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及科学的哲学

对于任何知识，我们都可以挑战性地问：“你怎么知道那些你认为你所知道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有人认为从笛卡尔开始（Rorty，1970），认识论便是哲学所关切的中心。至少，从牛顿时代开始，科学便是人们获得可信的知识和累积知识的方法。因此，许多现代哲学一直关注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以及确定产生科学知识的条件，这一雄心勃勃的事业就是科学哲学。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取向，即对一般的常识进行分析（Popper，1959，p.18）。这一取向被后来的分析哲学家所喜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斯特劳森（Strawson）、赖尔（Ryle）、汉普希尔（Hampshire）及奥斯汀（Austin）等哲学家都注重和行动有关的概念分析（Bernstein，1971，p.260）。欧洲现象学传统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也倾向于第二种认识论取向。

在社会科学的哲学领域中，上述两种取向有互相矛盾的现象。依照科学主流派的看法，即起源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大卫·休谟（David Hume）、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经验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而19世纪兴起的传统反对派则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中，他们认为社会行动的核心是理解意义，而对意义的理解和对自然事件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这两个观点间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例如，在伯勒尔和摩根（Burrel and Morgan，1979）的分析中，他们将隐含的社会分析置于组织理论和研究之下。这一辩论近年来变得更为激烈，对社会探究采取解释取向的学者公开发表了许多著述，来反对主流实证主义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科学哲学中的这些主题，以厘清行动科学的理念。在讨论科学主流派时，我们将认清科学的主要特征，它们同时也是行动科学取向的特征。而面对反对派的言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行动科学所必须面对的是“解释”的问题，它作为科学主流派的主要特征被认为不适用于行动科学。但我们认为在行动场域中，也可以展现科学的“解释”性特征。

我们认为，对科学的不同看法能够在各自的科学与社群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这一取向是与科学史和哲学的近期研究成果相一致的。伯恩斯坦声称“与科学合理性问题紧密相关的认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科学社群，“一个由社会实践形成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传统”（Bernstein，1983，p.24）。这一观点表明，使信念可以被批判、评估和确证的标准，是深藏在各种形式的争论的社会实践中的；“知识究竟是什么”，是基于所在社群的。的确，当前所有形式的科学观都同意，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是由其中的探究社群按照区分有效和无效的实践或规则来实施的。然而，对于探究社群及其实践的特性，却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我们将讨论有关科学与社群关系的四个不同观点。(https://www.daowen.com)

1.持主流派观点的学者，为了确证知识强调对逻辑的要求。社群中的探究者可以理性地批评他人的看法，“科学理性根植于探究社群”。这一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Peirce），而波普尔（Karl Popper）的看法与皮尔士遥相呼应。

2.对科学及社群关系持与上述观点相反的观点的学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以社会实践为主要社群，处理“第二深度的建构”（Schutz，1962，p.59），因为科学家首先必须能捕捉到深藏在他们所探究的社群中的意义。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在生活中和行动中如何对自己的经验和行动进行主观诠释，如何去达成共同的理解。如此说来，人类科学可以说是建立在实践知识的认识论上的。

3.第三种观点的相关人物是库恩（Kuhn，1962）。库恩认为科学家团体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社群；它使用独特的语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与其他团体的隔离。库恩探讨在不同科学小团体之间究竟是哪一种理性主导了他们之间的辩论。这一视角可以被理解成透过反对观点来了解主流派的一种方式。他认为科学的认识原则深藏在科学团体的实践知识中。

4.第四种观点是我们的行动科学。我们在社会实践的社群中推进科学探究的行动。这种探究是一种实践的形式，它既遵循科学规则的指导，也遵循实践标准。在行动科学中，我们为了达成日常生活的共识而建立并发展实践的方法，使社会实践更符合有效的信息和公开的验证等科学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