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儿童家庭适应

第四节　特殊儿童家庭适应

本研究采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认为特殊儿童适应即家庭在面临逆境时利用家庭的优势和社会的资源，从而维持家庭生活常规，实现良好适应的能力。

一、家庭适应水平及人口学影响因素

（一）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情况整体分析

家庭适应力量表采用标准九分量表，平均值为5。对家庭适应力量表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7所示，问卷整体平均分为M=5.60（SD=1.181），处于中上水平，说明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较为良好。进一步对数据分析，家庭关系层面得分最高，其次为获取支持层面和家庭常规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得分最低。

（二）影响家庭适应力人口学因素

在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前对数据进行核验，如正态分布检验（数据检验），方差齐性检验，检验数据是否满足前提假设，然后再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影响家庭适应力的家长自身特征和特殊儿童特征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8所示。

1.家长因素对家庭适应力的影响

对家长婚姻状况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婚的家长在家庭关系、家庭常规、社会参与以及适应力总体的均分都显著高于非常态婚姻组的家长。说明非常态婚姻下其家庭适应力显著低于在婚的家庭，尤其在家庭关系层面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对两组不同的家庭结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在家庭关系层面核心家庭的均分显著高于非核心家庭，而在其他各个维度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结构只影响适应力水平的家庭关系层面，而对家庭整体的适应力影响不大。

对家庭收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为家庭收入在家庭常规、社会参与以及适应力总体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事后检验发现家庭收入在9000元以上组别的家长其适应力均分显著高于收入在7000~8999元组别的家长。并且在家庭常规层面家庭收入在7000元以上的家庭均分与5000元以下组别的家庭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综合不同家庭收入组别的均值来看，家庭收入影响家庭适应力水平，并且收入越高其家庭适应能力也越强。

分别对父亲的学历和母亲的学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父亲的学历在家庭适应总体和家庭常规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学历在家庭适应总体及各个维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常规层面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适应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本科及以上组、高中及大专组、初中及以下组。经过LSD事后多重检验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学历的父亲在家庭适应力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现为本科及以上组和高中及大专组的均分高于初中及以下组的均分。不同学历的母亲在家庭适应力的整体水平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在家庭关系、获取支持和社会参与层面都表现为本科及以上组的均分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组的均分。综合整体情况来看，特殊儿童家长的学历越高其家庭适应力越好。

对于父母职业的划分，问卷中划分较为详细，分别为企业或事业单位领导或职员、教师或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工人、个体经营业主、不工作等六种类型。通过进一步的方差分析发现父母职业为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员或领导、教师或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个体经营业主以及工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简化数据结果仅呈现父母职业为在职和不工作两种类型，对两种不同工作类型的家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父亲中不工作的仅有8人，占总人数的2.5%；母亲不工作的有193人，占总人数的58%；在家庭关系层面父母职业是否为在职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获取支持层面父亲是否工作存在显著差异，而母亲职业类型对其影响不大。在家庭常规、社会参与层面父母工作和不工作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适应力水平上不同职业类型的家长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不工作的家长得分均显著低于工作的家长，说明父母中不工作的特殊儿童的家庭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工作的特殊儿童家庭。

对四组不同年龄段的特殊儿童家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为父母的年龄在家庭适应力总体和家庭关系、家庭常规、社会参与层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事后检验LSD法可以看出年龄在36-40岁组的家长家庭适应能力最差，并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组。从各个年龄阶段家庭适应各维度均分来看，40岁以下的家长家庭适应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在36-40岁年龄组达到最低谷，而41岁以上的家长家庭适应能力显著高于36-40岁的家长。

对父母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家庭适应力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别［（t（364）=0.130，p=0.896］其中母亲（M=5.61，SD=1.12）、父亲（M=5.59，SD=1.19），说明父母性别不是影响家庭适应能力的因素。

2.特殊儿童因素对家庭适应力的影响

特殊儿童年龄在获取支持层面、家庭常规层面以及家庭适应总体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参与层面三者无显著差异。根据LSD事后多重检验显示，3岁以前组在家庭常规以及家庭适应总体均分上都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的儿童；3岁以下儿童组和4-7岁儿童组在获取支持层面都显著高于8-15岁儿童组。这表明特殊儿童年龄越小，家庭的适应力水平越高。

