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知识的科学理性
依自然科学而设计的主流派观点已普遍地被社会科学接受，传统的反对派在讨论这一点时，清楚地划分了界限。换句话说，它将自然科学完全让给了主流派，而选择了“自然科学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立场。近些年来，已有人提出挑战，认为主流派所用的科学方法并不是很妥善的自然科学方法，最为大家关注的挑战来自库恩（Kuhn，1962）。在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看来库恩的论述属于后经验主义哲学（postempiricist philosophy）及科学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一运动也包括了一些与库恩意见不同的哲学家。即使这种更宽广的视角也不能使我们对当代科学哲学的争论有所把握，例如，科学的实在主义论者的理论（Harré and Secord，1972；March and Secord，1983；Outhwaite，1983）。
我们关注不同科学学派对科学与社群关系的不同理解，在讨论科学与社群关系方面，后经验主义（postempiricist）的论点认为探究的科学社群就是实践的社群。这也就是说后经验主义学者在反省科学理性的本质之际，认为科学理性的本质和深思熟虑的实践共享某些特质。要达成共识的标准是作为特定传统的成员的科学家团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伯恩斯坦对此有更为详细的描述（Bernstein，1983）。在这里我们将参照库恩的理论说明这一点，并让这一讨论发挥桥梁的功能，帮助大家进入行动科学的范畴。
库恩（Kuhn，1962）曾说过，科学的历史并没有支持主流派所提出的科学影像。他认为知识的成长必须要由科学的社群结构来理解。科学知识单元是一群专家，他们“通过共同的教育及训练背景联合在一起，并熟知其他人的工作。他们之间开展充分的专业沟通，对他们所共有的专业判断没有异议”（Kuhn，1970a，p.253）。
这样一个团体成员共享同一个“范式”（paradigm），或者共享何为重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同一套假设。在这一被接受的范式中工作的团体成员投入所谓“正规科学”解决问题的活动中，这些解决困惑的活动又进一步扩展了这个共享的范式。当这一共享的范式不再支持科学工作者解决令人困惑的问题时，科学团体便进入一个危机时期，或是进入“科学的革命”阶段，由另一范式取代原来的范式。
库恩理论中引发争论之处是他认为范式是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计算的，他的意思是在不同范式中工作的学者并不分享一套相同的前提，所以用互除的方法来解决理论选择的问题是不可行的（Kuhn，1970b，pp.199-200）。观察中隐藏着理论，持不同理论的人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这是主流派客观概念的致命伤（Scheffler，1982）。主流派认为科学理论的验证有赖于持不同理论的人在同一观察的层次上彼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库恩则认为，相互竞争的理论事实上并未分享一个足以让他们比较彼此观察报告的中性语言（Kuhn，1970a，p.266）。
什么是一群专家所共享的？什么又是他们所欠缺的，从而导致不同范式无法相互比较？若只用范式来解释显得太粗略含混了（Masterman，1970）。什么又是范式所必要的学科框架（disciplinary matrix）？库恩（Kuhn，1970a，p.271）认为它们包括了共享的符号概念、模式、价值观以及解决问题的范例。我们认为，一个科学社群的成员通过他们的教育及训练获得共享的实践语言。实践语言是指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社群中，通过揭露和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科学工作的能力。实践工作者要学习什么是正确的问题类型，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植根于语言的知识，是通过一个我们目前还不是非常了解的过程习得的。专家社群如同语言社群，范式之间无法比较，因为它就像翻译一样通常是有问题的。(https://www.daowen.com)
库恩（Kuhn，1962）最初在阐述理论选择过程时，将重点放在说服、格式塔转换、革命以及经验转换等几个概念上，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批判，认为他所描述的理论选择是非理性的（Scheffler，1982；Lakatos and Musgrave，1970）。库恩回应道，这是对他的误解。相反，理论选择过程所遵循的是与主流派的理性不同的另外一种理性。他认为科学家们依照下列标准来争辩理论的好坏：精确性、理论范畴、简明性及丰富性（Kuhn，1970a，p.261）。“这些理由并不是选择的规则，而是选择时所依赖的价值观”（Kuhn，1970a，p.262），所以，理论选择是一个价值冲突而非逻辑论证。
