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映与行动

舍恩认为隐性认识深埋在人们判断的能力以及技巧性行动之中，它如同“行动中的认识”（knowing-in-action）；他还认为它是实践性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独特的表现方式（Schön，1983，pp.50-54）。同时，舍恩也注意到有时人们能对自己正在做的行动有所反映，特别是当他们困惑或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这种在行动中反映的能力是使得某些隐埋在行动中的隐性认识得以揭露的一种方式。也因为如此，行动者才能思索自己如何才能采取不同于先前的行为。

再回到之前提过的行动与实验之间的类似性，我们可以说：当行动中的隐性假设或实用解释不被支持时，会引发或刺激当事人开始反映自己的所作所为。舍恩建议用更细致的论点说明人们如何在行动中检验自己的假设。他注意到“试探—假设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探测（probe），当事人通过它来探索一个情境，它同时也是当事人企图改变这个情境的一个移动（move）（Schön，1983，p.151）。

阐述了这些观点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大概地掌握一个较完整的、动态的实践认识论的模式。当事人在面对一个复杂、困惑及模糊不清的情境时，依据隐性认识去框定该情境并采取行动，这一行动的后果产生了该情境以及当事人行动及认识框架之间是否恰当的信息。当事人再一次依据隐性认识对这些信息加以解释。倘若探测的行动（the action as probe）引发了与原先框架不一致的资料，如果一个移动的行动（the action as move）并未达成预期的结果，或是引导出并非想要的后果，或是这一假设的行动（the action as hypothesis）未获支持时，可能会带动当事人对原始认识框架及行动的“隐性了解”（tacit understanding）进行反映。这个反映可能或不可能引导出对该情境的重新框定（reframing）以及新的系列移动。

我们必须经常谨记的是：实践是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当一个行动所框定的情境涉及其他人时，这一框定便包括当事人对他人意图及信念的看法。行动的后果包括其他人的反应，而这些人自身的反应则依赖于他们如何去框定这个情境，依赖于对其意图的信念和对原始行动者的信念。正如在讨论反对派观点时所提到的，互动预设了实践社群中相互主观的了解。行动也创造了共享的了解，这些共享的了解会进入行动者未来的行动中。我们对实践认识论的关注应包含对相关社群规则及规范的探究，因为它们是被个体的行动所创造及维系的。如果行动者对另一人有所批评，但因为害怕自己的批评会使对方变得具有防御性，而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保留；又假如对方也感觉到这一状态，而不说出来，因为他也害怕这位行动者会变得自我防御。这样的话，两人便已开始建立共享的规则，即具有威胁性的资料是不可公开讨论的。

隐性认识与反映的概念提出了一个认识与行动（knowing and action）关系的模式，它不同于惯有的模式，一般惯有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慎思而后行”，通常指人们深思熟虑的意思，它也是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中所建构的模式：行动者要预期行动方案可能的后果，对每一行动方案的实用性有所设定，然后选择一个具有最高预期实用性的方案。我们同意这一模式掌握了现实的某些情况，但在后面的讨论中想建议一个更为合适的模式，即“行动并对你的行动进行反映”，这几乎将惯有的模式倒转过来了，它可能被认为是“行动先于思考”。重点是人们的机智行动是由高度技巧及复杂推理而形成的，而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隐性的。因此，行动然后对行动反映，以发现是什么推理形成了我们的行动便是必要的。要先采取行动的第二个常被认可的理由是：行动是探索情境的一个工具，行动产生了可以用来设计未来行动的资料。这些考虑均指出实践认识论动态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行动视为一系列的流动，由行动到着眼于未来再行动的反映。舍恩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与情境的反映对话”，实践者对一个情境设定了一个框定，然后在对情境的“回谈”（the back talk）中修正原先的设定（Schön，1983，p.163）。(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主流派与行动科学在面对未能达到预期结果的失败时，两者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主流派的实践认识论集中在手段—工具的理性上，未达到所想要目标的失败导致行动者对工具做重新检验，并寻求一个更为有效的工具。行动科学的实践认识论则注意手段—结果（目的）推理，或解决问题的同时，看重行动者如何“框定”情境或设定问题。失败可以引导行动者对其原始框架有所反映，并设定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称第一种取向为单路径学习（single loop learning），而第二种为双路径学习（double loop learning）。

在“重新框定”与库恩“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中选择”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一个启发性的平行关系；罗蒂（Rorty）指出了这一平行关系，他引用库恩的哲学观点，认为：“新的哲学范式轻轻地将老问题拨至一旁，而不是提供新的解决方法。”（1979，p.264）如同库恩所倡导的，科学知识的成长在于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这一推论和库恩认为范式是不能相比较的观点有关。纯粹的技术标准（库恩称之为“理论选择的运算法则”［Kuhn，1970b，p.200］）适用于在一个既定的范式或是同一框定内，对相互竞争者的不同方法做比较，即如果结果或目标是既定的，选择最好的方法或工具的决定就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就是主流派科学所宣称的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但假如选择是介于不同框定之间的话，纯技术性标准就不足够了。

这并不是说要在不同的框定中做选择是没有理性标准的。如同舍恩（Schön，1983）建议的，框定实验（frame experiment）可以依据两方面来评估：（1）它们能否使探究得以继续下去，（2）它们能否创造出实践者“评鉴系统”所偏爱的结果。这些标准可以和库恩的准确性、范围及简明性相比较，但这些是引导我们选择理论的“价值观”而非“规则”。这些标准目前仍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希望以后能阐明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在这里的观点是：“重新框定”是指当事人及实践者必须面对如何针对受特定价值混乱的事件进行理性的反映这一挑战。所谓要达到“科学性”，从狭隘的意义上来说是将科学对等于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将人们的注意力局限在单路径学习上。行动科学的探究提出更宽广的解释，它坚信理性探究有走向双路径学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