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结语
不可否认,传统的桂西土司制度研究对于“制度”的透彻分析是理解桂西地区整体历史的重要环节。不过,历史通常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一个多向度的对话空间里,就存在不同的阐释角度。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单位应该是文化或文化衍生之物:荣耀、权力、权威、交换、互惠、行为准则、社会分层系统、时空建构以及仪式等。当人们在特定地点跨时间范畴研究这些内容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类别的建构。[1]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著与传统研究框架形成一定的区别,不再将土司制度仅仅视为一种机械的制度或历史时空中的孤立事物,进行结构—功能式的政治史、制度史解读,而是强调其如何在实践运作中与国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进而界定族群与阶层的层次,树立权力壁垒的过程。这一视角,建立在对具体历史情境中“文化”的分析基础之上,试图探寻历史大框架叙述所无法触及的深层衔接点,因此本著所欲解读的并非土司制度的“结构”(Structure),而是土司社会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个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的行动,循环反复永无止境。[2]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具体文化形态的生成机制,亦可回溯当时的历史情境。或许这种历史与文化相互参照的思考,是当下历史人类学的重要着眼点。(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