对特殊儿童的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家庭适应的总体水平上没有显著影响［t（361）=1.385， p=0.167］，其中男孩为（M=5.54，SD=1.17），女孩为（M=5.74，SD=1.19）；独生子女（M=5.67，SD=1.18）和非独生子女（M=5.49，SD=1.16）在家庭适应水平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t（361）=1.389， p=0.166］，这表明特殊儿童的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不是影响家庭适应水平的因素。

对特殊儿童的障碍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儿童家庭在家庭关系、获取支持、家庭常规、社会参与等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适应力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F（4，361）=3.08，p=0.014］，经事后检验得知有其他障碍儿童（以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为主）的家庭适应水平显著高于自闭症儿童和智力障碍儿童。

二、家庭适应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整体分析

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的总体均分为5.6，表明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较为良好，说明多数特殊儿童家庭能够在整体上维持家庭正常的可持续的运转，这与以往研究强调特殊儿童作为压力源，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Olsson & Hwang，2001）不一致。但这一结果也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特征有关，本研究样本来源于武汉市特殊儿童康复机构的家长。第一，这些家长的孩子已经接受康复训练，并且受到了专业人员的服务与支持，得到了一定的社会支持；第二，选取家长的收入水平较高，其中9000元及以上的家长占比最多为31.1%，家庭总体的经济状况较好。由此可以看出，选取样本中的家长拥有一定专业人员的支持、社会政策的支持以及经济支持，根据McConnell等人（2017）的观点，特殊儿童家庭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源，有助于家庭适应与复原。

从特殊儿童家庭适应的各维度来看，家庭关系层面均分最高，这一研究结果中多数特殊儿童家庭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Tim等人（2009）对9名智力障碍儿童家长的质性研究发现，家长认为养育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拉近了他们和家庭成员的距离，家庭成员一起商量如何解决问题，互相体谅，并且共同承担起养育特殊儿童的重任，提升了家庭的凝聚力。因此在家庭关系层面，特殊儿童的家长可能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较好地适应特殊孩子的到来，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家庭成员在共同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在获取支持层面，得分较高，表明特殊儿童家庭在寻求家庭外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表现较为积极。根据前人的研究，外在的支持是提升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的重要方面（McConnell & Savage，2017）。需要注意的是，样本中的特殊儿童家长来自于康复机构，其本身已经获得了来自政府、机构及专业人员的支持，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在家庭常规层面得分较低，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说，维持有意义的，并且满足所有家庭成员需要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对困难的。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照顾孩子，必要时还要对孩子进行行为干预，在家完成特殊教育老师给予的教育训练，他们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更别说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对于特殊儿童的家庭来说，维持日常生活常规较为困难。

在社会参与层面得分最低，表明特殊儿童家庭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有研究显示特殊儿童家长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家长（秦秀群、彭碧秀、陈华丽，2009），并且社会支持网络构成结构和数量少（贺荟中、林海英，2013）。这一结果可能受到两方面影响，其一，传统思想认为有残疾孩子是“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家长主动避免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活动；其二，我国社会尚存对于特殊儿童及家庭污名化和歧视（秦红霞，2017），社会对特殊儿童的接纳度低影响特殊儿童家庭社会参与。

（二）影响家庭适应的人口学因素分析

特殊儿童家长的婚姻状况在家庭适应力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别，尤其在家庭关系层面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表现为在婚的家长显著高于非常态婚姻组。周文娟（2019）对91名自闭症儿童家长和91名健康儿童家长的调查中也发现，特殊儿童的家庭功能（包括亲密度和适应性）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父母离异的家庭更容易出现极端型，即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差。在婚的家庭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养育特殊儿童的责任，在面对特殊儿童带来的挑战时能够互相支持，从而家庭关系得分较高；而非常态婚姻的家长其家庭关系较为紧张，可能独自一人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要肩负整个家庭的重担，从而导致其家庭关系层面得分较低。在家庭常规和社会参与层面，可能因为在婚组的父母能够互相轮换照顾孩子，从而能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满足自己的需求，维持更好的家庭常规；另一方面，家长双方拥有更广泛的社交圈，有更多的机会探寻适合的资源，因而家庭常规层面和社会参与层面得分较高于非在婚组的家长。

