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料达成相互主观的同意

行动科学的资料是个人作为实践社群的成员在生活实践中的行动。行动最重要的形式便是对话。这里我们并没有排除行动的非语言形式，在特定的实践社群中它与语言一样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不同的观察者能够对一个特定当事人是否说了特定的话语达成高度同意。对话可用录音记录，虽然某些信息会遗漏，但它可以被翻译成文字。因此对话吻合了主流科学的要求——在硬资料上彼此相互主观的同意。同时，对话是有意义的，用对话作为资料来检验理论迫使我们必须处理“解释所带来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对话是行动。正如奥斯汀（Austin，1962）与塞尔（Searle，1969）明确说过的，当人在说话时，就是在表现出承诺、命令、辩解等行动。这种关系有可能由于一些常用的说法而减弱其影响力，比如“光说不干”，但如果我们分析具体的情境就会发现，对话也是一种表达拖延或避免某些积极措施的行动。将说话与行动分离一直是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策略，因为语言学者发现为了某些目标，将语言由实用的说话中抽取出来是有用的（Habermas，1979，pp.5-6）。但近数十年来，更多的学者视对话为行动。这一导向刺激了社会科学家们把自然的对话视为“一个研究社会成员组织他们社会互动的方式时的策略研究”（Labov and Fanshel，1977，p.24；Gronn，1983）。

有关解释的问题随即产生，和所有行动一样，说话是充满意义的。不同的倾听者对同一话语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解释的模糊性威胁了观察者之间相互主观的同意。在行动科学中，我们通过一个概念的帮助来处理这一问题，即推论的阶梯（the ladder of inference）。这个概念阐明了人们如何对生活中的互动进行选择与解读的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人际互动对个体而言才有意义。推论的阶梯是一个步骤示意图。

推论阶梯的第一层是相对而言可以观察到的资料，如某人说的一句话。观察的资料是指言语以及可被观察及描述的信息。它们可用录音及录像的方法来核查。第二层是那句话的文化意义，同一语言社群中的成员皆可能对那句话和行动产生理解。例如，如果上司对下属说：“X先生，你的表现未达到标准。”它的文化意义是：“X，你的工作品质不被接受。”第三层推论是听者所给予的意义，例如有人可能对这位上司的话做了如下结论：“这位上司是不敏感或者没礼貌的。”(https://www.daowen.com)

大家应该很清楚，推论阶梯越往上则不同观察者的解释就越容易不同。因此行动科学的主要法则是：持有最低一层的观察资料，再陈述高一层次的意义，并彼此检验以求得相互同意，当下一层意义也获得同意时，再检查更上一层的意义。这些法则并不只对行动科学家有用，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处理重要而且具有威胁性的事件时，它也有帮助。相互主观同意的标准就建立在这些规则当中。如果已经检验过文化意义，并且也获得了相互主观的同意，这些意义就可被视为硬资料，它们便成为未来推论的前提。

歧义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涉及当事人在一系列对话中选择了特定的某些或某一话语。例如，如果我们问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发生了什么事？”答案可能是：“老板正在责备乔伊。”要注意这句话是在推论阶梯的第三层，它是理解一系列对话时所赋予特定意义的解释。如果我们接着问：“老板说了什么，导致你认为他在责备乔伊？”我们可能被告知该老板所说的某些话。这就是第一层推论阶梯的资料，但我们不可能被告知老板对乔伊所说的每句话，而只是反应者认为重要的几句话。这是人们理解其身处情境方式的一个特征，它与我们对框定的讨论相关，即行动者框定情境的方式决定了该情境的何种特点对他而言是特殊的。现在假设这位老板站在我们眼前，而他认为我们并没有被告知整个事件，他可能说：“是的，我的确说了这些话；但我同时也说‘乔伊，我关心你的感受’。我不认为表达这种关心是责备！”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步骤来核检当事人的解释，在这个步骤中，当事人同时陈述他的解释以及解释所依据的某些在第一层次（观察资料）上的话语，然后其他当事人再在他们的观点上加上其他原始观察资料，以肯定或否定第一个被提出的解释。这个步骤可能或不能带来双方对单一解释的同意，但可以阐明大家到达了推论阶梯的哪一层，同意哪些而差异又在哪里，同时将当事人在社会情境中的解释一一罗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