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场域中效度的威胁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行动场域中效度的威胁

任何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必须要能应对该科学效度的最重要的威胁。社会科学的主流一向关注来自不可控制的变量,非随机取样等的威胁(Campbell and Stanley,1963)。阿吉里斯(Argyris,1980)曾描述这些反威胁的严格控制如何给效度带来额外的威胁。例如,受试者可能扭曲他们的反应。这并不是说主流科学家的关切不合标准,但就某些目标而言,他们的药方可能比疾病更糟糕。

行动科学中对效度的最大威胁来自行动场域。对有些读者来说,在我们讨论把对话作为资料时,有些问题可能已在他们心中产生。例如,我们描述当事人通过陈述他们引以为据的资料来检查自己的解释,并鼓励他人陈述与自己解释不相符的资料,但这一步骤有赖于当下社会情境中成员讨论不同意见的意愿,而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因为害怕别人沮丧或困窘而保留了自己的异议。同样,我们描述了当事人对他在当下行动时未表露的想法,却在事后报告的做法,人们可能策略性地制造这种自我开放。他们可能只报告那些自己认为的支持自己立场的资料,以增加在他人眼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在行动场域中进行探究的效度被人们各种不同的例行防御(defensive routine)所威胁,如自我审查及维护面子等。

我们的研究指出,当人类处理威胁性事件时,典型的反应是抑制有效资料的产生并创造自欺欺人、扩大错误的行为模式。例如,人们自动地保留自己的感受及想法,或是以一种对别人来说很难去挑战的方式来陈述。他们以高推论的层次彼此交谈,却假设所说的是具体及明显的层次,并且逃避创造那些可能不支持自己观点的条件。他们将别人的行为归因于自卫及令人厌恶的动机上,但却不公开陈述这些归因,同时采用某些行动方式,以引发那些可支持自己归因解释的行为。他们将责任归到别人或情境因素而非自己身上,而那些维持这种情境的模式又被视为不允许被讨论的;此外,他们还加以粉饰这些不可讨论的态度。许多特性都被自然发生的不自觉的行为层次以及维持这些不自觉的防御机制所保护。当这一描述充斥在我们研究的语言中时,它们的特性及其对行动场域有效探究的负面作用,与许多研究的理论相符合(Nisbett and Ross,1980;Goffman,1959,1967;Cyert and March,1963)

下一章我们会阐述引导个人设计这些行动的控制程序的理论模式,即第一型模式(M-Ⅰ);以及被第一型模式所增强及创造的行为世界模式,我们称之为组织化的第一型模式[Model O-Ⅰ,“O”是指组织化的(organizational)]。前面所描述的行为特点都可以在这一理论模式中发现。第一型及组织化的第一型模式可被视为行动场域的一个描述性认识论。它明确指出降低产生有效知识及发现与修正错误可能性的因果要素。下一章中,我们也会介绍第二型(M-Ⅱ)与组织化的第二型(O-Ⅱ)模式,M-Ⅱ与O-Ⅱ为行动场域建构了一个规范性的认识论。行动科学家要处理的就是被M-Ⅰ所威胁的效度,而他处理的方法是创造M-Ⅱ的条件。我们假设朝M-Ⅱ迈进对当事人系统有帮助。面对当事人系统中成员们自动产生的M-Ⅰ行动时,行动科学家要能一致地以M-Ⅱ方式来回应及行动,这需要一套行为或称为临床技巧,行动科学家努力帮助当事人学习这些技巧,以便当行动科学家不在时,他们也能创造出适合于M-Ⅱ的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前面的讨论指出行动科学的特点在于“专业—当事人关系”(the professional-client relation)。有些读者可能会想:行动科学家如何去创造条件,使得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在其中得以陈述其解释所依据的资料,同时报告自身私密性的推理?社会心理学家尼斯贝及威尔森(Nisbett and Wilson,1977,p.246)声称这一过程可以产生有用的资料,但这些资料“缺乏生态意义”(ecologically meaningless)。组织民俗学者格荣(Gronn,1981,pp.26-27)则拒绝检查意义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实际及不礼貌”的,他害怕这会使对方更有防御性。尼斯贝与威尔森代表社会科学的主流派,而格荣则代表反对派立场,但两者都没有将研究与介入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行动科学家是致力协助当事人学习的介入者,所以才有可能创造上面我们讨论过的那种资料。当事人愿意公开检查自己的行为反映;他们愿意讨论感动人的事件,因为他们期望自己有所学习。当然,重要的是行动科学家的确能帮上忙才行,如果当事人没看到对他们的帮助,便不会长期忍受这一不舒服而费时的过程。继续研究的决定需要当事人及行动科学家双方都对它有一个内在承诺。这一承诺指出更进一步的研究利益。首先,与典型的实验室情境相反,当事人可学会处理那些他们感觉强烈的事件,而在实验室情境中,在一个解决困惑任务的过程中会产生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其次,当事人自己会对资料的效度进行监督。在主流派研究中,被试只会“做好他的分内工作”,但在行动科学中,当事人倾向于利用资料来协助自己改变生命中所遭遇的困境。

将研究与介入相结合的另一个优点是因果理论得以在当事人致力于实行它们时一再被检验。这一优点涉及在行动科学中用主流派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验证的比较。下一节就将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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