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的参考框架

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者在行动科学的研讨会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们必须能够设计自己的实验，必须能够与其他人一起回顾和反映他们的所见所闻，并且还要能支持对所发现的困惑和意外进行探究的过程。然而，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障碍并不是行动科学独有的；它们同样也会影响更传统的研究。正如坎贝尔和斯坦利（Campbell and Stanley，1963）所言：“对于那些通常怀有强烈动机的研究者而言，无法证明自己钟爱的假设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实验者所遵循的学习定律会导致他把这种痛苦与实验过程（experimental process）本身联系起来，然而，更确切地说，虽然这比‘真正的’挫折之源更为生动、更为直接，但其实它是一个不适当的理论。（既然）对科学中错误的反应比正确的反应更为常见，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大部分的实验都会令人失望。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预防那些年轻的实验者对抗这种效应。”（Campbell and Stanley，1963，p.3）

坎贝尔和斯坦利继续建议：作为实验者，我们应该放低眼光——也就是说，拓宽我们的时间视角（time perspective），停止在解决对立理论（opposing theories）问题的过程中期待能收获明确而清晰的结果，而应该期待一种混合的结果，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誓言中“学生知识贫乏的含义扩展至包括实验结果的贫乏”（Campbell and Stanley，1963，p.2）。我们已经尝试阐明“用某种方式”来打消在面临实验失败时的防御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可以被称为“放低眼光”，因为它养成了对混合结果的期待、对歧义和悖论的认知、对假设失败的预期（即便这些假设有多么令人不舍），等等。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也正是科学经验之所以变得丰富的原因。一个意想不到的失败假设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烦恼，取决于研究者看待它的方式。混合结果所呈现出来的困惑可能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的晚年都在深入钻研和尝试调和量子物理学和牛顿物理学之间的矛盾。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看作实践方式，而导致我们看不到这些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一些会促成这些反应的结构限制与专业限制。专业规范已经变成了“通过证明你的预感来发展”。但是，在这些限制之中，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我们可以不考虑意料之外的失败，或者把它看作一个违反直觉、但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我们可能会对相互冲突的理论越来越生气、越来越失去耐心，也可能会对总是无法达成一个前后一致的范式而感到绝望。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些冲突看作通往社会世界本质的线索，并因此把它们看作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自我标识和保护专业领域的战场。我们相信，这种实验立场不仅对行动科学，而且对所有研究都是可能且必需的。(https://www.daowen.com)

如果上述所言为真，那么，最好的嫁接可能就在于发展出一种针对实验的反映性路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介入者在参与者尝试实验时采取这样的立场。尽管第十一章提到过参与者自身的一些能力限制会阻碍他们，但是，一旦独立之后，参与者就必须能够主动地采取这种立场。接下来，本章将依次介绍三个框定实验，研究者设计它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一个重新再框定的过程，即重新框定实验的意义，以及在面对失败、歧义和相互冲突的结果时应该尝试着做些什么。每一个框定实验都揭露了参与者的推论和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共同构成了参与者看待实验及其结果的方式；每一个框定实验都把明显难以理解的现象设计成动作；并且每一个实验都以前一个实验为基础，同时又激发出新的行动，然后这个新行动反过来又揭示了新的悖论。我们会按照这些实验的发展顺序来讲述它们的故事。我们打算通过这些故事来描述行动科学者和参与者是如何开展实验以及如何在行动中进行反映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又让参与者有机会去重新协商或者重新框定参与反映性实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