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描述性理论的关系

有不少来自不同理论观点的学者同意我们用第一型与组织化的第一型模式所描述的人类现象的这种经验本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与组织行为科学的权威学者们所建构的论述均与我们对第一型世界的描述相吻合，而我们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在于：（1）我们辨识出隐藏在人们行动之中的生成机制与因果机制，（2）我们的注意力指向（通过改造人们的人际行为世界）改变既存世界的可能性。

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流行的一个主题就是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历程（Nisbett and Ross，1980；Einhorn and Hogarth，1981）。这类研究大多关注社会认知中的表面错误及偏见。人们不但容易犯推理性的错误，而且也倾向于按照导致错误继续存在的方式进行推理。研究者依先前研究所形成的意见来解释新的资料，而对不支持自己假设的数据则忽略或错误地加以解释。人们诱导数据以吻合他们的观点，并且对依据低效度的结果而作的推理表达了极大信心。他们易于把其他人的行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归咎于倾向性特质（dispositional traits）。

这些发现和我们在个体行为世界中所见到的第一型使用理论是一致的。这些研究者认为他们自己的观点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而不公开进行检查。他们可以依据十分有限的资料来论断别人的行为，但以诱导的方式援引资料来解释，并对自己的假设加以肯定；而这时他们却丝毫觉察不到自己对生产这些资料所应负的责任。

研究日常生活人际互动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戈夫曼（Goffman，1995）曾假设人们处理自我在日常互动中所呈现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对情境的定义，而控制他人将如何反应。当发生干扰或中断这一情境定义的事件时，人们的互动就被打断，这时参与的双方常感到困惑、尴尬、羞耻或恼怒。因此成员会通力合作以避免这种干扰。戈夫曼说：“他的言行举止彬彬有礼，礼节到位。他小心谨慎；不谈及与别人宣称的观点或多或少相矛盾或令他们尴尬的事情。他们措辞委婉，甚至谎话连篇。为了保留别人的面子，他的回应总是特别的暧昧模糊，哪怕这会伤害到彼此的利益。”（Goffman，1967，pp.16-17）

在我们的语言中，这些都是单方面对自我及他人进行保护的第一型策略。这些行动方式强化了人们在日常推理中自我欺骗、重蹈覆辙的特点。隐瞒危险或尴尬的事实，确实降低了人们双路径学习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在组织行为的领域中，我们所关心的主题早在1963年便被西尔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1963）讨论过。西尔特和马奇将组织描绘成联盟小团体之间进行冲突与讨价还价的场域。不同的团体对秩序与组织的目标偏好不同，它们之间以冲突及谈判妥协的形式进行着政治的运作。组织的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不同的团体在组织中通过政治的运作依次达成他们所偏爱的目标，而组织的宗旨却常常十分远大且不易操作，因为“非操作性的、伟大的宗旨是不会和任何次团体的目标相冲突的”（Cyert and March，1963，p.32）。因此，组织才得以满足其不同的次团体。

图3.2　组织化第一型使用理论受限制的学习系统

资料来源：Argyris，1982.

在我们的观点中，这正是对在组织化的第一型世界里所发生事情的准确描述。组织的使用理论不是相一致的，其中充满着输—赢的色彩。团体在组织中学会了保护自己，学会了与其他团体结盟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掌控或扭曲那些可能伤害到自己的信息。这些都是一个有限学习系统的策略性特征。在组织化的第一型世界中，这些做法都是理性的、可接受的，但它们却限制了组织发现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