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十六年 己酉（公元1189年）
三月，朱熹《四书集注》撰成 是书系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之注。隆兴元年（1163），其取二程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编成《论语要义》。后为便于童子习学，又作《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撰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淳熙四年（1177），又作《论孟集注或问》，疏其去取之意。未尝出示于人，然有学习和私传录本，书肆亦有私自刊行者。后作者又在原先基础上修改《论孟集注》，与成书于其后十余年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成全本，称为《四书集注》。此书被认为理学中权威性著作，祖述二程观点，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论语》是“初学成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朱子语类》卷一〇五），酌取前人注解而加己注，从理学出发，颇多发挥。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实体，提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要求“遏人欲而从天理”（《孟子集注·滕文公》）。其门人李性传言，朱熹其他著作如《语类》与《四书集注》有矛盾的，应以《集注》为准；《集注》未论及的，以《语类》为主。此书于淳熙九年在朱熹浙东提举任上初刻，称为宝婺刻本。后又经二次大修改，于淳熙十三年分别印刻于广西静江、四川成都。然朱熹对此本仍不满意，故于淳熙十五年又作修改。于次年二三月正式序定其中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自此形成定本。此定本于绍熙元年（1190）刊刻于临漳，有朱熹此年12月之后记。后又经修订，于绍熙三年（1192）由曾集印刻于南康。此为朱熹生前流传最广，亦是庆元五年反道学时当朝所严令禁毁之本子。朱熹《四书集注》晚年定本，庆元五年刻板于建阳，“四书”名称亦由此书之刊行而定。此著作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元朝、明朝的科举考试，均以此书为准，影响极其深远。南宋后有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武林沈氏尚德堂刻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明隆庆四年（1570）刻本，明万历十年（1582）刻本等，以《四部备要》本为佳（有195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现以朱熹序定《大学》、《中庸》章句时间为成书年月。
［文献］ 《大学章句序》：“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率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中庸章句序》：“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辨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旁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德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朱子语类》卷一九：“《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有一字当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闲看了。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语学者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仔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语孟集注》如秤上秤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朱熹《临漳所刊四子后》：“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于临漳郡斋。”（《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朱熹《与刘德修》书二：“其所为《大学》、《语》、《孟》主，近有为刻板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朱熹《与黄直卿》书二二：“得曾致虚（集）书，云江东漕司行下南康，毁《语》、《孟》叛，刘四哥却被学官回申不可，遂已。”（《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五经部四书类：“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不以《集注》废此书者。”另可参见《朱文公文集》中诸多书信及各版本序、跋。
朱熹《诗集传》刊刻于建安 朱熹自淳熙四年（1177）序定此书，后几经修订，于淳熙十三年（1186）十月删削成一本小书，次年刊刻于建安。后又有豫章本，或系由吴必大于淳熙十六年刊刻。两汉经学独尊《毛诗》，致使后世形成专守一说之弊，为此朱熹特写《诗序辨说》附《诗集传》后，对传统注《诗经》体系《毛序》作出辨析，附于《诗集传》后。由此建立一种新的解经体系与方法。是书释义简洁，明白易晓，每篇述其主旨，言其大意，且多有创见。作为元、明、清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文献］ 《诗集传序》：“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朱熹《诗序辨说》：“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屈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朱子文集》卷五〇《答潘文叔书》：“近亦整顿诸家之说……《诗》亦再看旧说，多所未安，见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若详考，即自有伯恭之书矣。”《朱子语类》引朱熹语曰：“《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作于汉儒，反乱《诗》本义。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编排放在前面，驱逐《序》过后面，自作一处。”“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王应麟《诗考序》：“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旨，卓然千载之上。”阎若璩《毛朱诗说》卷一：“（朱熹）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另可参考李方子《紫阳年谱》卷下，朱熹《答吕伯恭书》、《答范伯崇书》等。(https://www.daowen.com)
《南轩集》撰成 张栻撰。44卷。朱熹编定。然对张栻早年著述有所未收。又称《南轩先生文集》、《新刊南轩先生文集》等。认为在道德的涵养上要时刻保持“敬”，使内心“常切省励”，在此基础上就可“推明动静一源，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定理密察，本末该贯”（《南轩答问》）的道理。肯定封建等级制度天然合理。有淳熙时刊本，明缪补之刊本、康熙锡山华氏刊本、清道光蜀中刊本等。成书年代据朱熹序而定。
［文献］ 朱熹《张南轩文集序》：“孟子没而义理之说不明于天下，中间董相仲舒、诸葛武侯、两程先生屡发明之，而世之学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为者，鲜不游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谋人之国家，则亦曰功利焉而已尔。爰曰国家南渡以来，乃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唱明大义，以断国论；侍读南阳胡文定公诵说遗经，以开圣学。其托于空言，见于行事，虽若不同，而于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则皆有所谓千载而一辙者。若近故荆州牧张侯敬夫者，则又忠献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门人也。……则义理之间，毫厘之辨，盖有出于前贤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敬夫既没，其弟定叟裒集其故稿，得四巨编，以授予，……因复益为求访，得诸四方学者所传凡数十篇，又发吾箧，出其往还书疏，读之亦多有可传者，方将为之定著缮写，归之张氏。……于是乃复亟取前所搜辑，参伍相校，断以敬夫晚岁之意，定其书为四十四卷。……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晚尝更定，今已别行。其他往往未脱稿时学者私以传录，敬夫盖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论事及在州郡条奏民间利病，……独取其《经筵口义》一章，……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朱子文集》卷七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一集部别集类：“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辨断断不少假借。……朱子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忤。又栻学问渊源本出胡宏，而与朱子第二十八札，谓胡寅《读史管见》病败不可言。……朱子亦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嫌。足以见醇儒心术光明洞达，无一毫党同伐异之私。后人执门户之见，一字一句无不回护，殊失朱子之本意。……亦足见不以朋友之私，害是非之公矣。……然则集外诗文，皆朱子删其少作，非偶佚矣。”