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理论和使用理论间的矛盾
希思评论道：教师在反映自己实践的过程中，“证实了自己的确有一些行为模式，有时是和他们的理想与原则相反，或者，至少是不在预期内的”（Heath，1982，p.126）。能有这些洞察并且对这些洞察产生一些反映，是行动科学核心的部分，因为这正是造成改变的前几个步骤。举例来说，希思发现少数老师有一些直觉，认为他们之所以无法教导黑人学生学习，是因为学生在家的学习规则和在校的互动模式不同。然而，这些教师却无力寻找足以支持他们暂时性诊断结果的资料。希思解释道：“一些老师对此矛盾的现象有一些察觉，但是他们觉得既然他们不知道黑人社区中如何教孩子学语言，也不知道如何使这些孩子运用语言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根据可以重新思考黑人儿童的语言社会化过程。这些教师可能只会假设他们教这些小孩学语言与认知技能的方式，是与他们教自己的孩子一样。”（Heath，1982，p.114）
希思帮助教师走出他们两难困境的方式是：帮助他们学习成为观察自己与他人的观察者。如此，当他们变得可以胜任民族志的研究时，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发觉与寻求那些需要支持自己诊断的资料。然而，虽然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但是也不足以改变现况。对老师来说，还需要询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我要继续用我不相信的理论（黑人儿童学习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和白人儿童一样）来行动？”“是什么阻止我去测试我对黑人小孩学习语言过程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什么我不去请这个社区的人帮我看看我犯了什么错误？”
一旦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究，它们就可以促使人们去讨论当教师们的能力达到什么程度时，他们才会认为自己能够讨论这些问题，同时也能在黑人社区讨论这些问题。如此一来，便可以生成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又可以帮助教师去反映他们是如何处理棘手问题的（如对学生的歧视、对自己教学的挫折感）。如果这些讨论真的在他们当中发生了，那便是他们没有在研究报告中写出来，也没有把它们看作介入的核心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改变是存在的，这两个改变可以催化他们拓展自己人际关系反映的双路径学习。
第一个特征是强调参与研究的教师需要进行公开讨论。当他们开始去反映不同社区使用的语言规则时，这些教师就能够将他们的反映具体化，对学生也较实用。这样一来，在班上讨论不同语言规则的情形，就可能经常会发生：“老师和学生开始公开地讨论，学校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讨论有关自己的事的地方。对有些学生来说，一想到要在学校公开谈论自己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一旦形成了这个习惯，将会使他们在学校的活动更加成功，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使他们觉得讨论家里的事是具有威胁性的。”（Heath，1982，p.125）
检视行为背后隐含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在组织中的学习与判断，这是改变现况很重要的一步。同时，对那些想要改变现况的介入而言，需要加强使用反映与讨论：必须经过反映讨论，第一型关系（第一型关系的特色是“只赢不输”的心态和单向控制的策略）的稳固程度才可能改变。
教师可能会问年龄较大的学生是否意识到不同语言的差别，如果知道，又是什么让他们保持沉默。通过这种方式，老师们可以了解他们所做的为何会导致学生的沉默。在这个部分，学生可能必须检查自己对于教师是否愿意倾听与改变的假设。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必须去检查自己对于权力的假设是什么，以及想一想他们相信老师（有权力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https://www.daowen.com)
希思介入的第二个特征是教师们在资料搜集与改变效果中的作用很重要但不够充分。在她担任大学教授的角色里，希思能够教导老师如何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所以，改变非常依赖每位老师的发现以及她如何决定使用她的发现。老师是自行决定在班上应该有多少改变发生的教育者。所以，希思创造了一个使老师产生了高度内在认同的情境。
KEEP和希思的介入，帮助我们颠覆却克顿社区儿童以及夏威夷原住民儿童的学习现况。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有意义的贡献，可以有效地减少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不公平，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希思的例子中可见到，教室改革最终以希思的离开、高度严格的州政府和联邦的教育要求的出现而结束。）
这些在夏威夷和阿帕拉契亚介入方案的改变结果，对学生学习阅读、写字是相当重要的。在希思介入的例子中，老师还学习到社区文化的差异。但是有关学业失败的问题，对学校实践工作者、学生来说仍呈现一种困难而又具有威胁性的情形，虽然对老师和学生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不同。对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挑战是：需要学习如何应对这些具有威胁性的问题，这些应对方式是透过建立一种自我纠正、自我反映的系统来帮助自己面对问题，这些群体很可能面临高度的经费制约、有意或无意的种族主义以及破坏主义，而他们的工作量都已超负荷了。然而，我们相信：行动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有了直接合作之后，将带来一些改变。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说明要实现这一任务，所需学习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在本章，我们尝试仔细审视了对学业失败起因的三种民族志描述的性质，并调查了这些描述的特征可能会怎样阻止他们有效地改变现况。我们也查看了两项应用民族志研究，并且考察了这两项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教育实践者将自己投入双路径学习的方式中。在下一章，我们将更加仔细地考察在试图生产能够促进人们改变现况的知识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可能会面临哪些限制，尤其关注那些来自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科学界的限制。
（审校/刘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