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二年 乙未（公元1175年）
四月，寒泉之会 四月，吕祖谦至武夷访朱熹。吕氏与朱熹相交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其间讨论过中庸、太极等问题。朱熹对吕氏之学十分欣赏，曾荐福建刘氏兄弟至其处受学，又遣长子朱塾往其席下受教，至此年三月，吕祖谦自婺州出发，经衢州谒见汪应辰。四月一日，至武夷与朱熹相会，留居此地数月。两人广泛讨论问题，同观《近思录》，在很多方面取得一致看法，并商定删节《程氏遗书》而为《程子格言》（《程子微言》）。这对他们后来各自的理学与经学发展，都产生直接影响。五月，朱熹与吕祖谦共订之《近思录》编成。两人在此前共读周敦颐、二程、张载著作时，从此四子14种书中辑出622条内容，分为14类，认为这些可作为理学思想入门的阶梯。故有人称其为袖珍版的二程理学体系。然《程子格言》一书因吕祖谦不赞成，未能与《近思录》同刊，后亡佚。此次相会体现朱熹通过同道讨论，形成思想的特征。相会日期可以朱熹《近思录序》及李方子《年谱》等为证。
［文献］ 朱熹《〈近思录〉后序》：“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谨识。”（《朱子文集》卷七五）李方子《紫阳年谱》：“淳熙二年，东莱吕公自东阳来，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与掇周子、程子、张子书关大体而切日用者，汇次成十四篇。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号《近思录》。先生尝语学者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以言为学者当自此而入也。”（见《西山读书记》卷三一）张伯行《续近思录·自序》：“自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周、程、张子书十四卷，名《近思录》，嗣是而考亭门人蔡氏有《续近思录》，勿轩熊氏有《文公要语》，琼山丘氏有《朱子学的》，梁溪高氏有《朱子节要》，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录》，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录》，虽分辑合编，条语微各不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汇订朱子之书者。”另可参见吕祖谦《入闽录》，《朱子语类》卷一〇五，《朱子文集》卷六，黄震《黄氏日钞》，《宋元学案》卷五〇《东莱学案》、卷四九《晦翁学案》，《吕东莱年谱》，《云庄刘文简公年谱》等。
［考辨］ 《近思录》为朱、吕二人共同编纂，此有朱熹、吕祖谦之序及其他文献为证。然自明清以来，人们似多将此书认作朱熹所为，如上引张伯行之说即含此意。乾隆间四库馆臣曾为吕氏正名，以为此乃“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但不少学人仍一如既往。现今学者严佐之等认为比较公允的说法是二人作用有主次之别，因只有“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才能厘定《近思录》的序次规模及其理论体系。此说有一定的道理。
五月，鹅湖之会 朱熹与吕祖谦相会之时，由吕祖谦提议并出面约请，朱、陆两人及其学派中人如陆九渊兄长陆九龄等，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鹅湖寺会晤。双方在诸多学术问题及方法论上发生分歧。如在为学方法上，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于约”，陆九渊主张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体现心学与理学思想及为学方法的不同。另外两者在“太极”定义、“理”定义等理解上亦有不同意见，陆氏有些看法，提示出朱熹思想之缺陷所在，然陆氏在论述中也有惟认直觉之心为真之不足。此会之后，两人又就各自观点通过书信进行讨论，体现出良好的学术风格。会面日期以《闽中金石志》所收朱熹等崇安题石等为据。
［文献］ 《闽中金石志》卷九记崇安五曲响石岩留题：“何叔京、朱仲晦、连卿、蔡季通、徐宋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晦翁。”陆持之编《象山先生全集·年谱》：“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岁。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公于信之鹅湖寺。伯恭盖虑朱与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其意甚善。”《陆九渊年谱》：“（陆氏弟子朱泰卿言）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先生发明之说，未可厚诬。元晦见二诗不平，似不能无我。”（见《陆九渊集》，490～491页）《吕东莱文集》卷四《与邢邦用》书一：“某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诲之益。”同上书卷五《与陈同甫书》：“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宋袁燮、傅子云《象山先生年谱》卷中：“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岁。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人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其后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朱熹《答陆子静》：“来书反复其于‘无极’、‘太极’之辨。详矣。然以熹观之，伏羲作《易》，……文王演《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大传》之‘太极’者，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无极’乃无穷之意。”（见清李绂《朱子晚年全论》卷一）明陈建《学蔀通辨·提纲》：“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学者有儒、佛异同之辨，朱子既没之后，又转为朱、陆异同之辨。此圣学显晦所由系，世道升降之大几也。”魏源《朱陆异同赞》：“青田无陆子静，建安无朱元晦，南渡以来，足踏实地，惟二公皆严观乎义利，宜其兴起百世，顽廉懦立。至于陆子祭伯恭之文，悔鹅湖之偶有妄发，徒参辰而未能酬，则更尝多而观省细，尤晚岁所造几至从容中道之地。此朱、陆二子之始小异，终大同，谁言萧寺哭奠，为告子而流涕！知两家门人记录，各有是非虚实。”（见《魏源集》上册，318～319页）另，《上饶县志》、朱熹《答张敬夫》书十八（《朱子文集》卷二三）、《陆九渊年谱》、张栻《答朱元晦》书十二（《张南轩先生文集》卷二三）、《万姓统谱》、《铅山县志》、《宋元学案》卷七七等均有对此事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考辨］ 鹅湖之会，涉及“无极”、“太极”关系，为学之方及理气关系等。相互间唱和之诗表现的分歧，也是由本体论的分歧引发的功夫论分歧。朱熹肯定知识论的进路，陆氏兄弟则持相反意见，强调人的主体性与主体的自主自由性。此会之后，朱熹较多作出自我反省，主动写信给陆九渊，谓：“某未闻道学之懿，兹幸获奉余论。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还家无便，写此少见拳拳。”后又在写给张栻等学友的信中反省自己学说之不足。（参见《朱子文集》卷三一《答张敬夫书》等）陆氏亦感自己学说有偏，于淳熙五年给朱熹的书信中有所表态。故此次相会对提高当时的理学思想体系有所帮助，然后世因程朱理学之地位提高，与之相违者被目为“异端邪说”，贬陆扬朱之说亦有出现。此实不符历史实际。
《新安志》始撰 为徽州地区的府县志书，宋罗愿撰。作者罗愿，字端良，号有斋，歙县人。乾道二年登进士第，历官赣州通判、南剑州事等。著有《尔雅翼》、《鄂州小集》等。文中称其学问该博，文章高雅，卓然有以自立。朱熹谓其“文有经纬，方回亦推重于其”。此《新安志》10卷，淳熙刻本已亡佚，后经清康熙、嘉庆、光绪年间多次翻刻，至今传布广泛。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新安地区于宋方腊起义后，原有图经散失，故“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由此推知其始撰年代。
［文献］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八《书〈新安志〉后》：“所撰《新安志》，简而有要，墩程氏（敏政）取其材作《文献志》，此志之最善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八史部地理类：“叙述简括，引证亦极典核，于先达皆书其官，别于史传，较为有体。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赅）备。……赵不悔《序》称其博物洽闻，故论载甚广。而其叙事简括不繁，又自得立言之法。愿《自序》亦自以为儒者之书，具有微旨，不同抄取记簿，皆不愧也。……然则是书精博虽未易及，至其义类取舍之间，疑有大可议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书吴郡志后》：“范氏（成大）之《吴郡志》，罗（愿）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另可参见《宋史》卷二〇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