看来库恩偏重科学中理论选择的负面争论，在他看来，理论的选择无疑只是价值冲突或判断的差异，而科学理论选择的本身，并不符合科学理性的传统模式。但当库恩坚持理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并非理性的历程时，他并未成功地区别其（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和非理性的说法，也未厘清这一新的理性（Bernstein，1976，p.93）。反而是主流派理论家为了对抗库恩的攻击，重新解释原来的论点，进而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新模式。这是因为为了反击库恩的攻击，他们需要重新解释主流派的观点。例如，谢弗勒（Scheffler，1982）同意观察中隐藏了理论，但他辩称主流派对客观的理想是可以保留的，因为观察仍是可以和假设冲突的，所以观察本身是可以独立控制的，而不只是对假设的肯定而已。谢弗勒并不反对库恩关于精确性、理论范畴、简明性及丰富性的功能是一种价值而非规则的论点；不过他认为这些价值观可以作为第二序的标准，而有关价值标准的问题是可以展开理性辩论的（Scheffler，1982，p.130）。所以谢弗勒并不认为有理论选择的互除方法，他不同意库恩“当理论被恰当应用后，一定要引导团体中每个人做出同样的决定”（Kuhn，1970b，p.200）的看法；相反，谢弗勒提出了一个科学理性的解释，而这一解释并不需要库恩所提到的程序。
另一位提出理论新模式的哲学家是拉卡托斯（Lakatos，1970）。他重新解释了波普尔的可证伪标准，拉卡托斯强烈批评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不过在他自己企图证明科学中理论选择的理性标准时，仍接受了库恩的若干观点，他同意科学史并未支持科学理性已接受的理论，也同意只有在一个较好的理论可能取而代之时，原有的理论才有可能被抛弃（Lakatos，1970，p.115），而且他同意理性的标准隐藏在科学社群的实践当中。他延续了波普尔的观点，指出一个未被证实（disconfirmed）的预测是不足以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观察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因此证伪主义的成功有赖于做出某些抉择，即基于科学社群所选取的惯例来做决定，这也包括了观察时依靠某些必要的概念架构而做出的判断。而这一观察背后的概念架构却可能被视为“毋庸置疑的背景知识”。例如在微生物学中，观察预设了显微镜中视觉理论的效度。同时，理论在预测特定事件时，都在假设它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科学社群必须要有标准来决定在一个特定案例中，这种“其他条件不变”是否可以被视为是没有问题的？拉卡托斯写道：“控制实验的问题没有别的，可以说就是安排实验条件的问题，而安排实验情境的目的在于降低冒险及干扰。”（Lakatos，1970，p.111n）
如果科学社群必须要决定新旧理论的取舍的话，拉卡托斯所谓的进步及退步的标准就得加以区分。如果新理论不但能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事实，而且又能发现新的事实，我们则说这一新理论（更精确的说法是旧理论的修正）的出现和转折是一个进展（Lakatos，1970，p.118）。事实上，要去评价的是一系列理论而非一个孤立的理论，因此证伪主义具有“历史的特点”（historical character），而此研究计划就是认识论的单元。正因为拉卡托斯将理性的标准放在科学社群的历史实践中，所以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把他视为后经验主义的一员。
由前述讨论而来的两点推论对稍后我们要提出的论点很重要。第一，科学理性可以追溯到科学社群的社会实践中。这暗示了科学及务实的慎思之间存在连续性。第二，库恩所称常规科学的决定标准和对这些标准本身的论辩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罗蒂（Rorty，1979，p.320）曾建议将库恩的常规及革命性科学的概念推论到生命中任何一个领域中正规与非正规的论辩。正规的论辩是在那些为了达成同意而设定的共同标准之下所展开的论辩，非正规的论辩则是参与双方对哪些是共同标准都抱持着质疑的态度，如常见的政治辩论。适于非正规论辩的深思熟虑的过程必须要能处理价值冲突的问题。让我们再次强调这种深思熟虑的过程是理性的。后经验主义哲学的一项贡献，便是它对非正规论辩的确认，即肯定了在生活实践中常见的这些现象也是科学的主要部分。这一认识更清晰地揭示了科学中理性慎思的特征，例如，“对证据负责、忠实于逻辑、公开辩论、正式发表和允许犯错的原则”（Scheffler，1982，p.138），这些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也是实践工作的特征，即我们将要讨论的行动科学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