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二：生成丰富的描述

第一阶段的结果是：介入者打开了一个针对退缩行为的反映过程。但是，它仍然无法保证这个团体最后会对引发退缩行为的条件进行充分完整的描述。这种充分而完整的描述要求参与者和介入者共同重建参与者是如何理解和体验令他们退缩的情境的：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选择的资料）、他们如何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从这些有关自己与他人的资料中得到的推论）、他们在理解这个情境的同时对它的感受如何（他们的情感体验），以及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和他们觉得不能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当个体解释自己的行动原因时，通常很难直接提出这些资料（Nisbett and Wilson，1977；Scott and Lyman，1968）。相反，正如以下引文所解释的，参与者常常会用高度推论性的分类来描述他们的体验，从而用似是而非的理论和隐喻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参与者都是以感受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些推论的想法，但是，它们包括了从隐喻到有关自己与他人的因果归因，再到偶发的情感表达的全部范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资料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使参与者能够弄懂自己的体验，而且它们可以发挥线索的作用，直接引导我们去探究参与者是如何建构一个令他们产生退缩行为的情境的。但是，仅仅依靠它们是不够的。这些隐喻的意义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取许多预料之外的意义：“处在困境之中”的意思是“对错误感到焦虑”，还是“对毫无根据的详细审查感到愤愤不平”，或者两者皆是？同样，有关自己与他人的归因也让我们左右为难，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得出了这样的归因，也不知道这些归因是否准确：介入者是否攻击了行动者？行动者是否夸大了介入者的行动？抑或两者皆有？这些描述引起了这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行动的探究过程又至关重要。不同的回答显然会对未来的行动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介入者应该改变他的行动吗？参与者应该改变他们提出推论、保持推论的方式吗？或者介入者和参与者是否应该一起做一些事？(https://www.daowen.com)

按照现有的情况，团体成员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足够的资料继续采取下一步。他们需要发展另一组额外资料。他们需要重新建构发生了什么，也要重新建构他们对所发生事件的想法与感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出如何超越妨碍学习的反应并推进探究的方法。

这意味着介入者必须从之前引用过的描述中挖掘出这些资料，并且开始采用一种能引发更多的反映性移动的方式来组织这些资料。在这个阶段中，这种过程首先探究了用做说明的描述，它们会对情境、对参与者对情境的体验提供丰富的说明。因此，介入者要求一位参与者——“这份录音中的什么内容让你认为我是在攻击？”——去探究他的责任，并且还要求对方提供资料来检验“他的行动已经构成了一项攻击”的看法。同样，他询问了提出“大吃一惊”说法的参与者，在那一刻他正是怎么思考与怎样感受的，并以隐喻的方式来支持他的推论。

一旦这些资料开始出现，介入者便开始设法去发现参与者的推论和体验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分享的。于是，他不仅会问“处在困境之中”是什么意义，而且也会问其他人是否有相同的感受，如果有，那么，它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当介入者发现有一位参与者感觉自己被介入者的行动羞辱时，他马上查问他是否也对其他人造成了相同的影响。这种询问不仅可以厘清意义，而且可以发现在采用其他方法时可能会忽视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这些资料一旦生成，介入者就可以从个体层面扩展到团体层面，并创建出一个足以体现团体参与者集体经验的拼图。再者，当他采取这些步骤时，他也和参与者一起检验了他所发现的联系与模式是否正确。因此，这个拼图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公开的协作过程——介入者在前进的过程中说出他的反映，并由参与者来填补介入者的认知不足。

为了保持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并且不会激发防御性反应，介入者继续采取先前描述过的自揭弱点的立场。他通过不断地探究自己的影响和承认自己的错误，坚持表示他愿意对所发生的事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举例来说，一位参与者与介入者当面对质，他认为介入者的言论具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介入者同意地说：“对极了。这是性别歧视，我为此道歉，因为我认为你是正确的。”这些反映也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因为参与者逐渐了解介入者并不只是在设法抓参与者的小辫子。相反，他表示，如果团体想继续往前发展，他可能就是那个需要做出改变的人。与图9.1所描述的以保护为取向的信任与安全的观念（参见第九章）不同，介入者在创造信任与安全时所采用的办法，并非是将负面因素最小化并强调正面因素，而是证明自己愿意对正确性与学习承担相应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