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实验

第三节　这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实验

实验的第一个目的是去引起个体以一个预期的态度去行动，或者是选择不这样做。按照这样的观点，刚才所描述的事件就可以说是一个实验了，因为指导者行动的方式是他预测这样做会帮助个体降低服从性，或者允许他们选择不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实验的第二个目的是制造能在实验情境之外仍旧有效的实证性概化（empirical generalization）。这个策略是为了形成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被否证的话，实证性概化就可以成立了。这个实验的假设或许可以这样形成：在第二型条件之下，是有可能降低个体“不加质疑地服从”的自动反应倾向（第一型行动策略），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在研究所课堂团体之内，他们的秩序与主导的感觉至少没受到伤害，并且有可能获得增强。

如果这个假设要得以成立，我们至少要能建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显示出参与者（实验中的受试者）的确是对指导者带着服从而行动的，可是这样的服从并不是指导者所要求的。我们想，前面的录音转录稿显示参与者确实是这样行动的，而其中许多人也承认自己是这样做的。此外，有些人不仅承认自己是服从地行动，也表示指导者至少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部分责任的看法。

指导者探索了自己的行动引发参与者被动性的可能性，因为实验性操控（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要求他不去诱导参与者的服从。而在批判性探究之后，团体达成了他们该为自己的服从行动负责的结论。

第二个条件说明指导者的行动要与第二型特征一致。在这个例子中，需要指导者去对质并探究服从反应，当通过他的行动去探究这个可能性时，他可能在大家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催化了成员朝向第二型的方向行动着。

第三个条件是看参与者的服从反应是否被减少了，同时并没有减少团体的秩序与主控感。这项任务使整个实验比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更复杂与困难。在大多数的实验中，是假设被试有技巧能做出实验所需的反应。例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依靠被试能够了解命令，观察受苦的个体，并能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决定：电击或者不电击。大多数成人显然具有这些技巧，而米尔格拉姆也视之为理所当然。实验通常并不会设计成要被试去使用他们所没有的技巧。

在我们的降低服从性的实验中，却是相反的情形。参与者已熟悉于制造而不是降低服从性。如果实验性操控（创造第二型的条件）是要去成功地降低服从性，参与者需要获得他们所没有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察觉他们对服从的自动化行动，以及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行动技巧，例如以一种可以确保个人责任和团体持续自我管理的方式来当面质疑权威。

再进一步说，一方面参与者对他们的自动化行动变得有觉察力，一方面却缺乏创造一个他们所看重的具有第二型价值观的行为世界所需要的技巧。这一点对参与者而言，是具有威胁感的。这意味着在我们实验中的参与者也必须察觉当他们受到威胁时是会自我防御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参与者已具备降低服从性的技巧。他们需要协助才能学习到这些技巧，并且要去创造一个可以增强这些技巧的系统性文化（systemic culture）。

评估这些要求达成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我们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证明。

第一，我们可以分析录音转录稿，来评估指导者与第二型行动相一致的程度，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探索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当指导者试图评估学生对自身服从反应的无觉察时，分析学生对指导者的最初反应是有可能的。此外，当学生越来越察觉自己的服从反应，且试图减少服从行为时，他们的防御性也是有可能被评估的。

第三，采用整个实验进展期间的互动来解释某些学生最后是如何走向减少他们的绝对服从的，以及团体对服从的规范是如何发生转变的，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想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在研究所未来的课程中继续这种分析，因为还会有其他机会来检验个体到底学到了什么。“不加质疑地服从”不太可能会在一堂课中便发生显著的减少。为了评估这些发现的外在效度，我们可以扩展这些研究。例如，观察学生在其他学期面对权威的方式，或者观察学生在其他学期以指导者的角色（或身份）尝试帮助其他人减少不加质疑服从的倾向时的表现。

在这个条件中潜藏着另一个要求，即要证明：在服从行为减少的同时，有利于有序社会、有利于自治以及有利于双路径学习的团体规范也得到了维持，所以不会发生米尔格拉姆预测的团体社会结构的瓦解。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种方法来确认实验是否符合这一要求。第一，我们可以访问参与者，从访谈中获取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为了维持他们的团体过程、由他们创造的管理品质以及发生的双路径学习的数量与质量，参与者是如何行动的。如果有录音，便能轻松获得这些方面的信息资料，本实验即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方便，也可以加上观察者的资料，但我们发现对观察者的工作技能的要求没有对参与者的那么高，因为后者的能力必须依靠实验的结果。第三，这些资料的来源是参与者本身。他们最关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以及每一个解答是如何导致这些问题的。例如，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重听并分析录音的内容。他们可以提交自己的分析供其他人验证。他们可能会特别小心地去发展有效资料，因为这样的资料决定了他们的学习程度；决定了他们必须克服哪些困难，才能获得他们寻求的技能；也决定了需要哪种团体文化，才能使这个团体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简而言之，学习所需要的资料，必须与回答我们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关于实验的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资料一致。

在考虑实验的内在效度时，还要提及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被动性与无条件服从有可能是学生伪装的行动吗？这看来是极度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正在设法学习克服这种行为。而且，他们最初的防御性反应显示他们是认真的。此外，一些人学得比其他人快，然后会帮助其他人学习的事实也表明，他们不太可能提前合谋设计这种被动性实验。后续实验的反应也支持这样的推论。第二，我们怎么知道没有第二型的介入（指导者的实验性操作），改变就不会发生？正如其他研究显示的（Argyris，1982），个人不能制造出与第二型一致的行动，即使他们了解这个模式，想要按与它一致的方式行动，即便他观察过几个团体的实践尝试，并且自己也尝试过几次，也还是无法靠个人之力习得符合第二型特点的行为。因为学习第二型需要在有督导的环境中练习与实践。

（审校/崔玉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