核心家庭在家庭关系层面显著高于非核心家庭，可能由于核心家庭相比于单亲家庭、隔代家庭以及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来说，夫妻双方没有繁琐的杂事困扰，对于养育特殊儿童引起冲突或意见的分歧较少。Sands等人（2000）对129名50岁以上的祖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祖父母在照顾孩子时压力较大，容易与父母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家庭的凝聚力低，家庭关系不和谐。而核心家庭中即使夫妻在生活或养育子女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能够相互理解与包容，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案，因此其家庭关系的适应性较好。在我国主干家庭中，祖父母在孙辈的教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部分家庭而言祖父母的存在可能是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家庭收入影响家庭适应力水平，并且收入越高其家庭适应能力也越高，这与Chou（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说，教育康复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家长的时间全部以孩子为中心，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收入对特殊儿童家庭来说就是一种资源，比如收入高的家庭有能力支付康复费用，有能力雇用第三方照顾儿童起居，有能力照顾特殊儿童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等。在获取足够的社会资源时，家庭的适应力水平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父亲的学历在家庭适应总体和家庭常规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学历在家庭适应的各个维度都存在显著差异，都表现为学历越高家庭适应力越好。Azar（2006）对127名智力障碍儿童家长的调查也显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适应能力越强。这可能是一方面由于高学历的父母认知水平较高，对特殊儿童存在障碍的认知观念较为科学，能够较为客观地认识到特殊儿童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能够寻求和调动资源来适应家庭状况的复杂性。而且，母亲作为特殊儿童的主要照顾者与特殊儿童的接触时间较多，她们自身适应能力的不同影响了家庭适应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为高学历的父母从事的工作较为稳定，收入相对于其他家庭来说更高和更稳定，家庭所受到的经济负担压力较小，因此适应水平也相对较高。

从家庭常规和社会参与层面以及家庭适应力的状况来看，父母是否在职在家庭适应力水平上差异显著，与Chou（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且表现为父母中不工作的特殊儿童的家庭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工作的特殊儿童家庭。进一步分析发现父亲中不工作的占总人数2.5%；而母亲中有58%是全职妈妈。这说明为了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大部分母亲不得不放弃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其原本的社会交往也受到限制，家长将全部身心围绕在特殊儿童身上，牺牲了个人时间，忽略了自身的需求从而导致家长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不工作的家长其家庭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夫妻另一方上，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能满足整个家庭的需求，也是致使家庭适应力较差的原因之一。

父母的年龄在家庭适应力总体和家庭关系、家庭常规、社会参与层面都存在显著差异，36~40岁的家长的家庭适应力最差，可能由于家长正值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在教育特殊儿童的同时还要面临家中长辈的照顾责任，其家庭所受的压力较大，因此家庭适应水平较低。而30岁以下的家庭适应力水平最高，此年龄阶段的家长精力较为旺盛，为改善家庭和孩子的发展，会努力寻求社会的资源，进而家庭适应力较高。另外，黄平（2017）对305名智力障碍家长的调查发现，父母年龄在36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朋友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显著高于父母年龄为36~45岁的。说明特殊儿童家长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支持和朋友支持不同，也可能是影响其家庭适应的因素之一。父母年龄在30岁以下，孩子大部分刚刚进入特殊教育机构或者小学，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机构或学校也会相应地给特殊儿童家长开设讲座和培训，给予父母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希望特殊儿童和家长能够顺利适应角色；而40岁以上的家长孩子大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准备离开机构或学校，在这一阶段机构、学校或者社会相关部门也会考虑如何为特殊儿童的家长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为特殊儿童提供相应的技能训练和未来安置等信息。因此30岁以下的家长和40岁以上的家长受到的社会支持较多，其家庭适应情况越好；而36~40岁的家长处于中间地带，所受到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较低，这也是他们家庭适应情况最差的原因之一。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不同，在父母性别上，特殊儿童家庭适应力不存在显著差别。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选择和数量上的差异所致，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与探讨。

