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绍兴八年 戊午（公元1138年）
二月，胡安国《春秋传》成书 北宋自王安石于经学中废弃《春秋》，不列学宫，历数十年间不曾恢复其书地位。作者有感于学术之空缺，于30岁时潜心着意于《春秋》，40岁始著《春秋传》。后于绍兴五年（1135）奉诏纂修《春秋传》，历三年完成。30卷。据《续资治通鉴》等史籍所记，宋高宗赞其“深得圣人之旨”，列为经筵读本。同年作者卒。其书兼采众传之说，又断以己意。书中多借经文阐述儒家纲常名教之理，提倡中央集权，突出尊王攘夷以抒发抗金护宋的民族情怀，能反映时代之需求。在论述中，采取于褒贬中见“大义”的笔法，亦具有特色。因此书能以义理说《春秋》、具有会通精神，故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诏行科举新制，以其《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明代定科举之制，渐弃经不读，惟以此《传》为主。直至清康熙年间敕撰《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尊崇胡《传》之风方逐渐止息。此则又与其时汉学崛起，理学颓衰有一定的关系。对其书历代学者毁誉参半，朱熹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此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献］ 《宋元学案》卷三四：“（胡安国）著《春秋传》进览，除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卒。……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八：“（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丙子，召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赴行在。时安国上所纂《春秋传》。翰林学士朱震乞降诏嘉奖，帝曰：‘安国明于《春秋》学，向来偶缘留程瑀而出，可召之。’……帝曰：‘……俟其来，当置之讲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递行。”同上书卷一二〇：“（高宗）绍兴八年……二月……丙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充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帛三百匹两。安国以衰老乞致仕，帝将许之，乃诏以安国解释《春秋》成书，进职加赐。翼日，诏安国进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国卒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七经部春秋类：“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另可参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〇等。
四月，胡安国卒 胡安国（1074—1138），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擢为太学博士，旋举湖南学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推行新法的新党，罢黜反对新法的元祐旧党。胡氏则倾向旧党，然仍主张革新朝政。后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其学宗程颐，曾与二程门人谢良佐、杨时、游酢交往，以求理学学统。强调知先行后说，提出要以经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发挥的孔孟之道统一思想，为传播二程理学起过重要作用。长于春秋学，作有《春秋传》，南宋初年为经筵读本，元代与《春秋》三传并行，明初定为科举考试专用书。另有《春秋通旨》等。据《宋史》本传载，其行事有操守，当时学人以为其与尹焞，堪称儒者进退合义之首者。又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及后人所编之《胡氏家传录》等。晚年创办书堂从事讲学活动，从学弟子因此形成湖湘学派，对理学的传承起到作用。朱熹为之作祠记。卒年据《宋元学案》等定。
［文献］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州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意，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安国所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宋元学案》卷三四《武夷学案序录》：“……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谥文定。……祖望谨案：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另可参见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续资治通鉴》卷九六、卷九七，《伊洛渊源录》卷四，朱熹《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朱文公文集卷七七）等。(https://www.daowen.com)
［考辨］ 关于胡氏之直接学术师承，历代有不同之说法。多数学者认为二程之后，有两个分支：杨时得之而南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李侗传于朱熹，此为一派；谢良佐得之传于胡安国，胡氏传其子胡宏，胡宏传张栻，此为又一派。胡安国与谢良佐之间是师承关系。此看法始于朱熹，明黄宗羲沿袭其说。然全祖望作《宋元学案》，则以力辟此说。他以为胡氏与谢良佐、杨时、游酢在学术上地位相当，是师友关系。据《宋史》本传来看，似可为全氏说之佐证。现存两说以供参考。
六月，朱震卒 朱震（1072—1138），政和进士。早年曾任州县地方官，后被召为太常春秋博士、经筵侍讲。与二程弟子谢良佐交往甚多。学术尤精易学，对两汉以来的易学流派及北宋以来易学的发展，都进行了探讨。曾将所著《周易集传》9卷、《周易图》3卷、《周易丛说》1卷进呈高宗。此数书被后人称为《汉上易传》。自谓其学“以《易传》（指程颐的《程氏易传》）为宗，和会雍（邵雍）载（张载）之论”。兼收象数派与义理派理论。然所录《易》图之多，开创了后代易学家大画《易》图的先例。虽无突出之创造，但能综合前人象数之成就，作出自己的阐发。又曾对汉易与北宋象数之学作出总结，具有史料介绍与理论观点提供上的价值。对清代汉学家研究汉易和图书派的演变，亦有一定影响。然因埋头于名物章句、较少表态于时事，故时人对他有“白首穷经”“以经诀事”之议论。（参见《汉上易传》附录《汉上先生履历》）卒年据《续资治通鉴》等定。
［文献］ 《宋史》卷四三五《朱震传》：“登政和进士第，仕州县以廉称。胡安国一见大器之，荐于高宗。召为司勋员外郎，震称疾不至。……上乃召之。既至，上问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学对。上说，擢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起居郎。建国公出就傅，以震为赞读，仍赐五品服。迁中书舍人兼翊善。……转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七年，震谢病丐祠，旋知礼部贡举，会疾卒。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续资治通鉴》卷一二〇：“（高宗）绍兴八年……六月……丁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兼资善堂翔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荐尹焯代为翔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帝达旦不寐。戊寅，辅臣奏事，帝惨然曰：‘杨时既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同学之人，今无存者，朕痛惜之！’……乃诏国公往奠，赐其家银、帛二百匹、两，例外官子孙一人，又命户部侍郎向子湮治其丧事。”《宋元学案》卷三七《汉上学案序录》：“绍兴七年，谢病丐祠，卒。……祖望谨案：上蔡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数之说，未尝见于上蔡之口，而汉上独详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长以洛学见用于中兴，汉上实连茹而出，顾世之传其学者稍寡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经部易类：“《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宋朱震撰。……是书题曰汉上，盖因所居以为名。前有震《进书表》，称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说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以救庄老虚无之失。……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不善作文尔。是得失互陈，先儒已有公论矣。……牧以十数为洛书，九数为河图。震此书亦用牧说，与诸儒互异。然古有河图、洛书，不云十数九数。大衍十数见于《系辞》，太乙九宫见于《乾凿度》，不云河图、洛书。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后来推演之学，楚失齐得，正亦不得深诘也。”另可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卷一一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