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流派
1982年谢弗勒（Scheffler）称主流派为“标准观点”。主流派被科学家们广泛接受，并为大众所熟知。它是依据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法则而设计的。拥护者认为它是所有科学都应具有的特点（Bernstein，1976）。科学主流派在逻辑经验论、批判经验论或批判唯理论的名义下进行他们的工作，而他们实际上都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后嗣。这些论点在哲学家诸如亨普尔（Hempel，1965a，1966）、波普尔（Popper，1959，1963）、内格尔（Nagel，1979）、谢弗勒（Scheffler，1981，1982），以及社会学家诸如默顿（Merton，1967）、坎贝尔和斯坦利（Campbell and Stanley，1963）、库克和坎贝尔（Cook and Campbell，1979）等人的论述中均有讨论。
在主流派眼中，科学的主要特点是“硬”资料（资料的有效度可以被不同的观察者检查），研究者以明晰的推论来联结资料和理论，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公开检验不相符的前提，而理论则是用来组织这些前提的。这些要求下的探究社群就是科学的基础。
皮尔士也许是第一个主张科学知识通过探究社群的实践来取得合法地位的人。他注意到，不论一个人多么确定自己的信念，也不能说他是真理的绝对裁判，因为他的信念仍可能是基于自己尚未觉知到的偏见之上的，而这种偏见应当是可以被怀疑的（Peirce，1960，pp.80-81）。真理的验证是一群查证者由不同的假设开始，自由批判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及观点。他们永远不会确定自己的信念一定是对的，但他们可以在探究社群中，经过一个理性的批判及自我纠正的过程而更加接近真理。
谢弗勒曾强调“客观性”的理想，而客观性正是科学主流派的核心概念，它是指“独立控制”（independent control）的重要性高于“肯定”（assertion）。谢弗勒和皮尔士同样认为，公开发现可能犯的错误并进行检验是科学社群的基本精神之一。“基于一种科学精神提出自己的信念，就是承认自己先前提出的信念有可能在后续的检验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承认它们有可能在失去自我批判的条件时无法再被接受。这种科学精神使此时此刻的我通过激发潜在的辩论来和社群中的其他人联结。虽然别人有不同的立场或主张，但却可以对谈，从而走向一个共享的世界。”（Scheffler，1982，p.1）
科学解释的模式，即科学的主流概念的核心，已被波普尔（Popper，1959）和亨普尔（Hempel，1965b）加以阐述，虽然其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休谟和密尔。波普尔认为对一个事件赋予因果解释是指：“运用推论的假设（一个或多个普遍法则）作为前提，再加上特定的某个陈述（初始条件），从而推论出对该事件的描述性陈述。”（Popper，1959，p.59）
科学理论是普遍法则的演绎系统，特殊事件之所以能被解释是因为普遍法则能包容它们。那些被提议的法则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他们的演绎，连同某些初始条件，可被观察的事件的描述来得到检验。因此解释和预测是对称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演绎是在被解释或预测的事件的描述之前还是之后。
亨普尔（Hempel，1965a）称这种解释模式为“演绎—定律逻辑模式”（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D-N模式），这一模式也可运用统计法则加以改造以更具普遍性。在任何案例中，规则若能包含事件，就能够达到解释的目的，所以它们可以被称为“覆盖律模式”（covering-law model）。在主流派看来，“覆盖律模式”是所有科学解释的一般形式，包括社会科学与历史。
科学系统化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观察法则或经验规律的陈述，如水在0℃结冰。第二个层次是理论法则，如分子结构的理论。与覆盖律模式一致，观察法则是被预设的理论所解释的，而由预设理论可推论出观察法则。所谓经验的概化只有在理论建立时才能获得，而科学系统化的进展也主要由此而来。
主流派对“发现的场域”（context of discovery）和“验证的场域”（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做了明确区分，前者注重生产观念和理论（Popper，1959，p.31；Nagel，1979，pp.12-13）。科学的特点不在于提出理论的过程，而在于如果它们要被确认有效的话，必须通过系统化检查的考验。如果考虑到科学主流派的哲学家们关注的是“拒绝”或“排斥”，这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立场。科学是归纳方法的实践，这一观点从培根时代起就十分流行。据此，科学家们小心地不带着事先设定的概念去观察，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概化出某些原则。在这里，纯净的观察与归纳推论是真理的保证。但是，主流派的哲学家们也指出：观察若要有用，必须从某些重要的前导概念开始（Popper，1963，p.46；Hempel，1966，p.11）。更有甚者坚持通过观察去推导理论是没有固定规则可循的。科学家必须创设一个假设，尽可能多地激发能够产生丰硕成果的灵感源泉。因为假设发明的创造过程不可能被系统化，所以科学理论的效度不能依赖发现的脉络，它其实更依赖“检验”，也就是惠维尔（Whewell）所说的在验证的场域中做“快乐的猜测”（Hempel，1966，p.15）。
一种假设的理论可以推论出许多经验性的启示，但当这些启示无法被实际所观察到的资料支持和证实时，该理论就会被拒绝，它就不是一个可被接受的科学理论。
