氏之族，宋皇祐间来自山东，丁口现三千有奇。黄氏之族，宋皇祐间来自山东，丁口现数千人。区氏之族，清初来自广东，丁口现百人有奇。许氏之族，宋皇祐间来自山东，丁口现五百有奇。何氏之族，清初来自广东，丁口约千人。……[37]
根据《广西通志稿》的记录，桂西诸县姓氏以黄、韦、李、赵等为主，进行祖先记忆时大都可以与相应姓氏的土司联系起来，进而将祖源地推衍到山东、安徽、浙江等地。这一策略在明江县发挥到极致，郑、陆等，凡三十余姓皆随黄氏土司征蛮而来，可谓“一劳永逸”的方便法门。考之清末民国期间桂西相关的地方史志，我们都可发现大量类似描述。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述背后却隐含着重大的族群认同命题。当我们问狼人何在，上述“言之凿凿”的文字，或许可引为该问题的答案。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考察了华夏向周边拓展时，那些“非我族类”如何随着华夏边缘的推进而产生华夏认同的历程，以此来探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在该书中，作者引入“结构性失忆”的概念，他认为一个族群不仅经常依靠对过去的记忆来维持群体的边界，同时又通过选择性的失忆来适应社会的变迁，以合理化现实人群的利益。在此过程中，族群认同的变迁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边缘族群，在华夏强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席卷之下，主动或被动接受汉人的历史记忆与知识，通过结构性失忆而形成“汉人认同”[38]。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华夏族群及其周边各人群便经常创造新的祖源记忆，来改变“中国”的族群边界。[39]
在桂西，这一切的起点则来自明清时期土司家族族谱中所出现的大量“攀附”汉人现象，[40]并因此而形成的一个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母题”：其先祖跟随宋代大将狄青征蛮有功而授予官职，世守此地，以至繁衍生息。[41]这个母题不仅土司间相互抄袭，还流播于民间，渗入大众的意识。
甚至征蛮的“母题”在当时还属于广东布政司的钦州的小土司中也得到了响应，不过在传递中有一定变异：
在时罗、都宋，以黄令岳为洞主，明初收印罢为洞长，永乐间以事革。相传汉时黄纯旺者，后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有功，贼平，留守钦、邕二界，居时休洞，在管界巡检司地，遂命其孙贵成移守时罗洞为洞长。……按七洞冻州黄姓，山东青州人，从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平贼有功，留守居时休洞，给有牌印。[42]
钦州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与中央王朝的接触远远早于桂西地区，所能够关联到的东汉时期“马援征交趾事件”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资源，当地土司将祖源记忆追溯至此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不致于疑窦丛生。在这里，历史时空中的事件、人物、地点等要素随意地穿插、混合、叠加成一个开放性的经典叙事模式，并被权力阶层所掌控，以此确定“中原汉人”的地位。于是随着侬智高的叛乱（或者交趾叛乱）、大将狄青的征蛮（或者马援的南征，或王阳明平叛田州土司之乱）、部将的分封等主题的铺陈和书写，最终构成了本土话语中上至土司、下至土民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
由于土司的强势影响，“英雄祖先”的征蛮故事更发展成区域性的表述范式，变成地方族群竞相模仿的标准文本。因此，民国时期桂西地区“天下无狼”状况的出现，不仅是时代语境之变迁的结果，也与土司“祖先记忆”经典文本的传播与扩散关系至深。自清中期以来，伴随“改土归流”的推进，长期被压制的土民获得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空间，并逐渐习得自我书写的能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方面，从自身需求来说，普通民众全盘采纳土司的表述方式，颠覆性地重构家族起源，其先祖亦摇身变为跟随土司“戍边”的汉人，“蛮夷”的族类身份则作为结构性失忆，“淹留”于历史；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既有国民政府“族群同化政策”的政治动因，也有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历史背景，不同族类之国民当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以“汉人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认同”被赋予国家复兴的重大使命，桂西族群的汉人认同因而获得官方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甚而推波助澜。因此，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之下，桂西族群的汉人认同在民国时期达到鼎盛，许多县份出现“概为汉族”的族类格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时代，汉人对于桂西土司地区的族类身份，在认识上存在着三种较为突出的不同诠释方式：其一，由于“蛮夷”的本质，他们在总体上都属于“猺獞”的一部分；其二，因为土司体制的特殊性，狼兵的强悍，“狼”的身份得到充分强化，成为该地区最具个性的族类标签；其三，与那些居高山峻岭之间，未纳入编户齐民，常常为患朝廷的“猺獞”相比，“狼人”则是国家体制内的“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身份标签体现了汉人于客位视角之下，对边陲“他者”的主观认知和想象。民国时期，表面上看，许多桂西地区的人群已经具备了表述自己身份的能力，并通过重新书写自我的历史，而获得汉人身份的认同。但这种建立在汉文化语境中的书写，不过是传统“华夏边缘”构建模式下的模仿与复制罢了。揭开这一层面纱，就不难理解，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那些自称来自中原的“汉人”，为何大部分就被“壮”的民族身份所取代。从而也可认识到，关于族群的界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嵌合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