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二：启动一个探索过程
接下来的一周，介入者带着前一周的录音转录资料回到班上，这份资料给参与者提供了反映自身行动所必需的资料和距离。在阅读转录资料的过程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轻易地看到他或她的行动，而不再感觉自己被卷入当时的情绪反应中。当然，仅仅这样还不能保证个体会把转录资料用作深入探究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当参与者开始对转录资料进行反映时，葆拉打断说：“在大家开始达成共识认为那无效之前，我不是不同意。我只是不想花时间去讨论它是多么无效，因为我知道它并不是有效的。”她说她希望能集中讨论“我如何才能有不同的说法与做法”。
葆拉在这里将问题界定为“我可以怎样说得不一样”，好像这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但这个动作排除了一点：葆拉当时对团体非常失望，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快要精神崩溃了。因此，介入者重新引导团体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有些不太相同的问题上。
介入者认为，如果不考虑下面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转录资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寻找替代性方案的急切行动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他们当时有什么感觉，以及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这种感觉。于是，介入者通过框定问题，中断了这个尚未成熟的寻找替代性方案的急切行动，当然他并不是把问题框定为人们说了什么，而是框定为他们感觉到了什么。并且，他还将参与者的探究方向重新引导至这些反应，具体详见下面对话。
介入者语出惊人地提问，要使葆拉做出现有的举动，她必须要有怎样的假设。他首先问了一个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回答，就将引导葆拉进入一个她自己的推理困境：“周围这些没有进取心的人（知道）他们正在犯错吗？”如果她回答“是”，她就在冒险伤害自己的同伴，并且她还在冒险违反原有的逻辑观念——因为她说虽然按照定义，人们不可能故意犯错，但实际上错误是可以有意为之的。然而，如果她回答“不是”，她就会违背她自己对公平游戏的认识：面对那些正在犯错而不自知的人，要将自己的愤怒合理化是很困难的。葆拉试图通过拒绝存在于其问题中的前提来挣脱这个困境。她表示她没有生气，只是很受挫，而且，她的同伴虽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犯错，但是他们肯定知道自己在绕圈子。介入者没有要求葆拉解释她的观点，而是接受了她的新前提，因为它们也会步入同一个困境。如果葆拉是对的，且参与者的确知道他们自己在原地绕圈，那他们一定很无助，因为没有哪个团体会自知如此，还在一直绕圈子转个不停，除非他们没有能力停止。
发现这个困境本身便是令人震惊的。葆拉的这种反应也给了参与者一种被一棒子打死的感觉。因为参与者首先认为自己是不应该出现的错误的无辜接受者，所以当葆拉这么说时，他们的生气反应当然会随之而起。为了突破这种推理，介入者必须为参与者提供重新衡量这些反应的动力。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的，介入者解决这个问题[1]的方式是：使参与者不再接受他们以前为了使自己的反应得到认可而采用的逻辑。
结果，参与者停止了“我们的感觉其实是这种情境下的必然结果”的假设，并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他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