要在理论陈述和实际观察间确认恰当的逻辑关系是十分困难的（Hempel，1965a，p.101；Scheffler，1981，p.127）。暂且不去管这种企图的历史渊源，我们可能注意到这种企图的第一步是将观察所得加以整理，形成观察的陈述，如波普尔（Popper，1959）所说“猫在垫子上”，或是“在T时间内，指针M和线条L重合”。陈述句或者资料语言的关键特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不同的观察者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对陈述的对与错达到高度的一致。当然，科学理论的经验性检验有赖于在观察的层面上彼此达成主体间同意（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的可能性，虽然不同个体在理论层次上的意见不同。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是对主流派经验验证概念的重要贡献。他十分注意区别科学及伪科学的标准，他提出的说法是：科学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Popper，1963，p.40），即一个理论必须要有可能和观察到的某些特定结果相抵触（Popper，1963，p.36）。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冒着风险做假设——这一假设很可能到最后被发现是错的。基于这一点，波普尔解释了他为什么对精神分析理论不满：他们并不科学，因为“没有可信的人类行为能够反驳他们”（Popper，1963，p.37）。
可证伪性的标准和波普尔对理性批判的重视是一致的。与他对发现的场域和验证的场域的区分相一致，他认为科学知识的成长在被批判检验方法所控制的推测中产生，即当我们不能希望我们提出的理论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及消除错误，例如，通过批判其他人的理论和猜想，从而接近真理。因此，发现错误的可能性是产生可靠知识的重心。进一步说，在假设理论中发现错误的可能性，取决于在数据水平和明确的推论上彼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它将理论意义和特定的观察材料结合在一起。(https://www.daowen.com)
强有力的验证要求研究假设及预测能在观察之前就被明确阐述，因为如果先观察再解释的话，我们可能为了迎合资料而选择某些假设。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区别被动观察与实验。在被动观察时，研究者预测会发生什么，然后观察自己的预测是否会被随后的观察所证实。而在实验时，研究者阻止或是制造某些特定条件，如果研究假设被验证是真实的话，它应该导致某些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实验是验证理论最有力的方法，因为通过控制实验的初始条件，研究者能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Campbell and Stanley，1963；Cook and Campbell，1979）。
“精确”是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做选择的重要标准。其他相关的标准包括特定理论的适用范围、简明性和丰富性。当一个旧的理论被新的理论取代时，旧理论所解释的观察法则被新理论的观察法则包容涵盖。因此科学知识是累积性的，更大范围的经验现象被推论系统逐步地组织。
我们可以用默顿（Merton，1967，pp.150-153）对迪尔凯姆（Durkheim）自杀理论的重新叙述来阐释科学解释的主流观点。默顿是想澄清社会学理论的功能及它和经验研究的关系，伯恩斯坦（Bernstein，1976，pp.11-14）将默顿的论述作为主流派社会科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最佳思考的代表。
迪尔凯姆从统计数据推导出天主教徒比基督徒显示出较低的自杀率，以此解释经验的概化法则。为了与前述的覆盖律模式一致，理论家的工作就是陈述一套“普遍法则”以及“初始条件”，由此可以导出上面的经验法则。默顿（Merton，1967，p.151）重新陈述了迪尔凯姆的理论分析，如下所述：
1.社会凝聚力为承受巨大压力和严重焦虑的团体成员提供心理支持。
2.自杀率是个人用来解除焦虑及压力的一种反应。
3.天主教比基督教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4.因此，可以预期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比基督徒低。
上述第一、第二句叙述是假设性的科学法则，第三句则为一个初始条件，前三句成立，我们便可推论出第四句。就像默顿注意到的，这一例子是高度简化的。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理论碎片，它只是尚未被充分阐释的复杂理论系统的一部分。
默顿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理论的几个功能。将经验资料和较高抽象层次的概念（如社会凝聚力）联系起来，经验法则的特征便被证明了。不同的发现，如自杀率、离婚率、心理疾病事件，都可以与社会凝聚程度发生关联。这一法则提供了预测的基础，这些预测又可以用来检验理论。例如，假如天主教徒的社会凝聚力减弱的话，他们的自杀率应该会上升。默顿同时发现只有在理论精确到可被验证时，它才可能充分满足这些功能。以这个例子来说，它一方面必须能确定一个特定团体的社会凝聚力已经增强或者已经减弱，另一方面，精确的合理程度取决于处于问题中的科学的状况。若对精确坚持过早的话，则可能使科学家为了测量的精确而限制了对问题的意义特征的探讨。
正如默顿所注意到的，“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比基督徒低”这一通则“假设了教育、收入、国籍、城乡居住地以及其他一些可能影响因素都维持在一个恒定不变的状态”（Merton，1967，p.150n）。这一假设显示了社会科学主流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正是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分，即必须维持对研究对象有所影响的变量的稳定，才能证明现象之间的特殊关联。因此，实验法以下面两种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使实验的情境标准化或是随机分配被试，然后根据统计技术对各个变量而不是特定的关键变量的影响力进行计算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