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科学中的发现及验证

科学主流派很重视发现场域与验证场域间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在行动科学中是行不通的，生命实践的行动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行动，而一旦采取了某些行动，这些行动也就建构了未来的限制。这意味着在行动情境中，创造好的、简单明了的猜测以及建构迅速、可信的检验格外重要。行动科学家像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一样，必须注重有效的发现，不然他就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或是实质上伤害了当事人。

“发现”的重要性在西蒙（Simon）所谓人类认知限制的观念下得以澄清，马奇和西蒙（March and Simon，1958）以及西尔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1963）解释道：当个人或组织面对一个尚未建立规律的例行行为的情境时，他们开始“追寻”（search），“追寻”是一个消耗资源的活动，而当发现一个满意的变通之途时，追寻就暂时搁置了。也就是说，考虑到人们认知的限制，人们不会耗尽心力去探索所有可行之道，而是在发现某些足够好的或还不错的可行之道时便暂时停止追寻。但也就说明了我们生产变通选择的秩序（order）是重要的，引导与产生各种可行方法的启发会决定行动的选择范围，因为实践者想经由公开反映来改进他们的实践，所以他们应该也有兴趣去反映和思索他们如何发现问题及可能的方法。行动科学一定要关切这些话题，加上一个反映的层次，行动科学家必须注意到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实践者看清自己的发现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中有问题的特性。

在库恩的思想中，发现与验证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建构发现场域的范式也是由验证的标准所决定的。这种看法存在某些合理性，有什么样的问题设定的方式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但不是所有的验证标准都是如此决定的，在发现的实践者模式中发现问题的特色方式是采用独立的验证标准。例如，针对“先考察他人的责任”和“先考察自己的责任”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探索，其行动的后果将有助于创造行为世界的有效资料；而这一考量的关切点，是有关探索法（heuristics）的第二序的“价值”。(https://www.daowen.com)

在下列讨论中，对行动场域中发现及验证的解释将会有一个较好的呈现：行动者可能框定一个情境，而这种框定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产生错误的自欺欺人的历程。例如，一个市场调查人员将一次即将召开的预算会议框定为他与研究发展部门争夺有限资金的一场输赢战，他们的行动方式可能将使得输赢之争得以发生。在这种条件下，他不易发现自己的认识框架存在的缺点，更明白地说，某些“发现”可能创造了无法使验证所必需的有效探究得以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