特殊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在获取支持层面、家庭常规层面以及家庭适应总体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参与层面三者无显著差异，表现为特殊儿童年龄越小，家庭的适应力水平越高。赵梅菊等人（2015）对武汉市、深圳市、南昌市的112名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儿童的调查发现，特殊儿童的适应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说明特殊儿童的家庭适应可能和特殊儿童自身存在的特征有关，特殊儿童年龄越小其表现的行为和社会交往的障碍和普通儿童没有显著差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社会对个体适应行为的要求也会提高，因此，特殊儿童面临更多的教育需求，家长也会担心特殊儿童的未来成长和社会适应，家长日益增长的担忧促使家庭的压力增大，从而影响家庭的适应水平。

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儿童其家庭适应力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Bruce等人（2002）研究结论一致，表现为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家庭适应力较低。本研究中有其他障碍儿童（家长自填）的家庭适应水平显著高于自闭症儿童和智力障碍儿童，其他障碍儿童类型主要包括语言发育迟缓（40名）、语言障碍（2名）、感觉统合失调（1名）。注意力缺陷综合征（2名），相对于自闭症儿童和智力障碍儿童，这些儿童所表现的行为问题，社交技能等障碍程度较轻，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较小，因而适应水平较高。

三、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与家庭适应关系

（一）家庭适应及其他因素的相关分析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9）表明，家庭适应与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和家长教养效能感各个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05）。

（二）家庭适应与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以及教养效能感对家庭适应力的预测作用，以家庭适应为因变量，人口背景学变量中对家庭适应、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教养效能感均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即婚姻状况、母亲学历）为控制变量，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教养效能感等为自变量，进行阶层回归分析。本研究数据符合回归分析的样本要求，并且在多元线性关系，残差独立性、残差等分散性等方面均符合回归模型的要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10所示。(https://www.daowen.com)

由表可知，第一个区组控制变量对家庭适应具有显著的解释力，总体解释率为10.5%；在第二个区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变量投入模型后，家庭适应解释力增量为ΔR2=0.012，ΔF=3.883，p<0.05；到了第三阶段，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增量为ΔR2=0.051，ΔF=20.005，p<.001；第四阶段，教养效能感的解释增量为ΔR2=0.299，ΔF=185.323，p<0.001，控制变量及自变量的总体解释率达到46.2%，家长参与的作用不再显著，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以及教养效能感的贡献达到显著水平。

（三）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的关系：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的中介模型检验

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标准程序，在控制母亲学历、父母婚姻状况的情况下对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在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11）表明，家长参与对家庭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0.252，t=2.568，p<0.01）；家长参与可显著正向预测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Beta=0.276，t=6.764，p<0.001）。当家长参与和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同时强制进入对家庭适应的回归方程时，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可显著正向预测家庭适应（Beta=0.551，t=4.288，p<0.001），而家长参与对家庭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再显著。

此外，家长参与对家庭适应的直接效应在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中包含0，而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 （见表5-12），表明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在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温忠麟、叶宝娟，2014），即特殊儿童家长的参与程度可通过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的中介作用预测家庭适应水平，并且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的中介效应（0.152）占总效应（0.253）的60%。

（四）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的关系：家长教养效能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利用相同的程序，在控制婚姻状况与母亲学历的情况下，进一步检验教养效能感在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5-13。

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对家庭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0.263，t=2.694，p<.01）；当家长参与和教养效能感同时强制进入对家庭适应的回归方程时，两者均可显著正向预测家庭适应，分别为家长参与（Beta=0.210，t=2.717，p<0.001），教养效能感（Beta=1.171，t=14.151，p<0.001）；但是家长参与对教养效能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0.045，t=0.885，p=0.269），说明教养效能感在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

（五）家长与专业人员的伙伴关系和家庭适应的关系：教养效能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为自变量，家庭适应力为因变量，特殊儿童家长教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样的将婚姻状况和母亲学历作为控制变量，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4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伙伴关系对家庭适应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0.607，t=5.013，p<0.001），并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家长教养效能感后，伙伴关系对家庭适应力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eta=0.388，t=3.940，p<0.001），家长教养效能感对家庭适应力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存在显著（Beta=1.131，t=13.621，p<0.001）。

此外，伙伴关系对家庭适应的直接效应和教养效能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5-15），表明伙伴关系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家庭适应力，而且能够通过家长教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预测家庭适应力。教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0.219）占总效应（0.607）的36.08%。说明家长教养效能感在伙伴关系和家庭适应力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四、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与家庭适应的关系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特殊儿童家长参与、家长与专业的关系与家庭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特殊儿童家长参与与家庭适应显著相关，家长参与可以通过影响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影响家庭适应。研究还发现特殊儿童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与家庭适应显著相关，家长的教养效能感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家长婚姻状况和母亲学历后，家长参与能显著的预测家庭适应水平，家长参与水平越高，家庭适应水平越高。这与Bosen（2015）对自闭症儿童家庭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家长参与水平高，家长和专业人员的互动会更为频繁，所感受到的专业人员的支持越有效，从而提升家庭适应；另外，家长参与水平高也可能是家长更多参与特殊子女的在家教育，逐渐提升自身的教养效能感，进而提升家庭适应。这些猜测在本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

其次，本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关系中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家长参与通过影响家长对专业人员的关系进而影响家庭适应。分析其原因，首先家长参与特殊儿童在家或在机构的教育训练，增加其与专业人员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长获取专业人员支持的机会，使其感知到来自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支持服务，进而提升家庭适应水平。研究显示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越好家长越倾向于向专业人员求助解决情感、家庭等遇到的困难（Harpaz & Grinshtain，2020）。其次，家长参与可能会改变家长对专业人员服务的认识。随着家长参与程度的增加、其参与的权利意识会随之增强，逐渐从被动地接受信息转为平等的合作者（Murray，2000），从而积极寻求外部的资源支持，提升家庭适应。再次，也有研究者对特殊儿童家长的访谈得知，家长与专业人员的良好关系能够使家长对儿童的身心福祉感到放心，从而使这一和谐关系延伸到与家庭关系中（Soodak & Erwin，2000）。

再次，本研究发现家长的教养效能感与家长参与，家长教养效能感和家庭适应均存在显著相关，但在家长参与和家庭适应关系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养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家庭适应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教养效能感高的家长倾向于积极地看待特殊儿童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教养效能感高的家长倾向于问题导向的应对方式去处理和解决子女教养和家庭生活遇到的挑战，这些均有利于家庭适应。但教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不同。本研究中家长教养效能感与家长参与虽然显著相关，但相关程度较低（， ）。这说明家长参与可能与教养效能感相关，但家长参与并不能直接提升教养效能感。有研究发现家长参与与家长教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是间接通过改变家长对专业人员及服务的满意度（Popp & You， 2016），或提升家长对儿童康复教育的知识和认识（Chung et al.， 2015）来实现的。但我国特殊儿童家长参与水平较低，参与模式单一（姚璐璐，2006），因此对改变家长教养效能感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家长教养效能感是因，家长参与是果，而不是相反（McStay， Trembath & Dissanayake，2014），家长参与与家长教养效能感的关系亟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本研究发现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与家庭适应水平显著相关，且家长教养效能感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McConnell等人（2014）认为专业人员对特殊儿童家庭的支持，有助于家庭的适应与复原，Wilkinson（2013）认为家长与专业人员积极的关系有助于教养效能感的提升，这些研究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同时家长与专业人员的沟通与合作本身就是特殊儿童家长可以利用的外在资源，专业人员的支持可以直接帮助家庭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家长与专业人员的沟通与合作可以增强家长对于自身教养能力的自信心和胜任力，可以更好地处理由特殊儿童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故和挑战，从而提升家庭适应水平。Feldman等人（1975）也发现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和分享有助于减轻家长的自责感，从而增强家庭的适应力。

总之，本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影响家庭适应，家长参与更可能通过提升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提升家庭适应水平。家长教养效能感可预测家庭适应，但家长参与并不能直接改善家长的教养效能感来提升家庭适应。不过家长与专业人员的关系可以影响家长教养效能感，从而提升家庭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